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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需要明确事实，即，与社会习俗的隔膜不算是太可怕的事情。我们不必苛责自己与环境的不和谐，就像罗素在他的长书《幸福之路》中说的：
与环境失和，当然是一桩不幸，但它并不是非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遭的人们愚蠢，有偏见，或是残忍的时候，同他们失和反倒是德性的一种标记。
此外，我们知道，如果高贵而不幸的少妇维维安妮没有被迫进修道院，雪莱就不会写出《伊壁斯去亭翁》，如果威廉斯可以不是一个相当贤慧的妻子，他也不必只是写部《回忆录》，这位杰出的诗人所痛斥的那些社会积习，对于他的事业，是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所谓〃困难创造解决困难的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7
发表日期：2004年7月1日
海外生活总带着乡愁
区别于严复、孙中山、秋瑾的一代，蒋介石、李四光、周恩来、邓小平的一代，华罗庚和钱学森的一代，以及叶选平、李鹏、李铁映的一代，七十年代直至今天的赴洋者被称为“第五代留学生”。区别于世纪初俄国人往之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往之美国，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又被看作是“第三次大流亡”的主体。有人说：“有路便有丰田车，比比皆是中国人。”许多人已在漂泊，另一些人急待出发。《美洲华侨日报》描述了这些出走的中国人：“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
有很长一段时间，出国者与其说是为了逃离铁板一块的生活，追求自由和更高的学位，或者多多地“扒分”，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放逐”。无论登上座机时是多么的如愿以偿，但当他们走下飞机，特别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异域生活，他们就会感到某种流亡的孤苦情绪，就会知道在一个没有屏弃国界意识的世界里，失去了祖国和原有的社会地位，即便多赚了些钱，也无法寻见想象中的天堂。学位并不新鲜，汽车只是代步工具，房子依旧买不起，大家躲在别人的屋檐下，从昔日粗糙窒息的生活，逃到了另一种全新的困扰之中。关于他们在海外多么风光的传说，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那不是真的。但关于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凶险，也仍然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那也不是真的。
他们在别人的美丽富裕的国家里，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空气，但也承受着无边无际的孤独，无言而垂泪地回望着东方。他们大都订阅华人报纸，而且人手一份，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这边的一切有着一颗放不下的心肠。可想而知，这块土地上又是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问题，以致于他们夜夜思归不敢归，甘愿忍受自我放逐。
冰心在《往事（二）》中写道：“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
谭轩在《故乡的云》写下：“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的路是那么漫长。”
张慈在《继续漂泊》说：“土地和语言！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讲自己的语言，是一种残酷的惩罚。”
阿忆也在《爱你五百里》中写道：“人们泪如雨下，却头也不回。”
无论出国大潮与我们是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瓜葛，或者根本与我们无缘，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的确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们的意识中，它朦朦胧胧地触及祖国、生活状况、劳动尊严等等问题。
首先是爱国主义。世界华人都热爱故土是个极清晰不过的事实，就像梁启超在流亡海外时所说的：“衣冠虽异，肝胆不移。”当他们刚刚看到这块土地上有一点点转机时，他们便会像美国人去阿拉斯加，日本人去北海道一样，怀着拓垦的决心，不顾一切地回到祖国。这一点在历史上几经得到证实。他们期待着变革。他们所惧怕的不是洪荒和艰苦，而是使洪荒和艰苦不能得以改变的约束力。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滞留不归似乎与爱国心相抵触，而且无可否认，大批出走的人多少是与国家有对立情绪的，似乎是对爱国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不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必介意他们一直在奢谈国际主义、世界公民、地球村，但也不必对爱国主义深信不疑，这个概念一直是功过参半的，它使美利坚成了独立富饶的联邦，却使德意志走进过深渊。此外，在政治学上，祖国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祖国是永恒的，而政府是暂时的，当爱国心指引我们爱自己的土地和民族，它就格外高洁，当它要求我们去讴歌某一个政府，爱国主义就因为阻止我们挑毛病而埋下可怕的恶果。
其次是生活理想。一个接受过启蒙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再过启蒙之前的生活，习惯了畅所欲言的人再也不会重新接受逢人只说三分话的环境。一个每天洗澡如同每天洗脸一样的人，已经很难适应在简易房屋里居住。在空气清新的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到一个尘土飞扬、痰迹斑斑的污染区，他的神经就不会轻松。一个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人，在只允许一种生活模式的社区中，将会感到暴躁郁愤。对于那些渴望前一种生活，甚至已经在过着前一种生活的人，让他们回到后一种生活中去，无疑是一种折磨。假如，我们认为后一种生活可以净化灵魂，并且执著于让每一个人净化一番，接受这种折磨，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不仅是外边最优秀的人不能回来，而且是里边最优秀的人也将大批走光。
最后是工作环境问题。五十年代，华罗庚曾在世界应用数学界，被尊为“十大”，但他回国后，由于长期囿于闭塞的环境，一切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尽管他在国内学术界还是首屈一指，但在国际上他和他的国家已经排不上名次了。就他的个人素质而言，假设他能留在海外，他依旧会是个主领风骚的大家。如果其他归来的人也同此命运，那样无论是对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一个灾难。八十年代，陈省身进入应用数学界的“十大”，他曾是华罗庚的学生，但在科学面前，陈省身没有给老师留面子，也没有给中国的人才环境留面子，他说：“中国的应用数学等于零。”
我们缺乏的，是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为人才开道！”
如果我们不打算在这个年龄汇入出国大潮，那么知道这些也就足够了。如果也出去看看，那我们便需要看看下面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苏格拉底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遵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我没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
如果我们的想法长期不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我们对逐步地改变这种局面不抱什么幻想，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苏格拉底的前一种方法，换到一个自认为可能被接纳的环境。这样，对我们发挥个人才能，对国家的安定，都有好处。春秋战国时代，如果一个士大夫闲居三月，自己的主张不被国君采纳，他们便不会长久地住在这个国家，他会驱车行路，周游列国，寻找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或许，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发现一个能使自己感到惬意的地方。即使一切有悖于我们行路前的初衷，但在这个尝试性的岁月里，我们有用之不竭的时间、体力、精力。即使由于依旧无处容身最终还是会回来，但那时我们以不是空手而回。只是，我们应该提前预测一下，我们的收获与为之付出的代价之间，成不成比例。
如果我们已决意要走，或尚在犹豫，那么不妨找一个知情人，咨询一下。我们会发现，在手续上，从办理护照到申请签证，都要比我们原先想象得简单。而我们最该关心的首先不是护照和签证问题，而是——
第一：“我们的语言过关吗？” 到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语言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和成功的可能性。没有语言，我们将丧失乐趣、认知、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失去获得高薪职业的可能。没有语言，无异于残疾青年。如果我们在语言方面很愚钝，那么不妨暂且打消计划。
第二：“有一定的硬通货币以维持最初一段时间的生活吗？” 如果没有，那么推迟一下计划，筹足这些钱再作打算。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没有钱也能勉强地活下去。如果是在海外，特别在自己尚且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时，那种日子是无头无绪的，没有钱也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第三：“出去能使自己的未来变得更好吗？” 如果肯定不能，不如推翻出走的设想。如果我们没有申请到全额或半额奖学金，我们的生活将陷于维持生计的忙碌之中，除了一张文凭之外，身无它物。如果这张文凭不能保证我们找到较好的职业，我们还得回来，但是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体力，远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只弄回一纸空文，回来后却又过着与出走前并无异处的生活，这值得吗？尽管我们得到了更高的学历，但我们却也因此失去了在中国晋升职位所必备的时间资历。对于没有可能赚到大钱的人来说，地位的设计比赚些小钱要重要。小钱改变不了太多的生活。
我们这代人可以有两种人生设计：其一，是去一个没有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