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用，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很小程度上的失败。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风险，我们有可能一无所有。”3月下旬，也即比尔．盖茨在深圳发布“维纳斯计划”
之后两个星期，李开复来到中国西部古老的城市西安。
在交大演讲之后的几分钟里，又对《陕西日报》的两位记者张鹏和刘湘明说：“假如我希望搞基础研究，那我选择企业的研究机构时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第一，这个公司对基础研究到底有多大的承诺，因为基础研究需要一个很长期的成果。第二，我觉得基础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写一些论文，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上亿的人享受到你的成果。最后，我还需要一个没有产品压力的环境。
在这里不会听到‘你不要做研究了，赶快帮我们选择产品，这样我可以给你经费’这样的话。“大约就从这时起，”基础研究“这个词就悄然出现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词汇中了。当一个记者问李开复研究253院将对中国市场产生何种影响时，他回答：”对不起，这一点我不清楚。中国研究院从事的是基础研究，与市场联系不大。“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他又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我们强调的是论文，对于产品开发没有兴趣。“又过了几天，李开复就把他关于”基础研究“的种种说法集中起来，成为”开复话题“中最富启示性的部分：基础研究需要一个特殊的研究风气。
基础研究的定义就是发明一些现在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期望的研究结果是在5到10年后能成为主流。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所有今天的产品都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研究上，我们必须投入今天的基础研究，才会有明天的产品。
科研成果应该不只是一篇论文，而应该是一个机会，能够转换成产品。让上百万、上千万、上亿人使用，这才是研究人员最大的成就感。
一时间，“基础研究”这几个字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成为中国国内大小报刊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对于这个254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所谓“冰球理论”。当一个冰球运动员被问及成功的奥秘时，他说：到冰球将要到达的地方去。
你若只盯着冰球现在的位置，就将永远落在后面。
图上显示的“冰球理论”本身并不新鲜，但在中国人看来却格外触目。君不见，这些年中国那些搞“基础研究”的科研所和大学，全都为了“一杯羹”而去争当“市场弄潮儿”！企业家们在一旁看着，面带得意地微笑，但那些信奉“冰球理论”的科学家们，早就对此痛心疾首。清华大学教授黄昌宁和浙江大学教授王坚，双双离开自己的学校投奔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两个人在希格玛大厦见面之后，有一段对话：黄：鼓励学校去办公司，鼓励教师去兼职，这在国外不可想像。
王：这和军队经商的性质是一样的。把科研人员都毁了。
黄：也破坏了学校的培养人的环境。
王：这是普遍的。
255黄：把科研所划给公司。打个比方，就像“文革”
中工农兵走进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东西叫创新？我不知道创新在什么地方，还说是“把科研人员推向市场”。公司要什么，研究所就做什么，那还有基础研究吗？
王：公司对学校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给学校上交一笔钱。
黄：我们叫“上贡”。
王：人家说，基础研究对富人是保险，对穷人是赌博。可是在学校，不能这样说。因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产生人才。
黄：教授不是把目光注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而是要花很大力气争取资助，维持课题组的生存。研究的是生存，不是前沿。首先是管肚子，是饭菜票，是改善用的和住的，然后才是做什么研究。
这话不一定正确，至少有点偏激。但却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
这一年，按照统计部门的调查，我们国家用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资金，折算成美元，大约有27亿，这和微256软公司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差不多。
在一片“资金短缺”的呼声中，圈子里面真正洞悉内情的人还在发出另外一种抱怨：拿中国学校和外国学校比，中学比他们的好，大学不比他们差，研究生就不如人家了。“硕士还勉强，博士就差得太多，”黄昌宁说，“差在科研水平上。你的科研在世界范围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水平，可以说，出来的博士也是同一个水平。
但如果差了10年，你的博士怎么会比人家的好呢？总体科研水平差，培养出来的人就差，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黄昌宁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计算语言学专家，今年62岁，一副黑边眼镜，一头白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显得异常突出。人家都说计算机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但黄昌宁却是个例外。1999年春天，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立刻成为很多学校和公司追逐的对象，香港大学还给他发来了聘书，但黄昌宁最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担任自然语言小组的经理之职。在希格玛大厦，大家全都叫他”黄老师“或者”汤姆“，他也觉得自己就像眼前这些年轻人，事业的历程刚刚开始。
257但他毕竟和他们不同，他是“过来人”。他承认自己“有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他这大半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读大学的时候，饿着肚子“大跃进”。后来搞核反应堆，搞原子弹和氢弹，又在清华大学做教师。
然后是“文革”，批判自己和批判别人，思想改造和下乡劳动。到了80年代，他开始学习计算语言学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这门学问既是计算机学又是语言学，说到底也就是让计算机懂得人类的语言。虽是半路出家，他特别有兴趣。不过，他始终不能全力以赴，他说他要“花费70％的精力去跑政府跑企业跑什么基金会，求爷爷告奶奶，要经费”。眼看着那些拿到钱的人不做研究，做研究的人拿不到钱，他就生气。清华大学很多课题组，就因为没有经费解散了。有些打着政府招牌的机构，“可以永远不做课题，但却永远有钱也不会解散”。他把一肚子的气憋了几十年，一直到他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才吐出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可以只问研究不问钱：“在这里，你最担心的是本事不够大，做出来的事情不够水平。至于钱，那是不封顶的。”有人看他一脑袋白发还给外国人打工，说他“晚节不保”，“有损自尊心”。他说：“科学没有国界。”还说：“你只要看看市场上的汽车、258彩电、移动电话，就会知道让外国企业进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听到那些大骂微软是“侵略者”的声音，他就反问：“让计算机在中国人的手里变得更好用，这件事对中国人价值不是更大吗？”看到周围都是年轻人，他不是感叹自己太老了，而是感叹：“学校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无论是黄昌宁还是王坚的观点，都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事实上，很多在外企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忧国忧民之情，一点也不次于那些整天在嘴上高喊“民族精神”的人。他们一天到晚为外国人做事，这不假，但他们的工作对自己国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至少要在那些除了“大批判”就什么也不做的人之上。1999年春天，“基础研究”之风刮起来的时候，这些人特别兴奋，都说这是击中了中国科研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只可惜这“兴奋”不是来自中国自己的企业，而是来自微软。
公开的舆论怀疑微软的“基础研究”中潜藏着无限杀机。很多中国人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个年销售额好几百亿美元的公司，会干出“只花钱不赚钱”的事情来。
259方正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肖建国劝那些疑虑重重的人说：“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是从事基础研究。这与我们的研究不存在冲突。”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也试图给人们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印象。他说：“好的软件像一串项链，微软中国研究院是用中国线串外国珠子，而我们是用中国线串中国珠子。”但大多数人还是不信。张平说：“它的目标也会是非常明确的，占领未来中国市场。”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基础研究只是微软的一个幌子，它看中的只可能是中国的市场。”外国人面对中国人的这种争论，通常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一次，有不少人忍不住加入进来。
一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说：“微软从来都是一家最讲现实的公司，它所说的基础研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基础研究不会太一样。”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李开复所说的“基础研究”和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理解的“基础研究”的确不一样。不过，这是后话。
科研方向：把机器当作人，不是把人当作机器根据后来印制的时间来推测，李开复的《科研的方向》一文，应当是完成于1999年5月。几个月前，他在260北京对记者阐述同一个问题时，还只是一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他说，“微软公司投资基础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开发出新技术”，是为了“改善用户在使用计算机过程中的体验”。还说，“我们将能使计算机会看，会听，会说，会学。”现在，他把自己的想法尽量铺张开来，先是展望未来，然后就提出一连串让计算机用户头疼的问题，诸如：带宽的供不应求问题；无序信息爆炸的问题；多元操作环境的问题；用户界面的易用性问题；多媒体技术的集成问题。这些“问题”让那些外行人看了不知所云，但他接下来开列的三个“新一代”，却是任何人看了都会明白的：新一代多媒体－－首先，将研究“网上多媒体”。新一代多媒体将以因特网为中心，而因特网本身最大的问题就是带宽永远供不应求。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进行最新的网络和压缩研究。希望能将多媒体信息的索取变得更简便、快捷、经济。我们将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将无序的多媒体变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