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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爱练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无论怎样努力，都很难达到老师的要求，父母更是恨铁不成钢。没有成就感，自然难有兴趣，更谈不上热爱。孩子练琴时往往愁眉苦脸，像郎朗那样自觉苦练的琴童（据别人描述），我从未见过。一位母亲说，她就怕儿子因被逼练琴而痛恨音乐，为了让他对小提琴有兴趣，她不敢逼迫，不得不减少时间，儿子实在不想练就去干别的。保持了与音乐的缘分，代价也不言而喻，在儿子通过音乐学院附中入学考试后，经过若干个不眠之夜的思考，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怕儿子“学不出来”——搞专业不能凭兴趣，儿子能始终保持学习热情吗？曾担任一所重点大学交响乐队首席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但这位彻头彻尾的爱乐者，始终为自己未能从事音乐专业而耿耿于怀。
家长让孩子学琴的动机可以说五花八门：有的从职业角度，希望孩子通过学习音乐将来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有的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希望提高孩子的艺术修养；有的因为自己爱好音乐，把陪孩子学琴当作一种乐趣；有的望子成龙，希望孩子将来成为天才的演奏家；还有的看别人的孩子学琴，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会缺少竞争力。
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家长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变成琴童。
学琴能开发智力吗？学习音乐到底有什么好处？一位小提琴教授说“孩子能不能通过学琴而变聪明我不知道，但是不聪明的孩子绝对学不了琴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所接触过的琴童没有不聪明的（指能学到一定程度的孩子），他们文化课学起来都不吃力，差不多都是班干部、三好学生。不知他们是因为聪明而能学琴，还是因为学琴变得聪明的。八十年代中，我进修普通心理学专业时，曾参与对所在城市三所高校的一百多名学生进行人格因素测试，智力分数一项，得分最高的是音乐学院组，其次是理工科大学组，最后是医学院组。我的一位从事教育的朋友，曾用一种我不熟悉的评估方式，对艺术院校和非艺术院校的两组学生做过一个比较，认为艺术院校的学生更个性化、更具创造力，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灵更接近于自由，想象力更为丰富。由于样本小，结果也许不具必然性，但至少提示了教育环境对被教育者人格形成的影响：艺术教育可能比较注重个性，培养人格，益于智力开发。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重视艺术教育，可能也是基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考虑。
学琴需要环境。单枪匹马的学习和在一种氛围中学习，效果可能大不一样。据说郎朗年幼时在一个筒子楼走廊两边好几家的孩子都在学琴，你追我赶竞争十分激烈，成效显而易见。我原先所在一个几百人的小单位，职工适龄子女学音乐的居然有十几个（好像是同事间互相影响的），家属院里每日弹棉花锯木头的乐声不绝，大部分坚持下来了，每年都有考上音乐院校的，计有七八人选择了音乐专业，目前已有3位留学美国，以至于那个小单位的许多人以为学音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西安有一所普通中学，由于一位音乐学院老师的介入，使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在前些年名声大噪——学校有一支出色的管乐队，学生从初一起学习演奏，音乐素养较高，她的学生后来被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清华、北航、北方交大和中央音乐学院，一时间，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学校的音乐班，那位老师也被学生和家长所推崇。
长大的琴童（3）
我认识的琴童，算起来数量也不少——从小和家童一起拜师的琴友，以及亲友同事的孩子，无论学键盘、弦乐、管乐还是民乐，目前多已长大，他们的走向大致分两类：第一类为音乐专业，这里边又有分类，有的学演奏（或演唱）专业，尽管可以或者有可能成为演奏（唱）家的凤毛鳞角，但依然是众多琴童和他们家长的梦想；有的学理论——作曲、指挥、音乐学或音乐教育等，这类专业对演奏（唱）技能要求相对低一些，但对综合音乐及文化素质要求较高（有人认为音乐学院文化课、特别是理工科课程太少，是有道理的，主要是与专业课程时间安排相矛盾）。第二类为非音乐专业，也有两种情况，有的作为特长生成为学校乐队成员，或经常演练的超级乐迷；有的（多为半途而废的琴童）则不再摆弄乐器，或尚保留爱乐，或与常人无异，或走向极端——对音乐持抵触态度。
总之，父母对音乐的热爱与持之以恒、拜一位德艺双馨的好老师以及创造一个适宜的学习氛围应该是学习的基本条件。
其实音乐领域也像围城，里边的想出来，外边的想进来。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存在，有报道说，马晓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从来没有热爱过围棋。”据说是因为从小看父亲哥哥下棋，学会后很快出了名，糊里糊涂成了专业棋手。国外一位著名网球运动员也有类似观点，大意是：“一项运动，一旦成为职业，成为谋生的手段，就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初始时那样热爱了。”
有媒体报道，北京目前的琴童超过十万，这个数字大概不包括长大的琴童，他们应该也有数万人，无论是否从事音乐专业，无论在读、工作还是出国，对于大多数曾经有过刻骨铭心学琴经历的人来说，他们是当代爱乐人的中坚分子，音乐将陪伴他们一生。同时，新的琴童队伍也以稳定增长的趋势不断生成，随着学生课业负担的减轻，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学习音乐会越来越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关注。
空 巢
女儿去美国读研究生，家里顿时空旷起来，三口之家变成二人世界，屋里空荡荡的，心里空落落的，真正成了。
不知社会学家怎样看待空巢现象。
一对留守爹娘，饱尝每天大眼瞪小眼的寂寞，一下子好像很难适应。女儿从小到大，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十五天——十六岁时随学校的少年交响乐团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此外无论小时候在幼儿园全托、还是上学后夏令营或者军训，包括大学期间住校，以及工作后出差，离家最多也就是一两周，我自己也没有出过半个月以上的长差。因此，习惯了和女儿厮守。女儿在家的日子，忙碌和快乐充满家里的每一寸空间。
当年，在我还没有准备好做母亲时，女儿就降生了。出生时她只有五斤多，重量还不及丈夫买来的一个西葫芦。抱着小小的女儿，我心里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疼她、爱她，多苦多累也要让她幸福、快乐。就这样心肝宝贝地养育了二十多年。
比起那些小留学生，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在她这般年纪，我在外边闯荡好几年了。对于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我应该是放心的；对于女儿的学业，我应该是欣慰的。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更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情感体验。我的一位也已空巢的朋友曾说：“你要明白，现在不是孩子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孩子。”
朋友说得对，在孩子长大以后，是我们更需要他们。因此，要尽快习惯空巢生活，趁着我们还不算太老。
空巢的日子其实也有好处。需要做家务的时间少了，不用早早起来预备早餐，睡懒觉的感觉很好。下班不用急急忙忙往家赶，我和先生一日两餐吃在单位，遵照营养学家晚餐少食的建议，厨房里的工作变得很简单。由于女儿有奖学金保证，我们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少了后顾之忧，我和先生成了真正的公家人，不知不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占用业余时间加个班之类的成了常事。想到如今很多用人单位，对三十五岁以上应聘者不予考虑，实在是失策。雇用空巢阶段的中年人，没有恋爱结婚的干扰，没有养育子女的拖累，没有繁重的家务负担；思想成熟，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珍惜岗位，一个顶一个半，实在是很划算的。如果我掌管人事大权，一定要使员工年龄多元化，三比四比三的比例最好，三十岁以下三成，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四成，四十岁以上三成，特别青睐空巢女性。
空巢阶段时间可以再分配，业余看书上网时间增加，看望老人时间增加，出门旅行时间增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想得乐观一点，空巢也许是我们的第二个春天。
聆听
如果不是音乐学院黄圣音老师的一个电话，恐怕就真和罗斯特洛波维奇大师错过了，小泽征尔虽然来过，但两位合作，实属难逢。我想，总不至于到剧院门口守株待兔，任黄牛宰割吧？
那天中午12点半，昏昏欲睡的午后，电话铃声突然大作。黄老师响亮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明天下午你有空吗？”一激灵反应过来，忙问：“您有票？”答是明天的排练。不知道怎样千恩万谢地放下电话，一心等待明天。
第二天中午乘公交、转地铁、换出租，千辛万苦前往世纪剧院。拿到票一看，差点乐晕：楼下5排12座，我在“世纪”剧院还从未享用过这个等级的位置！待入坐后立即后悔不迭：没带照相机！由于是排练，因此允许拍照。旁边是记者席，摄象机、照相机，早有十来架口径不同的炮筒瞄准舞台——真该浑水摸鱼一把！
场内，音乐学院“青交”那些满脸稚气的乐手已经在台上就位，他们各顾各地吹、拉、弹拨着自己的乐器，各种声音杂乱交织，响成一片，直到排练开始。
小泽征尔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下快步走上舞台。再睹大师风采，第一个感觉是他显老了，头发更加灰白，皱纹也更加深刻，脖子上挂的老花镜度数没准又长了，隔着单薄的上衣，甚至可以看到他微弯的脊梁和突出的胸椎。但他还是那样的精力充沛，他的并不强壮的身体充满活力，令台上台下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