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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情况，改变自己的圈子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是，我们必须尽快专心于新情况，了解一切相关知识。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工作时，我经常去祥云计算机通用设备公司坐坐。那时，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许许多多行色匆匆的电脑倒爷。抽空聊几句话，便可知道，他们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化，几年前还不知道电脑是何物。但几番摔打，又凭借自己的特殊渠道，他们竟也成功地与那些博士硕士做起了现代生意，发了不小的财。他们跨出了原来的圈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即贸易环节，并很快搞清了与电脑买卖有关的一切常识。这就像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照样可以熟练操纵一架复杂的车床一样。
▲ 世界也好，中国也好，发财的不全是商人和实业家。相反，倾家荡产，关门倒闭的，除了赌徒，全是工商业主。所以，可以离开万民皆商的大潮，去寻找自己的码头，就地开源。
我们没有必要统统削尖了脑袋，钻到实业界，为商业潮推波助澜。一位技术专家完全可以从一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的专利中得到收益，或者按比例从施用厂家提取出数十万元的新技术转让费。一个撰稿人，只要写作速度不至于太慢，一年只需出版一部二十万字的书，缴纳完20％的定税，他就可以获得数万元的版税。而一位普通歌手，可以在各类迪厅和夜总会演出，或是走走穴，就像音乐王国那些灿烂的巨星一样，从无名小卒慢慢变成著名艺员，渐渐获得经验、名声、巨额财富。
今天，发达国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凡是最出色的人，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都可以作富翁。中国暂时还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但是财富不平衡的原因，却不完全归罪于制度，一半的原因在于很多有专长的人不是局限于老观念，自认清贫，就是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善于开发经济头脑。然而，他们却怒气冲天，把贫穷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制度，抱怨这个国家没有如月交给他们大把大把的工资。实际上，我们既不必埋怨制度，也不必轻视自己的专业。目前的制度已提供给我们很多致富的可能性，生活中的每一处领域又都等着我们去开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离开自己已经从学多年劳动多年的熟悉的行业，无论它怎样冷落，多么遭人歧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都可能发现新的突破口，使自己就地成功，就地改善，就地发财。
前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不畏书斋生活清苦，向一批批学生讲授现代文学史。他写的文学理论书，出版社每次只能印不到两千册。但他长年严谨治学，终于在90年代前后被邀请去东京讲学。六个月中，他给教育部挣了大量日元。那时，我为了去加拿大留学，请求孙老师为我写一封教授推荐信，孙老师一口答应下来。我去他家时，发现原来墙徒四壁的孙宅，已是焕然一新，富丽堂皇。
不得已改变自己熟悉的行当，最容易使我们变得在新环境里笨手笨脚，这对成功是一种严重损害。因而，欧里森·史威特·马登说：〃一流的拉砖夫，比起其他任何行业的二流人物，都要出色。〃有时，我们出于不得已，被迫要改换一下环境，但我们没必要非改行不可。王刚先后辞去了解放军前进歌舞团、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职务，但他并没有改行去练柔道。沈是一位青年医生，一九八五年辞去公职，自己挂牌行医，专治牛皮癣。十几年下来，他和夫人已有了数百万存款。他的经验是：〃你最熟悉的事情，就是你最容易成功的事情。〃
可是，毕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却杀进了我所在的祥云饮料公司，干上了与机器设备全无关系的生产供应业务，终因无功，被排挤到仓库去看守货物。最后，他无法忍受这种待遇，再度出走。我们的交情还可以，但我始终不明白毕何以要从广东中山的那家机械公司辞职，跑到北京来。一九八九年前后，他的薪水降到了最低点，更不用谈发财。
二十五岁之前，我们应该学到一种本领，要在来去不定的急风中，牢牢站定，对自己已在从事的事业怀有一颗热烈而不动摇的忠心。在自己的码头，寻找自己的船只。
▲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中国，一块极其特殊的大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移动电话、汽车、住宅。在这里，地位就是财产的变算单位。
我尚且天真的时候，曾经在心里觉得父亲的活法儿太亏。时至今日，他和母亲的积蓄也不过只有50000元（当然，这是养家和捐助的结果），家庭用品折算起来不过18000元。而我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便挣够了父母一辈子攒下的钱。不过，我现在不那样想了。父亲是军人，他的地位可以使他在京城拥有120平方米的住宅，仅以7000/㎡计价，总价就高达84万元。他每年身体检查和医疗花费全部由空军负担。如果他不属于那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他还可以像离任前那样使用汽车。所以这一切加合起来，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父亲为空军装备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赢得了这些变算过来的财富。
D·艾森豪威尔在给岳父尼克松的一封信里感慨说，在美国，投身政府职位，〃搞政治是一种牺牲〃，特别是对个人生活而言，政客不可能像企业家那样，得到大批财富，而其公用配置和私人所有权之间又是井水不犯河水。在那些富有的国家里，其政府人员的富裕线，通常是偏低的，可是在中国却常常相反。实际上，一个副处级以上的岗位干部，如果把国家给予她/他的方便和待遇折为金钱，她/他的生活就将比普通人好得多。他们只是在帐面上比摊贩和沿街叫卖的手艺人少几十块钱。
这是一个提示关键位置！
如果这种位置处于国有企业中，它往往更能带来直接的行动便利和激增的收益。比如我们是一个承包协议的承包方，是个厂长或者承包集团的某个成员，那么我们便可以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的政策保证下，得到基数以上的余额。当我们的各种行动花消就像差旅费一样可以在相对的职务专项基金里得以报销时，我们就不必去索要什么高薪。
那么，我们可以抱着与作买卖时同样的热诚，去努力争取获得一个关键位置，以突破贫穷。这是和作生意一样的劳动所得，只是需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气质罢了。
首先，要从作小人物时就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把自己从事的具体业务与整个工作的全局性联系在一起。假设有三个人在建筑一幢楼堂，当我们发问：〃喂，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人回答：〃垒砖头呢！〃另一个人说：〃我在砌墙。〃第三个人说：〃我在营建一座壮丽的大厦。〃我们可以断定，前者一辈子只能是泥水匠，第二个人能当建筑工程队长，第三个人很可能会成为设计师或者总裁，他有热忱和全局性的眼光。
其次，与上司保持通畅的联系，从开始就选定一个年富力强而又有升迁可能的优秀上司作为自己的导师，以求锻炼和日后的相随迁举。
再次，要保持异常冷静的头脑和沉默寡言的工作热情。无论什么时候，要清醒地知道作官意味着负责和服务，要注视客观环境的每一丝动向，而少说多干总是人们喜欢的模范性格。
最后一点是保守关于野心的秘密。多年前，田壮壮对他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说了一句戏言：〃拍给下一世纪的人看。〃这让他大吃了一回苦头。中国是一个不能弘扬壮志的环境，所以二十五岁的为官壮志，只能藏在心里，早早暴露自己对某个位置的渴望，无异于自行宣告退出角逐。
既然降生在这个有特色的国度，我们也就有着以特殊方法变算物质待遇的理由。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我们就不必非要计较自己使用的汽车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是谁的也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能在挡风玻璃上贴上〃这是我的私人汽车〃的条子。
▲ 自己同胞可怜巴巴的钱袋，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试一试看，与海外客人作笔交易，挣洋人的钱。这并不难，不仅收益很大，富佬们还不会觉得花费过高。
一九八七年盛夏，我在北京西单商场大宝化妆品零售专柜，当了两个月的售货员。每天看到那些对玻璃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啧啧叹息的中国消费者，我的心里就会感到难忍的苦痛，觉得我们的定价好高，中国人好可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确立了两个信条。第一，为了使人更像人，必须消灭贫穷，第二，永远不在自己的同胞口袋里打主意。
中国是个低价格的国家，但时而会有些在海外走红的小商品卖到极高的价格，同时国内市场反映迟钝，依旧维持低价。这种时候，内外两种异常悬殊的价格就会形成有利可图的落差。如果我们把这种产品略微抬起一些价格，买给洋人，不但没有混乱国内市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量水货不因低价出国而毁掉它的国际售价。我们又可以把抬起的那段差额抽归己有，作为自己操劳奔波的补偿。
与洋人交往中，不必拒绝小费（Tip）。施小费是文明国家的文明习惯，它是客人对侍者良好服务的奖励。如果我们不是传教士或者慈善事业的工作者，我们就不必小里小气、紧紧张张地拒绝它。这种拒绝，实际上并不能像宣传上讲的那样，受到洋人的尊敬，相反他们会认为我们像野蛮人，有一种原始的不开化的豪爽。
我们还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佣金（mission）。在成功的交易里，我们一般可以得到2…5％的佣金。如果是私人帮忙，我们还可以更主动地争取让受助者提供更高一点的报酬。和接受小费一样，洋人不会因此而讨厌我们。相反，如果我们无私帮助他们，一般的商人会认为我们没有学会尊重自己的价值和劳动，奸商会笑话我们傻。但假使我们有把握为了大鱼而放长线，那么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