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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学家所提到的“经济奇迹”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印度尼西亚人为此承受了极高的代价，而那些数据并没有涉及半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不久，我就对这点深信不疑—经济发展的受益人仅限于处于经济阶梯顶部的那些人。通过滥用廉价劳动力，国家收入飞速增长。而那些身处血汗工厂一线的工人，在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地工作；同时当地政府出台优惠外资公司的各种政策，允许它们破坏环境，允许它们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那些被北美和其他“第一世界”国家视为违法的活动。虽然该国法律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上升到每天大约3美元，但很多公司根本无视这一规定。据估计，2002年，印度尼西亚52％的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足两美元。从很多角度分析，这简直就是当今时代的奴隶生活水准。即使每天有3美元的收入，很多工人也无法维持家人的基本生活。
让印度尼西亚人民背负沉重不堪的负担的这些政策，印度尼西亚政府竟然默许了。这绝非巧合。为了让该国的精英们积敛大量财富，该国大举借贷，从而积累了有如天文数字的巨额债务。面对这些巨额债务，印度尼西亚政府不默许这些政策，又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根据世界银行整理的全球金融发展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理的国际金融数据（IMF…IFS），平均算下来，该国一直是亚洲各国中背负外债比例（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最高的国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即1990年到1996年这一最危急的期间，其负债比例高达60％（同期，泰国的负债比例约为35％，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均为15％，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约为10％），并在这一数据上下徘徊。在1990年至1996年期间，该国的还本付息再加上短期债务，占外汇的比例平均接近300％（同期，泰国的比例为120％，中国内地为60％，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25％），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毫无疑问，正是我们让这个国家背负了如此沉重的巨额负债，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偿还，为此，印度尼西亚人民被迫以其他形式偿还债务，那就是满足我们公司帝国掠夺资源的野心。我们这些经济杀手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
衡量国民经济的砝码，又一次被证明是极具欺骗性的。在印度尼西亚，情况往往如此。外汇储备逐步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率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十分可观，但是，这不过描述了印度尼西亚一小部分富裕人口的状况罢了，其他人则生活在主流—可测算—经济之外，而正是他们背负了那些可怕的债务。
贫困、公司的虐待行径和美国消费者之间，通过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是其他国家血汗工厂的典型）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密切，不言自明，恐怕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台的政策鼓励他们进行私有化改革，鼓励他们为外资公司减免税收。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庇护下，各大跨国公司要么全资拥有工厂，要么将这工作外包给设在这些国家的工厂。在那些地方，劳力极为低廉，工资结构极不合理，如果他们胆敢抗议，等待他们的将是毒打，甚或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他们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唯有如此，“第一世界”国家的商场中才能有价格低廉的商品。
为《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全美做巡回推广时，有很多人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告诉我，很多公司，如耐克、阿迪达斯、拉夫·劳伦、沃尔玛及盖普，都通过奴隶一般的劳工获得了滚滚利润。一对勇敢无畏的夫妇，根据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个人遭遇，讲述了一个让我们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的故事。
2005年，电影制作人吉姆·基迪（Jim Keady）和莱斯利·克罗茨乌（Leslie Kretzu）与我联系，他们请求对我进行现场采访、拍摄。跟他们进行电话交谈。在经过电子邮件交流之后，我最终认为，他们是站在经济杀手的对立面的，代表倡导进步的新一代活动家。
“除了现场采访之外，我们也想让你了解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的事。”我们最后一起碰头的时候，莱斯利告诉我，并简明扼要地给我做了解释。2000年他们曾和印度尼西亚耐克工厂的工人一起生活过，“一起在同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靠同样的工资生活—或者至少是准备就靠这点工资生活”。
我问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说来话长。”莱斯利说，“以前我加入过耶稣志愿服务队。那时，我被告知，如果加入该服务队，我的人生将为此改变。我亲眼目睹了那些我不敢想象的情形：贫穷和痛苦。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生活被毁了，我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久，我加入特里莎修女（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是世界敬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为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她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志愿者团队，在印度协助她，帮助她所认为的那些‘最贫穷的人’。一旦你曾经和那些最贫穷的人一起生活过，你将再也不是从前的你，你再也无法习惯以前的种种生活方式，你将永远无法忘记。你得为此而做点什么。”
我看着吉姆。
“我的心被绑架了。”他笑着说，“听起来很好笑，但这么说我绝对是认真的。当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想以后我会去华尔街工作，赚得百万财富，在36岁前退休。1993年，我做了一次环球旅行，那时候我21岁。我第一次踏上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缅甸、尼泊尔等。我看见了真正的贫困生活。这之前，我在天主教学校接受了12年教育，还在圣约瑟夫大学接受了教育。在这次旅行中，书本的东西全部同现实结合起来了。现在我理解了耶稣是为什么目标而战。从此，我也开始秉承耶稣的理想，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当然，不仅仅只有耶稣如此，其他任何受人景仰膜拜的精神领袖都终身为此奋斗。事实上，世界上主要宗教在其最根本的理念中，都倡导社会的公正性。”
我请他们将故事扼要写出来。
那还是1998年，我们已经开始追踪报道耐克公司滥用劳工的问题。当时，吉姆在纽约市圣约瑟夫大学担任足球助理教练。他一边工作，一边攻读神学硕士学位，并最终决定以天主教社会课程为基础写一篇论文，探讨耐克公司滥用劳工的问题。在开始展开研究的时候，圣约瑟夫大学的体育系正着手和耐克公司进行代言宣传谈判。如果谈判成功，该校所有教练和运动员都将穿上耐克产品进行推广活动。作为回报，耐克公司将为此支付300万~500万美元报酬。开始的时候，吉姆私下表达了不愿参加的意思，后来，他又公开表态：考虑到耐克涉嫌滥用血汗工厂的劳工，出于良心，他不想为耐克公司到处代言，进行推广活动。而圣约瑟夫大学竟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穿上耐克产品，对本交易三缄其口；要么辞职。1998年6月，他被迫辞职。
吉姆想对自己所持的立场进行论证，确保观点的准确性，因此他请求耐克给他一次机会，允许他在耐克公司所属的工厂工作一个月，实地了解工厂的工作条件。耐克写信告诉他：他不懂东南亚各国语言；一个月的时间太短；而且，他这样做，将抢走一个工人的饭碗。吉姆回信告诉他们：如果一个月太短，他愿意去那里待半年，甚至一年—只要能大致弄清楚工厂的工作条件，并能确定那些工厂到底是不是血汗工厂，他不在乎将在那边工作多长时间。他还指出：他能说西班牙语，因此耐克也可以把他安排到设在中美洲的工厂；至于将被他挤掉工作机会的那个工人，他已经在奥尔良（耐克公司总部所在地）找到了一家非营利机构，他们同意资助这个工人—给机票让他或她飞到美国，为之安排伙食及住宿，同时发放薪水—也就是在吉姆接替那个工人工作的整个期间，让他或她在美国休假。耐克回信表示，对他的提议不感兴趣。
因为吉姆无法进入耐克工厂工作，所以我们决定开始做一件事，也是我们认为唯一能做到的事：和那些村落的工人一起生活，严格限制我们的开支，不能超过那些工人得到的工资。于是，2002年，我们去了印度尼西亚，来到雅加达城外的坦格朗，与在耐克工厂工作的那些当地工人住在一起，按照他们的工资水平生活—每天开销1。25美元。
一个月之内，莱斯利瘦了15磅，吉姆则瘦了25磅。和那些工人一样，我们住在狭小的水泥隔间中，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空调—试着想想，这可是在跟蒸笼没什么两样的热带城市啊！里面是盖着纸的水泥地板，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席子，席子上面常年都布满了垃圾焚烧、工厂污染及废气排放带来的灰尘和砂粒，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厕所排泄物全部流入街道两旁的排水沟。村庄里滋生了大量的蟑螂和老鼠，蟑螂的个头足有拳头那么大，老鼠的体型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
有人对我说：“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地方，每天只要有1。25美元，你就能过上非常奢侈的生活。”这种论调之冷漠，之荒谬，让人震惊。持这种论调的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到过印度尼西亚。1。25美元，我们只能勉强买到两顿根本算不上充裕的米饭和蔬菜，外加几根香蕉。如果还想买肥皂和牙膏，就必须吃得更少，把钱节省下来。有一天，吉姆不小心把我们做饭用的小火炉中的煤油给打翻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把洗衣用的肥皂拿出来，把打翻的煤油清洗干净。那简直是一场灾难—首先是经济上的灾难，其次在精神上也给我们以重创。
想想这样的情景。你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工人，从早晨8点一直干到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