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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当年有幸相识？如今又再度邂逅？大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能编织出怎样的人际关系网，全凭一个缘字啊！
“文革”期间，我是因为背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又不甘心寂寞才参加宣传队的。在我印象中，“鹰击长空”就像一个铁打的营盘，队员们像流水的兵，在它存在的两年中，始终保持着一支三十至四十人的队伍，成员大的二十上下，小的十四五岁，全是在校中学生，后来被称做老三届的那一茬人。
当年，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的不同性别、不同秉性的少年，在队里朝夕相处，尽管许多人家被抄、父母被关押，但我们咽下痛苦和烦恼，每日排练、演出，闲时打闹嬉戏，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互赐外号；拉手风琴的郑国安被称为“兔子”，这本与我无干，却一直代她受过。附近的小孩不知为何认我为“兔”，每当宣传队外出，一群小人儿便冲我大喊：“小白兔，咧咧咧，前边打鼓是你爹……”。我蒙冤受屈倒也罢了，带累老爹不明不白遭株连，真兔子倒逍遥法外，令我耿耿于怀。这件“冤”案后来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我插队多年后，一次回北京，偶尔路过宣传队驻地西城少年科技站，被两个小伙子认出，交头接耳议论：“这不是小白兔吗？“鹰击长空”的！”难为他们已经长得人高马大，竟还记得我。
林东外号“猪头”，虽说不雅，但他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大伙儿盛情赠予，也就笑纳了。而我则小肚鸡肠，对蔑称坚决抵制。这里又有一桩“冤案”。老大哥刘百操由于练过击剑，腿脚敏捷号称“鸡腿儿”，兼名“土鳖”。一次开玩笑，被他设了一个套装进去，不留神得名“小土”，此乃刘兄智慧，也该着我搬起石头砸自家脚。
宣传队几十名队员，从初一到高三都有，皆是各校文艺精英，几乎人人都有绝活儿，课余时间大多在少年宫或者少年体校操练过，总体趋势阳胜阴衰。最有趣的是队干部们每人一段号谱，叫谁就吹谁的谱，招之即来，绝对高效的通讯手段。鼎盛时期，另有一支游击军加盟，两路人马会师，实力大增，不久又被“首都中学红代会”招安，那段时间新节目层出不穷，演出频繁；使得“鹰击长空”声名鹊起，很是辉煌了些日子。
我的鹰击长空（2）
我进队大约在1967年春天，一次我跟同学高建华、赵淑琴到科技站去玩，对宣传队一见钟情，经二人引荐加盟。不久她俩不知何故淡出，我因喜欢那种张弛无序，半军事化半散漫的生活，便独自留下。其实我并不会，也不喜欢表演，只是练过体操，能翻高而飘的跟头，很能唬人，虽然我在队里大有滥竽之嫌，人缘却混得不错。
“鹰击长空”是我的学校。在我以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失学后，无时无刻不从王明、王仪宁和刘百操等令我景仰和羡慕的高中生身上，学习、模仿和汲取文华营养。那段不长的岁月，胜读书十年，使我获益终生。
热爱音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们拥有一支出色的乐队，节目大多自己编写，曲子自己作，器乐自己配。最引人注目的是赵蓓、张建生和范汝幸三把小提琴，看他们犹如金童玉女，听那乐声悠扬，令我如痴如醉，由此迷上西方古典音乐，经常为了寻找一张喜爱的唱片煞费苦心，还蛮练过多日小提琴但终不得窍。想不到的是，多年后女儿为我圆梦，考入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小提琴，使音乐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永恒。
热爱文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虽然我小学时就喜欢吞读各种文字，热衷于涂抹，但比起高中队友便小巫见大巫了。受他们影响，到处搜寻“禁书”和名著，常常在枕上读到深夜。有空就听他们高谈阔论，私下里练习写作，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填词谱曲，最终怕被笑话，没敢拿出来。最初的创作尝试，无疑为我后来获得生存技能奠定了基础。
胡思乱想的习惯也是那时候养成的。我就读的学校男女生分班，交际范围有限，而宣传队人才济济，经常与比我年长的高中生、特别是与异性交往，满足了青春期身心躁动的需要，锻炼了理性思维能力，也增长了知识，丰富了人生经历。那段时间，我还写了大量颇具少年激情的笔记，可惜没能保存到今天。
宣传队最后的结局是无疾而终。
1968年春天，老三届开始毕业分配。由于六六届离队，“鹰击长空”痛失主力，小字辈则渐成气候，乘机领衔担纲，上台呼风唤雨，唯独我不思进取，甘当龙套，因而从未显山露水，直至军训开始，改换门庭为学校宣传队效力，才渐次显示出激情澎湃的编创才能。最辉煌的时候曾经率领两支宣传队，此为后话。
分配高潮到来后，形势骤变，大家人心惶惶。在宣传队最后的日子里，队里的空气忽然暧昧起来，但见师哥师姐行踪鬼鬼祟祟，纷纷投石探路或苦心设计，把一支支丘比特箭射得眼花缭乱，“鹰击长空”俨然进入恋爱季节。我和王爱莲人小鬼大，窃笑别人溺水爱河，直到日后谈婚论嫁，才笃然生出沮丧：怎么我的花季就毫无魅力，竟未使一位男孩眼亮？幸亏后来遇上成人之美的我家先生，解除了老母的后顾之忧，否则岂不老朽闺中？这是后话。
令人费解的是，一对对众人看好的爱情纷纷落果，万箭齐发，却只有一箭中的——管家魏兆麟生擒了老转儿解文琦，成就了“鹰击长空”唯一一对美满姻缘。
那年岁末，我们终于飞鸟各投林。当兵的有原国华、国红、周津丽；留北京有幼师的三位大姐和林东、孙威；蜂拥兵团的最多，白洁凌、王仪宁、刘百操、魏兆麟、解文琦、张建生等；我则跟本校一帮散兵游勇去陕北插队，此后各奔东西、相距遥远，仅与林东、王爱莲、高建华和周浩通过信，后来联系渐少，直至缈无音讯。
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那些冲洗技术不佳的黑白照片，回首往事，更生出无尽的怀恋。
那天，我和林东在电话里聊了很久，最后叮嘱他：“以后再聚会，一定要通知我啊！”放下电话，想起几年前校庆，相会分别多年的老师同学，临出门，女儿看着我忽然说：“老妈，你该穿得鲜亮点儿，化化淡妆！”女儿用心之良苦，让我顿生“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感叹。尽管红颜尽褪，面目皆非，但毕竟是曾经沧海，不怕愧对当年兄弟姐妹，我准备无所畏惧地赴一回约。
我的鹰击长空（3）
然而，青春不再，情义绵长。当年周营耕作田间，宣化有惊无险，南口军营体验的往事历历在目，更有薛伯雄天津取经困卧桥头、范汝幸含辛茹苦擦车奉贼等令人捧腹的典故韵味还浓。有一段时间，我曾打算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无数次雄心勃勃地开篇，又无数次地偃旗息鼓，终于没有将小说进行到底，只好随便对付一篇，聊慰思恋之情。
文章在电脑上敲出来，先生看后评论说：“题材不错！不过你把能做西服套装的材料，裁成了一件背心，可惜了！”
我和三明（1）
三明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六岁认识，十岁分别，这一别就是遥遥千里，漫漫数十年。
十岁那年，外祖父调动工作，去另一所大学任职，我尊父母之命，从合肥转学到北京，以便“接受更好的教育”。此前，我一直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外祖父是安徽大学重建时的元老之一，老人早已百年，而他主持建造的教学大楼至今依然屹立。
我和三明同学4年，由于在班上年龄小，个子矮，同坐前排，我俩最能玩在一起。虽然偶尔也吵架，却不妨碍我们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当时我家住104楼6号，三明家住105楼8号，我家的后门对着她家的阳台。想约她玩，只要冲着阳台喊一声，就见三明伸出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脑袋答应一声，旋即飞奔下楼。那时候小学生作业很少，我们经常玩得昏天黑地，实在累了，三明就睡在我家，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三明的爸爸妈妈是安大著名的“花匠”，育有7个子女，除了唯一的男丁四明，余者从大明到三明，从五明到七明，六朵金花争奇斗艳，一个比一个漂亮。
转学前，小小的我们就已经懂得友谊，并且意识到别时容易见时难，特意和另一位同学到城里的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可笑的是，想送班主任老师一张，居然让他自己拿了底片去洗。当年只有二十岁、刚从师范毕业的宋道韧老师将放大的照片给我们看时，大家都很高兴。
依依惜别，我和三明约定互相写信。小学五年级，自认为已有相当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信一通就是十几年，直到三明从部队转业。
1966年11月初，正值文革时期，三明到北京串联，住在通县的一所学校。人生地不熟，三明辗转找到我家，分别四年惊喜相见。我留三明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接着一同去学校看大字报，然后匆匆分手。那是革命年代，不能沉湎于小布尔乔雅的缠绵友情。
两年后，上山下乡浪潮席卷，三明去了安徽滁县，我去了陕西延安，都成了插队知青。1969年冬，我专程到滁县看望三明，一起去南京游览新建的长江大桥，相聚一天一夜，再叙友情。
又过两年，三明当兵入伍，我进入司法部门，在当时，这几乎是最好的归宿，我们由衷地为自己、也为对方庆幸。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三明从部队转业，花样年华、美丽善良，被一位插队时认识的男生追了个死去活来。为了忠贞的爱情，三明放弃了回合肥的机会，来到小城滁州。
几乎同年，我和三明相继成家，过起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琐碎日子。后来地址几经变更，从此更互无音讯。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除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