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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到所有考官的理解和赞同：问题不在于导师是否有缺点，而是这个学生能不能自己处理不同意见，以及是否具有合作精神。有一种人虽然聪明，但眼神轻灵，心有旁骛，嘴快手慢，动辄埋怨时运不济，一有机会就在背后把老师同学同事朋友说得一钱不值。这样的人如若不能摈诸门外，那就不是引进人才，而是引进是非。至于第四个问题，你很容易说出至少10种答案，比如你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但微软并不喜欢诸如此类的回答，而是更加喜欢以如下方式处理难题的人：他首先去寻找那些熟悉这个领域的专家，寻找有关的论文。如果这难题竟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从来无人解答，那么他就要寻找相关领域中的最有权威的专家。总之他要尽量寻找捷径，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又能够超越前人，而不是从头做起。最后一136个问题是陈宏刚的得意之作，又被一些应试者带到清华大学的网站上，作为微软的经典考题广泛传播。但传播者不能洞悉的是，这个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机敏，所以应试者能在多长时间内找到答案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寻常的应试者，往往越是想要快些做出来，脑袋里面也就越是混乱。所以，即使有人事先告诉你这个诀窍，那也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
这种严格的面试程序和琢磨不定的考题目标，固然能够确保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如所期待地“优中之优”，但是它对于应试者的苛刻也实在使人为之心惊，即令对于“考官”的能力和品格，也是一场最严格的检验。
不能了解其中关节的人，总会低估这种考核的严格程度。
一位中国记者在研究了这一面试程序后，私下里同一位考官讨论他的结论。他说：“这种办法，不会遗漏那些足够优秀的人，但不够优秀的人也有可能会进来。”但那考官说他的感觉正好相反，因为少数人的否定意见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不优秀的人不容易进来，而优秀的人有时候会被漏掉”。尽管如此，这些考官面对应试者的时候依然一丝不苟，咄咄逼人，不能容忍稍有懈怠。
137每日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最多的时候10个人。从早到晚，全神贯注。应试者嘴里说出的话自然不容遗漏，即使是表情、行止和种种身体语言，也必须作为判断的根据。这些考官并非全才，所以总是碰到自己不能了解的领域。可是即便不懂也还要装作听懂，直到真的听懂。
“一天下来，人都要晕了。”沈向洋这样说。他还没有来北京赴任，即在美国通过电话面试了李江和刘文印，等到真的到了北京之后，立即感觉到谈话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消耗。另有发生在洪小文身上的一件事情为证。洪小文11月初和黄学东来到北京，刚刚走下飞机便扭伤了腰，以致不能行走。但他已经接受任务需要面试几个中国的博士。他深知找到真正优秀的人是研究院的生命线，所以不肯推辞责任。他以电话接通5个应试者，连续发问5个小时，根据应试者后来的回忆，其声音并无异样，逻辑也无一丝松懈，所以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严格的考官其实是躺在床上。实则洪小文不过是嘴上逞强，腰间伤痛不已，兀自强忍，等到终于放下电话听筒，立时大叫“好痛”。
当然面试的过程并不全是单向的问与答。应试者有138足够的时间向微软提问。大多数人都会利用这个机会更多地了解研究院。但是最为主要的还是“我来了以后干什么”和“我来了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一类的问题。
倘若是一个家在外地的人，必会询问他的户口如何落在京城。考官也会非常认真地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在微软的文化上属于一种平等的默契，没有人因为你是后来者便会歧视你。但事情除了包含平等的观念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微软的人事变动极为频繁，升迁的依据全在于一个人的能力以及是否适合，资历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一个因素。所以你现在虽是一个资深“考官”，但你对面的这个年轻的面试者，有极大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你的上级。我们国家的官员，大都不喜欢那些比他们更聪明能干的下级。一个老资格的人成为一个年轻人的部下，则会让双方都觉得别扭。但希格玛大厦里的这些人，却在心里不断询问：“谁比我更聪明。”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好老板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这一点，在微软公司多年的陈宏刚和凌小宁均有极深体会。凌小宁说：“一个经理的成功之处，就是找到比你更聪明的人。”陈宏刚说：“今日下级而明日上级的事情实在是太平常了。”当年陈进入微软时面试他的那位“考139官”，日后便成了他的下属。这两个人的年龄都比他们的老板李开复要大，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当一位记者向凌小宁询问，他为比他年轻的老板工作是什么感觉的时候，凌小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是在和人的智慧一同工作，而不是和人的年龄一同工作。”不消说，这种情形令年轻人激动。研究院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星期，面试者已经达到40人。这些学生还没有离开希格玛大厦，已经议论纷纷。蔡东风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些真正搞学问的人。”他一天前从渖阳坐火车进京的时候，一路上还抱着试探的念头，现在一出门就给妻子打电话，提出举家搬到北京的理由。张高在那个上午花了5分钟的时间解决了“烧绳子”的问题，接着就发现“这里有我喜欢的事情”。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还想着出国呢。”而现在，他在突然之间便做出决定：把出国的念头暂时放一放。陈正说：“那天我对这些从美国回来的人感觉很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正式的面试。”他在以前也曾去过其他几家公司。经历过多次面试，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面试140顶多一个小时就完了，让人感觉到草率和随意。那时候他想想都觉得奇怪：一个小时，他们怎么能看清楚我？
我又怎么能看清楚他们？现在，他望着微软研究院里那些严厉的考官，心里挺感激地想：“看来他们真的很看重我。”
聪明人的“磁场”
1998年的最后一周，寒流袭击中国北方的大部地区，南方的暖流到了江淮一线，就再也无力北上，但是求职者依然纷纷北上。向微软中国研究院提出申请的，已经超过1000人。除了那些刚刚毕业和即将在来年夏季毕业的博士硕士之外，另外一些具有工作经历的人也来了。
在研究院的内部刊物《通讯》的创刊号上，李开复为第一批加盟微软的激情满怀的中国青年写道：多少年后，当微软中国研究院出现了许多闻名世界的大学者，出现许多一流的研究成果时，我们再回过头看一看这份小小的刊物，您会知道，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看上去，李开复比他招聘来的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还要踌躇满志。他似乎认定141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将会涌现大学者。他在他的道路的起点上，就想到“再回过头看一看”。这一点，多少露出了他的华人血统的本色，也与他的老板比尔．盖茨明显不同。人人皆知比尔．盖茨讨厌回顾过去而喜欢“展望未来”。他虽然还不至像亨利．福特那样，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堆废话”，但无论谁提到“看一看后视镜”，他就会显得极不耐烦。他还对他的雇员说过：“今天我们这里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持续四五年的有价值的东西了。”然而报刊记者既不管过去也不管未来，他们只关注现在。看到大学里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希格玛大厦，他们便跳起来。《电脑生活》上刊登文章，大声质问：“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一位名叫李学凌的记者现在再次注意到李开复的那句话：“微软在想，为什么不到这些人才的源头，到中国来寻找这些人呢？”《北京经济报》为微软说了一句好话：他们正在帮助中国“防止人才外流”。
但《中国青年报》在进出希格玛大厦的那些人的脚步声中听到的是“警钟响了”。它宣布：“国内计算机企业与国外‘巨无霸’争夺人才的商战将旷日持久地展开，急需人才的民族产业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科学142院计算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赵雅玲告诉记者，在过去几年中，计算所有80多人离职出走。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谓“人才流失”。“最近3年，情况更加突出，”赵说，“要不是国家规定最低3年的服务期限，计算所人才流失将更加严重。”这话属实，问题是，在1998年年末把这些事情汇入质疑微软的浪潮中，给人的感觉是将中国的“人才流失”统统归咎于微软了。《中华工商时报》的栏目主持人程武大概是总结了这些故事，所以在他的专栏寄语中断言：外企伸手“抢”人。北大方正的王选教授也许是感觉到危机迫近，所以赶紧宣布，“要让在方正工作的年轻人能够有其钱，有其车，有其房。”联想集团公关部经理李文广，告诫那些一心向往外国企业的中国青年，在那里工作永远进不了人家的技术或者管理的“核心”，而在民族企业中，却能“有推动民族计算机产业发展的自豪感”。不过，他还是承认，“我们无法与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国外大公司抗衡。”现在，微软研究院开进希格玛大厦才20天，居然就抢了先机。
1999年2月，微软中国研究院从希格玛大厦六楼搬143进五楼。会议室的名称标牌也挂上了。办公室里设施全都就绪，一切都是崭新的，光亮耀眼。李开复已经有了第一批生力军－－还不到10个人，办公室里大部分座位还是空的，显得有些冷清，远不如六楼那样热闹，那里有吴士宏领导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和张湘辉领导的微软中国公司研发中心。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来到五楼，访问了这个名字很大人员很少的地方。
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