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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走过天安门，他才止步说，“你去吧，平常工作劳累，要注意身体。”
我走了。几番回首，他还在风地里站着，任衣襟随风抖动，像一面旗帜。
几天后在单位接到收发室电话，原来倪老师来过，送来一只盒子和一封信，改好的合同就装在信封里，盒内还有两块怪石——他知道我喜欢石头。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倪老师，那份合同，本当我自己去取的，劳您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您怎么不顺便到办公室坐坐呢？”
“你忙，我就不打扰了。合同送过去，怕耽误你用。”他平静而温和地回答。
我的心头一热。为了我的合同，这样冷的天，竟让一位古稀老人独自骑自行车从西城赶到东城。忽然想起那天去律师事务所走得匆忙，居然连一件小礼物也不曾带给他。
不久，他又通过收发室转送一包东西给我，里面是一本精心装裱的文册、一枚印章和一封信。连忙拆开信看，倪老师写道，文章他已一一读过，有的还点评了。他说：“每次看到你的文章，心里都非常高兴，有时间可要多写啊。”又说，“印刻得不好，久不动刀，手生了。以后有好石头，另刻一方送你。”打开文册，竟是我发表过的一些文章，那枚光洁润泽的印章，用篆字镌刻着我的名字。丈夫见我捧着信、文册和印章发呆，便凑过去看，良久才说：“你的老师对你真好啊。”
写到这里，想起又是好久没见倪老师了，总说忙，电话都很少打，偶尔写一封信，谈得最多的也是自己。于是匆匆挂通一个电话，方知倪老师依然在忙，他正应一家杂志之约撰写关于素质教育的文章，听到是我，格外高兴。我知道他最愿意听到学生的消息。记起他曾在一封信中说到某位做了名人的学生，小时候也是花了他许多心血的，如今成了气候，似乎业已不记得自己的老师。那封信写得很伤感，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失望。
师生如父子（女）。老师于学生，只有付出，而不求回报。如果学生有了名气，便可以不屑他的老师，还不如宁做无名之辈。但愿天下做学生的，不管功成名就还是碌碌无为，都不要忘记毕生教书育人、盼望学生前程锦绣，自己却嗅一辈子粉笔沫的老师。
尽管少年时代的理想已经褪色，但我如今依然在奋力拚搏，哪怕仅仅是为了回报恩师。
隔席看人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来电话，邀请我和先生参加一个陕西乡党的聚会，祝贺陈忠实的《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地点在西单六部口附近的一家饺子馆，老板也是陕西人。
我不是陕西人，可我在陕西呆的时间比许多正宗陕西人还长。正因如此，使我很难摆脱那种黄土情结，就把自己当成老陕了。我们到时，包间已被占据了“半壁江山”。不知道闯京城的陕西老乡究竟有多少，总觉得那片黄土地上养育的人很容易成为文化精英。放眼打量，见过的少，不认识的多，两位漂亮女士正像发牌一样散着名片。我没有名片，又有滥竽充数之嫌，便找一个角落坐下，正好看人。
来宾中最熟的，是与我们为邻多年的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当年在西安时住同一座筒子楼里，斜对门儿；来北京后居方庄，隔街相望；最近搬到南城，又是近邻。郑先生身为官员，兼做学问，著有《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等书，对鲁迅很有研究。
引人注目的陈忠实不引人注目地坐在一旁与人交谈，声音低低的，目光幽深，脸上挂着沉思，丝毫看不出获奖后的喜悦与倨傲。他给我的印象就像那部回肠荡气的《白鹿原》，很厚、很纯。
人将到齐时，周明夫妇姗姗来迟。周先生和我们最熟，他古道热肠，人缘极好，是一位文坛大侠。我因业余时间喜弄文墨，经常向他讨教，故以“老师”呼之。每次见面，他总是提醒和鼓励我多写，也使我常为自己眼高手低、光说不练而汗颜。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锲先生也专程到场，向陈忠实表示祝贺。以前读张锲作品，总感觉一种浩然之气在文字间激荡，人如其文，张先生身材伟岸，仪表堂堂。据说由于他长相酷似毛泽东，某次出国访问，竟被当地商场职员围着要求合影。
席间很活跃的白描，也是一位不断在文坛上弄出响声的陕西籍作家。他的《苍凉青春》和《遭遇昨天》，以旁观者的身份，近距离审视了当年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流露出一种令人感动的人文关注。可惜我没有读过他更多的作品。
因《骚土》和《僚人》走出关中的老村也在座。话不多，口音极重。他似乎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怪人。他的书我只读过一部，绝对的黄土味。
隔席相望的，还有北京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田珍颖。田大姐是我早就知晓，一直想认识的人，可惜当时竟不知是她，没有请人引见，错过机会。
文人之外，还有一位活跃人物，专事文化名人摄影的年轻摄影师魏德运。小魏人虽狂了点，口口声声说要拿作品说话，但片子的确也拍得漂亮。他善于捕捉人物的瞬间仪态，特别会用光，角度也极美。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季羡林先生的肖像。画面上季老端坐书桌前，一只白猫从他肩上跃下，一动一静，一明一暗，镜头语言精湛。而摄影家用的武器，竟是一架国产旧“海鸥”。当场就有一位发烧友说，你用这种机子都能拍出好照片，我们真该跳楼了。
一个晚上的看人、听侃，眼睛耳朵都不得闲。其实我一向也是好为人师的，但在人皆为师的场合，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沉默。遗憾的是，另一次聚会认识的两位陕西“帮兄”，作家阎纲和诗人雷抒雁未到场，否则可看、可听的更多。
最后举杯时，老村说，《白鹿原》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梁晓声印象（1）
“从车站往北二十米左拐弯，第四根电线杆对着的那座楼就是，门牌号码……”梁晓声在电话里告诉我去他家的路线，想必找他的人很多，他总是这样告诉别人。
左拐弯、数电杆、爬楼梯，听见楼道里门响。梁晓声披了一件外衣迎出来：“我怕你找不到，出来接一接。”
随主人进门。屋里没铺地毯，太好了，不用换鞋！
落座，接茶，环顾四周：一排沙发依墙而设，靠窗的小圆桌上摆着馒头、小菜和汤。梁晓声说：“我母亲看电视看得入迷，还没有顾上吃午饭。”屋里陈设简朴，挺明亮的，漾着一种暖暖的过日子的味道。
好一个寻常人家。
我与梁晓声不过半面之识，那是在一次关于独生子女教育的座谈会上，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和独生子女家长，梁晓声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受一家杂志社之托，想写一特意拿篇关于关注民生的访谈，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
去他家那天，是一个冬日融融的周末。因带着任务，心中不免有些不踏实。进得客厅开门见山，拧开笔帽，又扬了扬录音机问：“可以吗？”
“当然可以。”梁作家欣然应允。
一边按照采访计划说着那些挺累的话，一边想着怎样能走近他一些。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就这样连接茬带打岔地聊了起来。
我不喜欢言必称师，特别是对同代人，便直呼“晓声”。我问：“有人说您是平民作家，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梁晓声笑了：“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好，本来我就是大杂院里长大的，就是穷孩子。”
微录机的磁带沙沙地转动着，忠于职守。
谈话总被打断，先是从开了一个缝的窗外飞进一只苍蝇，梁晓声随手从窗台上拿起一个包了一圈红布条的铁纱拍子向飞行物拍去——那种苍蝇拍如今城市里已经绝少见到。不一会，他又离座去接电话，放下话筒，唤了一声“小芳。”——他家的小保姆。不由得想起那句熟悉的歌词：“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接着，有人敲门，来了一个女孩，和小芳说说笑笑进了里屋。梁晓声说，是楼下看门民工的女儿，来找小芳玩的。
继续拾起刚才的话头。谈到作品，梁晓声问我是否看过左拉的《娜娜》。“我不怎么喜欢佐拉，很遗憾，没有看过。”我回答。梁晓声说：“以前我也不喜欢佐拉的作品，觉得他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但是最近重读《娜娜》，却发现许多东西需要重新理解。”
正谈着，又有人敲门。原来是一家出版社来人索要作家的“近照”。梁晓声捧出一纸盒还没有整理的照片，放在茶几上供挑选。出版社那位小姑娘一边翻看一遍开玩笑地说：“梁老师您不会笑一笑吗？您所有的照片几乎都锁着眉，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梁晓声只好说：“我不会照相，没有好照片。”
我趁机提出要一张照片以便在杂志上刊登，见他应允，又得寸进尺地掏出照相机问：“再拍一张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梁晓声回答，不拒绝我的任何要求。
采访结束时，我说：“稿子写成后，一定送来先请您过目。”
“不必，不必，你就全权处理吧。”说着，他取出自己的散文集《万千说法》签名送我，不动声色地满足了我一个碍于面子没好意思启齿的愿望。望着作家浓眉下坦诚的目光，我在心里说：梁晓声真是太善解人意了！
很多人都以为，名人自有名人的气象，他们必定都是令人高山仰止的。而我所见到的梁晓声却不需要仰视。我竟不知，名人做人也可以做得这样平常。
穿好大衣准备告辞。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出想见见他母亲的念头。我想知道，养育了这位平民作家的，是一位怎样的母亲，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想到老人家看电视投入得连午饭都不曾顾上吃，我又何必打扰她的兴致呢？
在《万千说法》中，梁晓声自称他是生活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