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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这样的情景。你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工人，从早晨8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从星期一一直干到星期六，有时星期天还要加班。当然，这不包括上下班在路上或工作前做必要准备的时间。你没有钱买礼物庆祝朋友的生日，没钱买收音机，就更不用想买电视了。两年多以来，你从来没为自己买套新的衣服。完成工作下班后，你还要花上30~45分钟时间洗衣服，用手自己洗。当然，你的衣服也就那么几件。下班后，不管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显然都已经很脏。如果你是女的，在上班时，即使在你例假来临的特殊时期，每天仍然只准许上两次卫生间，因此，你不得不在腰上系一条丝巾，或者穿上一件长长的衬衣，只有这样，才能遮盖例假来临时沾在裤子上的血迹。
你已经疲惫不堪，感到自己完全散架了。然而，你不敢起来抗议，因为你害怕丢掉工作。你为之工作的那些跨国企业，它们正在告诉整个世界：它们已严肃对待滥用劳工问题，已为此做出改变，消费者们大可放心。于是，消费者对此十分满意。
很不幸，生活在恶劣条件中、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并不仅仅限于耐克工厂的工人。我们与为其他公司工作的工人谈过，这类公司还包括：阿迪达斯、锐步、盖普、老海军、汤美希菲格、Polo/拉夫·劳伦、乐途、斐乐及李维斯。这些工人也拿着同样微薄的收入，住在同样贫民窟一般的地方，而且他们同样也在请求购买他们这些劳力的公司：提高工资，给他们自由，允许他们组织独立的工会。
耐克工人过的是一种屈辱的、不健康的生活，这种情形，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富裕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外国人过得很舒坦，与那些工人的情形完全相反。当我还是一名经济杀手时，雅加达有那么一个地方，那是像我这种经济杀手一样的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洲际酒店。如今，可供选择的酒店范围更大，包括：四季酒店、万豪酒店、君悦酒店、皇冠酒店、喜来登酒店、悦华酒店、艾美酒店、千禧酒店、丽兹酒店等。这些酒店是美国公司高管的第二个家，他们在这里用好酒美食来款待下属和客户。从他们下榻的、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客房中向外看去，能眺望塔格朗及其他“城郊”区域的—那些城市工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可能会否认所犯的过错，指出他们的工厂并不是那样，但是他们内心一定充满负罪感，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知道，他们的确要为此负责。
“耐克公司总是残酷无情地剥夺那些工厂。”吉姆说，“耐克的员工了解成本，知道每种鞋带和鞋底的成本—甚至可以精确到每分每厘。他们不停地向工厂施压，压低价格，迫使这些工厂企业主将成本控制到最低限度。最后，工厂企业主被迫接受最小的利润率。
“当然，工厂企业主比那些工人过得好多了。”莱斯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是，他们同样也遭到剥削。耐克是真正的老板，耐克掌控一切，它将利润的最大部分装进腰包。”
“我们专盯耐克公司，”吉姆解释说，“因为耐克公司是业界领导者—它拥有的市场份额比所有其他竞争对手的要大得多。耐克设定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能迫使耐克公司做得更好，其他公司也会跟进。”
每次，在那些公司高管走出他们入住的豪华酒店时，他们将体验到印度尼西亚“进步”局面的另一面。人力三轮车消失了。1994年，那种用各种颜色花哨的图案装饰的三轮车，在雅加达的各主要街道被全面禁止。苏哈托总统宣称，这些人力三轮车代表了落后国家的形象。很不幸，他的这一纸决定，让数以万计的三轮车夫沦为“可观”的失业大军。从此以后，“围攻”游客的使命落到了当地人称之为Bajaj的机动三轮摩托“出租车”身上。这种由Vespa公司针对印度市场设计的车型，即Bajaj三轮摩托车，由橙色的金属架围在一起构成车身，据苏哈托所说，象征现代化。这种摩托车噪声很大，排放有害气体，散发热量，驾驶起来极其危险。与人力三轮车不同，这种三轮摩托车一个模样，色彩千篇一律。因此雅加达人力三轮车上鲜艳、明亮的图案艺术从此作古。据估计，这种在雅加达横冲直撞的摩托车达两万辆之多，往往将首都堵塞得水泄不通。以前靠人力三轮车谋生的大多数车夫，没有接受过任何必要培训就开始驾驶机动摩托车；还有很多失业车夫也沦为血汗工厂的工人。
美国历任政府，一个接一个，都一如既往地支持苏哈托独裁统治。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却遭到了来自非政府机构的严厉讨伐。民间观察监督组织谴责印度尼西亚政府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地方法律，践踏人权，为了满足跨国企业要求和总统身边亲信的私欲，不惜牺牲民主原则。《纽约时报》撰文报道说：“针对全球最腐败国家展开的全球调研显示，印度尼西亚政府长期高居榜首。”
“我简直不敢相信，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糟糕。”中情局前特工尼尔告诉我。出席了我的签名售书活动后，他待了好长时间，之后，他请我去喝了一杯。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深夜。几个月后，我去旧金山看望我的亲戚，我们又会面了。他加入了中情局。“我被派驻印度尼西亚时，雄心壮志，满腔抱负。那是1981年。我相信，我们必须不惜代价，防止印度尼西亚落入共产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然而美国于1989年入侵巴拿马期间，尼尔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觉得这种行径将使全世界人民站在反美的行列之中。不久，他就辞职了，不再效力政府部门，转而开始“自己执业”的生涯。2005年，他又回到了印度尼西亚，率领一队保镖，防止亚齐特区的自由战士袭扰，保护飓风建设项目的实施。“我的天，最后这次外派出差，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看上去，雅加达就像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大城市：高楼大厦、豪华酒店，鳞次栉比，美不胜收。但在这些表象之下……情况比什么时候都要糟糕。腐败成风，而且，我们也参与到贿赂等腐败行动中来。”
我问尼尔，从中情局辞职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从事类似行业。他回答说：“谋生需要，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了。”接下来，他又讲了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一样，我也多次从这些帮凶的口中听到）：“除此之外，干我们这行所体验到的刺激，简直无与伦比。跳伞特技运动员和摩托车赛车手，热衷于速度带来的快感，但是，这无法和相伴一个杀手的那种刺激感相提并论：你面临的对手，他们想要的可是你的性命。”
他们的那些说法，不禁让我毛骨悚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和其他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英雄。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公司和政府居然鼓励我们嗜杀成瘾，他们将作何感想呢？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无时无刻不折磨着我。在写《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努力战胜那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而现在看来，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比我以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印度尼西亚所策划实施的、最为严重的人权践踏和环境破坏事件中，有些却发生在东帝汶。那个时候，我正在乌戎潘当考察。和苏拉威西岛一样，东帝汶地处偏远岛屿。人们认为那里除了黄金和锰元素外，还富含石油和天然气。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苏拉威西岛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而东帝汶则在葡萄牙人统治之下长达4个世纪之久；印度尼西亚9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而东帝汶绝大多数人口信仰的则是罗马天主教。
1975年11月28日，东帝汶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9天后，印度尼西亚入侵该国，残暴的占领军屠戮的人口多达20万之众，其中1/3为东帝汶人。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文件证明，美国政府不仅为印尼军队提供了屠杀使用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明确地批准了入侵计划。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1975年12月6日，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苏哈托总统进行了会晤，同意了苏哈托的入侵计划。入侵行动在第二天旋即展开。解密文档同时也显示，美国卡特政府在1977年阻止了该档案的解密处理。
东帝汶前总统之弟若昂·卡拉斯卡劳是至今仍然流亡海外的东帝汶政党领袖，在东帝汶遭到入侵的整整35年后，接受了“今日民主”主持人艾米·古德曼的采访。他说：“我抵达雅加达一个小时后，福特总统和亨利·基辛格也到了雅加达。当天晚上，雅加达政府一位位高权重的高官通知我，美国政府已批准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
马里兰大学助理历史教授、国家安全档案助理研究员布拉德·辛普森告诉艾米：“这些文档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历任政府在随后25年中，刻意隐瞒了这一事实，将美国支持印尼入侵东帝汶的详情列为机密，不让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知道，对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东帝汶的屠戮丑闻的可信报告，实施有组织地查禁，或漠然视之，不予理睬。同时，美国政府想尽一切可能办法，规避国会禁止军售的法令，使军火出售的渠道畅通无阻。”
在入侵发生的20年后，旅居印度尼西亚的两位最具批判精神的评论家，一跃成为国际知名人士。东帝汶籍活动家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和拉莫斯·奥尔塔，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颁奖让雅加达、华盛顿始料未及、震惊之极，而且也让华尔街受到很大刺激。
东帝汶屠戮事件，只是苏哈托政府执行的、为数众多的警察国家政策的一个例子。在1997年，将军队派遣到这些独立主权国家的行径，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给出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泛滥。事实情况却是这样的：多数暴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人民已经绝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