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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使曼纽尔·罗切警告说：“我想提醒玻利维亚选民，如果你们选举那些让玻利维亚再次成为可卡因出口大国的领导人，这将严重影响美国未来对玻利维亚的援助。”美国大使的这番威胁非但没有唬住玻利维亚人民，相反，这不啻于火上加油，让他们怒火中烧。莫拉莱斯宣称，美国大使的威胁事实上有助于“唤醒民众的良知”。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员纷纷在全国各地张贴海报；莫拉莱斯巨幅照片之上，格外引人注目地写着：“玻利维亚人民：你们自己决定，谁是国家主人，是罗切还是人民的意愿？”
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仅以几个点的差距落后败北。莫拉莱斯拒绝承认这位在美国成长的百万富翁新总统—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因此选择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和查韦斯遭遇政变失败反而逐渐闻名全国一样，莫拉莱斯虽没能在此次竞选中一举夺魁，但他的声望却由此鹊起。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打压下，桑切斯总统退缩屈服。2002年，他宣布大幅度提高征税比例。结果，那些最贫穷的、没能力交税的穷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在这种局势下，发生这种情况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接下来爆发的骚乱中，30人被夺去生命；路障到处可见，示威游行不断，该国一度陷入瘫痪状态。桑切斯总统计划用低价把天然气卖给美国和其他国家，而不给最贫穷的玻利维亚人供应天然气。此举进一步激怒了当地人民。血腥的暴力冲突又造成20人死亡。最后，桑切斯被迫逃离国家。现在他住在华盛顿特区郊外，而美国政府拒绝玻利维亚将其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的请求。
玻利维亚人挑战世界银行的政策，打败了贝克特尔公司—这个星球上无所不能的、权力无边的公司。现在，他们土生土长的、数世纪以来一直被奴役的土著民的一员，就像凤凰再生一般从其文化废墟中成长起来。
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中蕴涵的信号，不仅仅传达给了玻利维亚人和拉丁美洲人民，同时也传达给了贝克特尔公司和其余公司帝国势力。这是一个倡导民主和正义的信号，它将鼓舞玻利维亚、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年青一代为之奋斗。
我常常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就会想起杰西卡所说的那句话，那时，我们沿松戈河峡谷盘旋而上。她说：“他们幸好没有建大坝，整个山谷不必被淹。太好了！”她还说：“简直太美了。”
我所知道的美国外交政策和中情局精心策划的骗局，就毫无半点美感可言了，那就是丑恶。这是我在前往阿根廷时发现的：毫不理会拉丁美洲领袖推动的新一轮运动所传达的信号，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美国的回应。
我于2005年1月前往巴西，参加世界社会论坛①（World Social Forum，WSF）的时候，正赶上一场声讨公司帝国势力的、几乎上升到革命高度的运动。除了查韦斯、卢拉及古铁雷斯之外，内斯托尔· 基什内尔及塔瓦雷·拉蒙·巴斯克斯也分别赢得阿根廷和乌拉圭总统选举。尽管也有人可能在压力下做出某些让步，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发起了公开谴责美国干预和外国公司掠夺行径的民众运动。美国的媒体可能会将他们视为“左翼偏激分子”、“卡斯特罗的支持者”，甚至“共产主义”分子，但在非洲、亚洲、欧洲及中美和南美洲，人们都知道这些当选的每一位总统，都是致力于捍卫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者，决意将他们国家的资源用到帮助穷人摆脱贫苦的事业中来。
智利也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已刊载的报道和近来解密的美国档案，证实多年来一直盛行的流言飞语确有其事：尼克松政府、中情局与美国公司、智利军方沆瀣一气，相互勾结，于1973年颠覆、暗杀了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而阿连德总统所谓的“罪名”竟然是兑现了竞选承诺—智利的资源应属于智利人民—在其竞选胜利后，将外资铜矿、煤矿、钢铁行业及60％的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就像以前在伊朗、伊拉克、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众多国家所干的勾当那样，美国照样要扶植一个人替代阿连德。有个人正好符合嗜杀成性的暴君形象：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20年之后的今天，世界社会论坛与会代表对新发布新闻的议论也是喋喋不休：美国参议院调查官员和智利法官，揭露了皮诺切特的贪污腐败内幕—他在华盛顿的里格斯银行①和其他银行开设有好几个秘密账户，存款额至少1 600万美元；皮诺切特本人将因为他领导的警察武装和军队屠杀2 000人而最终被送上审判席。
世界社会论坛大会上也议论着另一个传闻，关于一位智利女性。她的父亲是空军少将，因为反对皮诺切特总统而被迫害，死于监狱。这位女性将成为2005年总统选举的一个热门候选人，她就是米歇尔·巴切莱特②（Michelle Bachelet）。她的事业蒸蒸日上，曾历任智利卫生部和国防部部长，业绩斐然。她已向世人证明她捍卫本国利益的决心及敢于叫板公司帝国势力的非凡勇气。如果她赢得大选胜利，那将意味着超过80％的南美国家都选出了反对公司帝国势力的总统，也就是说3 亿人民（约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都选择了敢于反抗公司帝国的总统。
世界社会论坛是席卷整个世界的变革象征。该论坛在21世纪初作为世界经济论坛—政府和企业领导云集，展开合作、达成交易、精心制定贸易政策及协调公司帝国策略的会议—的相对组织而成立。2005年1月，来自130多个国家的15万名与会代表，云集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事宜，同时提出改善体制的对策。包括巴西卢拉总统和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统的其他众多知名人物，都出席了该论坛。
一家瑞典非营利组织—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邀请我作一个主题演说，题目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未来世界将何去何从》。为了这次演说，主办方支起了巨大的帐篷。《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的众多语言版权已被出售，但其中大多数翻译版都还未出版。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英语版本在广泛流传。听众把演讲地点挤得水泄不通，好几百把椅子座无虚席，没有座位的人排到了帐篷的入口。演讲结束之后，有数十人排在话筒旁边，等着向我提问，或发表他们的看法。一个年轻的巴西男人严厉地抨击了他自己的政府，让我感触良深。他指控卢拉在经济杀手面前退却，不兑现竞选承诺。他简明扼要的发言，与我在厄瓜多尔听过对古铁雷斯的评论类似。
我的发言打破了坚冰，气氛随之活跃。有的成群结队地过来和我在那里讨论，还有为数众多的人过来和我私下沟通，其中不乏非洲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他们都想与我分享他们知道的故事和想法，也想从我这里打听更多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人，穿着比多数人更得体，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注意到他是巴西总统卢拉的高级顾问。他请求和我见一面，见面地点定在我下榻宾馆附近的小公园里。“就我们两人，请严格保密。”他补充说。
在约定的时间，我向公园走过去。心中忐忑不安，不禁怀疑是不是我的发言在某种程度上冒犯了巴西政府。是怎样冒犯的，我想不出来。不管怎么说，一个巴西官员主动过来和我谈话，而且我又要鬼鬼祟祟地去和他见面，这的确很蹊跷。
我在公园边缘站了几分钟，想放松情绪。过往车辆的喇叭，车中飘出的音乐发出的低沉而富有节拍的重音，听起来十分嘈杂。我弯下腰，嗅了嗅灌木丛中盛开的花朵，然而闻到的除了汽车尾气之外，没有任何花香。我的思绪转到这个城市。阿雷格里港是一个工业中心城市，人口接近150万，与我交谈过的美国人中，极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城市。我直起身子，走进公园。
约瑟就坐在树下的一张长椅上。一改笔挺西裤套装，换上了Polo休闲衫和蓝色牛仔裤。戴着超大的太阳眼镜，看起来很夸张，就好像是一对蜻蜓似的。头上一顶松软的草帽，一直遮到了前额。我走近的时候，他站起来，神经兮兮地四处张望，然后和我握手。“谢谢你能来。”他说。他仍然站在原地，用流利完美的英语向我解释说，如果有任何人就我们此次见面而盘问他的话，他只会告诉他们，他是来了解我的底细的，想了解我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即将出版的葡萄牙翻译版的情况。“但我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他补充说，然后又一次扫视了公园周边，“但是，如今，谁知道会不会……”他的嗓音逐渐变弱，归于平静，然后示意我在长椅上坐下来谈：“请坐。”我们并排而坐。
他问了《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提到的几个人物，对伊朗“亚明”和那位“博士”先生尤其是刨根问底。在我再三提醒我永远不会透露亚明和那位博士先生的真实身份之后，看得出，约瑟的神情随之宽慰。他说，他想让我把他的声音传达给美国民众，但条件是，我首先得严格保守信息来源。他主动要求我记录要点，只要我不透露他的名字即可。在谈话过程中，他提到，在我1968年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刚好26岁。
他告诉我，他读过我写的书，对我披露的东西很有同感。然而，他说：“这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我想你自己也知道。但我感到，我必须说出来。即使你写的书也不可能如实地反映那赤裸裸的内幕交易。”
他给我描述了他的老板—卢拉—所面临着的极大压力。“这不仅是贿赂和政变的威胁或暗杀的问题，也不是达成秘密交易和提供虚假经济预测这么简单，甚至也不仅仅是通过让我们背负无法偿还的贷款来奴役我们。事实要比这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