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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即使在广州，也少见木屐了。
屐在中国，却是比布鞋有着更早的历史，皮鞋则是海禁开通以后，由西方传入的事物了。南朝有位谢灵运，最后是在广州掉了脑袋的大诗人，生前是位浪荡公子，袭封康乐侯，性好游猎，他为了登山方便，还特地做了一种前低后高的木屐，等到下山时；倒过来，后高前低。据说，如屐平地云云。可见中国古代，脚下之物，都登木屐，大抵是不错的。
现在日本人仍在穿着的木屐，肯定是在唐代以前，由中国传到那里去的。那时候，日本人学中国的一切，和如今我们学西方的一切，那热情是很相仿佛的。不过，人家学了以后，客为主用，渐渐变成本上化的东西。但木屐在它的发源地，倒见不大到的了。和茶道的命运也差不多，在中国，除潮汕一带的功夫茶，还有一点古人饮茶的影子外，其它地方，把所有喝茶的繁文缛节都给免了，只是在一衣带水的东邻那儿，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变成纯粹的东洋文化了。
等到中国的木屐完全消失以后，将来，有一天，这也会成为日本的国粹。这实在很有一点嘲讽意味的。
人的记忆有一种奇怪的选择功能，常常只有最快乐和最悲伤的事情，才能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象。但那泛泛的，无关痛痒的经历闻见，时间久了，也就置之脑后了，或者竟忘得干干净净。
但是，记忆犹如一张旧照片，偶尔翻出来的话，虽然发黄了，褪色了，若能从模糊的影像中识别一些什么的话，说来也怪，那其实已经消失的部分，又能捕捉到一些，于是，陆陆续续地把那张记忆的破网，补缀起来。
我年轻时，头一次到广州出差，那是五十年代，傻里巴几地被主人领着上九下九，白云越秀那么一逛。至今，只有那满城的绿，和那踢里踏拉的木屐声，仍在脑海里，其它细节，几乎全部淡忘了。
木屐声声，给城市增添了一番有时匆忙，有时悠闲的韵律。
一个陌生人，到了新的地方，总是先看到什么，接着才是听到什么，这种感觉的顺序，在当时的广州，常常是颠倒过来的，先是声音，后是画面。而且粤语的滴里嘟噜，木屐的踢里踏拉，有着一种共鸣作用，让我耳目一新。这两者，应该是杂沓的，噪乱的，但居然很合拍，很和谐，实在是奇妙的感觉，尤其，街上一些小女子穿着木屐，扭动着腰肢，边走边说，娇语展声，花容笑面，那镜头是很让人神往的。
现在，当我努力回想起来，那时的这个城市，也许是最地道的一座原封不动的广州了，是一个没有变化的旧式广州。除了南下的干部外，这里很少有外来人口，一色的听不懂的广东活，和满街满巷的木屐声，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特色。
后来再会广州，那里成了胶拖的天下，失去那聒耳的木屐声，真是情致大减。特别是小巷里的石板路上，夜深人静时，若无清脆的木屐声，的的笃笃地走过，听不到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串回响，拟乎缺少了一些兴味。其实，听不惯这种踢里踏拉的声音，夜里，扰人清梦，一早，搅人懒觉，是不怎么令人宁耐的。可是多呆些时日，便觉得不拖木屐而说广东话，好像不那么对劲，那话音的声势，也顿时削弱许多。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一夜之间，木屐的踪迹全无，街巷里悄莫声儿，连买木屐的店也找不到了，实在是很遗憾的。我还记得那种上了厚厚的漆，绘上好看的花纹，前低后高，讲究造型的木展，穿在广东人所谓的X女脚下，那娉娉婷婷的样子，绝不是穿别种鞋所能走出来的绰约姿态，很有一番别处见不到的风情。以后，多次去广州，还到珠江三角洲转了个遍，也难得看到木屐和穿木屐的人。
我倒不是特别痛苦这种木屐文化的消失，只是奇怪忽而轰然而上，忽而戛然而止的国民性格。唯恐来不及地追时髦，赶浪头，又唯恐迟了半步扬弃决裂，广州的那些普通人，穿来潇洒方便的木屐，真像成语说的那样“弃之如敝屐”地扔掉了，总是有点可惜。
其实，无伤大雅的事情，完全用不着求其一律的。我们有些人，喜欢百分之百，喜欢一夜东风花竞放，喜欢大张旗鼓，喜欢雷厉风行，这有好的一面，但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事和事，地方和地方，差别总是存在着的，有点参差不齐，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那是头一次去广州，天天被拖着木屐的主人，邀去东山那熙熙攘攘的、很负盛名的茶楼，坐在那里，消磨掉一个上午。初初不甚习惯，渐渐乐在其中，慢慢也体会到穿木屐，喝早茶，聊大天，是我们这位作东的主人，看作人生一大快事的原因了。
那时的两三块钱，总有现在的好几十或者上百罢，不大的桌面上都堆得无法再堆了。在我们这些所谓早点，不过点到为止的外地人看来，这样一种大啖而特啖之的吃法，不禁目瞪口呆。在中国，唯有广东人的早茶，绝对是真刀实枪，动真格地吃和喝，也是最能体现广东人性格的地方。
据主人说，一天睁开眼来，拖着木屐，踱出门去，没有到茶馆坐坐，这一天便不甚开心了。只要坐到桌边，至吝者，也得一盅两件，几个碟子，肠粉能少嘛，马蹄糕能不要嘛，那凤爪几乎是必点的，否则，还叫什么早茶呢？我也发现，在茶楼的食客中间，招待朋友者，联络感情者，洽谈生意者，聚会晤面者，各色不一，具有一定目的性者不少。但多数人，就是为享受这种早茶感觉而来的。这种当地人对于吃早茶的重视，如同礼拜，已经进入一种宗教感情范围，也许我们外乡人不胜讶异。
后来，总是有机会到广州来，可能由于商业社会的缘故吧，那种茶楼里的平民气氛日见其淡了。价格也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口袋所能承受得起的了。而且，随着食客的非广东人成份的比例加大，茶楼为适应这些人的胃口，那些不中不西，不南不北的面点粥菜，也和传统的早茶食品，一块登场了。
那些视早茶为礼拜，早先穿木屐的食客，肯定对这种变化的早茶，要敬而远之了。
变化，是世事之常，世界上所有好的，不好不坏的，以及坏的种种变化，无不因为政权的力量，金钱的力量，和属于老百姓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所促成。广州人的早茶，会不会最后像木屐的命运一样，变得不知所云，也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广州，穿木屐，打雨伞，于微风细雨中，踏泥泞街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的情景，已不多见了。还记得喝罢茶出来，途经菜市，见识广州的主妇购菜，也很让我们这些外地人大开眼界。居然挑了半天，只买一条二指宽的鱼，而且还是半边；居然在肉案前站了好一会，才割一点点肉，一根草茎即可挽起，重量少有超过半斤者。这在北方，也就是猫食的水平罢了。
后来，终于明白，广州苦热，只有早晨凉快，所以，早茶是一天中吃得最大快朵颐的一顿。其它两顿，便用那两指宽的鱼，半斤重的肉，加上一碟蔬菜，随便对付了事。而木屐所以在广州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因为这地方的多雨和潮湿，和那路面总是泥泞积水的街巷使然。
生活的全部学问，就在具体实践之中。变，是一种必然。但变得罔顾现实存在，便难免荒谬悖误，这也是历来生出许多烦恼之所在。
最使我最念念不忘于那次广州之行者，就是在北方绝看不到的那满城的绿，这可真是最有魅力的特色了。
广州又名羊城，也叫花城。有一本文学杂志，很老牌的了，就叫《花城》，其实，广州更应该叫绿城才对。那小巷子里的路，好像从来不曾干过，下雨不下雨，永远是湿漉漉的，这大概也是广州人过去必须穿木屐的一个原因。由于这潮湿，巷子愈深，房子愈老，苔痕愈著，触目所及，无处不绿。那矮墙里探头的蕉叶，晒台上垂落的盆栽，庭院里摇摆的翠竹，屋顶瓦缝，山墙罅隙里自生自长的碧草野花，都是大块大块的淡青浓绿，满目翡翠。
过去，不知何以把深色的绿，称作“墨绿”，到广州，便晓得绿到极致，离墨便不远了，加这个“墨”字的来历，大概是这样的缘故。三十年代诗人徐志摩喜欢用的“浓得化不开”这形容词，第一次到广州的我，马上想起这句诗。这浓处化不开的绿，便是留在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了。不过，现在的广州，高楼林立，路网密布，触目所及，只有钢铁水泥和玻璃墙幕构成的浑然大物，猛看过去，和香港铜锣湾一带几无差别，与纽约，芝加哥这些大都会相比，也快赶上去了。这当然不是坏事，否则还叫什么现代化呢？但绿城不绿，实在是给怀有那一份记忆的我，不禁暗然神伤了。
在第一次到广州以前，惭愧得很，年轻而且孤陋寡闻的我，连香蕉、芭蕉也没见识过。在南京读书时，见到校园里花匠侍弄的美人蕉，便觉得其叶之肥阔，之茁壮，比北方盆栽的同类要大气得多。到了广州，那叶片比一比半层高的蕉棵，那是小巫见大巫了。站在如此庞然大物的芭蕉前，那叶之硕大无朋，真吓一跳。连叶上面爬的蜗牛，也十分雄伟，尽管广东人富态者少，女士尤娇小玲珑，但当地的蜗牛好争气，比北方蜗牛要大几十倍，有拳头那么大小。也难怪只有这样的阔大叶片，才能托得住它了。这当然是北方人的少见多怪了，当地的朋友把我笑了个够。
我还记得，只有在南国，才能懂得那支广东音乐《雨打芭蕉》，为什么旋律是热烈而又欢快的原因了。最初在异地听这支曲子时，觉得那雨也不免卖力气一点，总有不那么协和的喧闹之感，是不是大快活，太跳跃一些呢？这大概由于人们的脑海里，有着太多关于“潇湘夜雨缠绵意”，和“巴山夜雨涨秋池”的那种润物无声的预期吧？但实地一体验，那南国的豪雨，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