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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后，在我们就要通过海拔约为17 000英尺（约5 182米）的高山隘口时，杰西卡第一次有机会一睹冰川的风采。羊驼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四处走动，在它们身后就是蔚为壮观的冰层。我们停下车。杰西卡跑过公路，想近距离欣赏前方的冰川。她的嘴唇因为缺氧变得乌黑。突然，她蹲下身子，剧烈呕吐起来。我和威尼佛雷德急忙连拉带推把她弄进车里，然后迅速返回低海拔地区。
冰川融化的水汇集注入松戈河，横贯松戈河的是一个小型水坝，在这里形成一个小水库。水库中的水沿着深山开凿的运河，经过地道，进入水闸，最后注入发电站发电。这种流程被重复了多次，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流的发电潜能，二来可以维持自然景观的原样，堪称独具匠心的天才设计。峡谷周围全是陡峭的悬崖，我们沿着蜿蜒的峡谷前进，这时杰西卡已经完全恢复，她发出了一句感叹，引起了我的共鸣。“他们幸好没有建大坝，整个山谷因此不必被淹，太好了。”她说，“简直太美了。”
最后，我们在一个雅致的小别墅旁停下。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接任董事长职务，这将成为我们私人的避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我、威尼佛雷德及杰西卡徒步去了附近的一个瀑布。从拉巴斯，再到那个高山隘口，我们呼吸的都是稀薄的空气。而现在，站在海拔8 000英尺（约合2 438米）的地方，我们精神为之大振。我们攀上一处紧靠瀑布的悬崖。透过葱翠的枝叶，看见太阳正向那条狭长峡谷后面的山后慢慢退去。之后，我们爬下悬崖，返回原地。别墅管家为我们端上了刚烘烤好的点心，味道很鲜美。
那晚，杰西卡睡觉后，我们四个大人一边喝鸡尾酒，一边聊了起来。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电力公司董事长和他的妻子，对这里的生活非常满意。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现在非常急切地希望我来接替董事长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返回美国。他们不时向我兜售在这里工作的好处，和我以前听到的没什么两样：我们将入住豪华别墅，有专用司机带领我去拉巴斯的任何地方，武装警卫随时保护，有私人厨师、女佣和园丁精心侍候，将掌管用以招待玻利维亚独裁者的大量报销费用。他们指出，我将成为玻利维亚仅次于该国总统的第二号人物；只要发生任何政变，我就成为最有权力的人，因为是我控制电力—不论是连入总统宫殿还是军事基地的电路。就连美国中情局，也要倚靠我完成他们的支持计划。
我们躺在床上时，威尼佛雷德对我们参观的电力项目赞不绝口。“能与之媲美的项目，我还从没有见过。”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作为起点，推动拉丁美洲的电力革命。不用那些印第安人排队缴费，让广大农村地区也能用上便宜的电力，发展更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项目，而不是从世界银行贷款修建大型水电站，并带领公司致力于维护环境生态系统。”
我听得很认真。第二天，在我们返回拉巴斯的途中，以及在我逗留玻利维亚的其余时间里，我一直在反复思考她说的话。我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高管以及工程师也讨论过好几次。他们中有很多人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而这些国家长久以来都为军事独裁者所统治，对公司帝国势力总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心迎合。他们对我表示怀疑，这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有一位秘鲁籍工程师，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他的说法大致反映了其他人的想法。“卢卡帝亚想要的是成捆成捆的钞票。”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这种情形，我想得越多就越愤怒。拉丁美洲俨然已成为美国主导的象征。古斯曼领导的危地马拉政府、古拉特领导的巴西、埃斯登索罗执政的玻利维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罗尔多斯领导的厄瓜多尔、托里霍斯领导的巴拿马，还有西半球的其他任何国家，只要自然资源富饶，我们的公司就馋涎欲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下定决心，要让国家资源造福于他们本国的人民。然而，他们都遭遇了同样的结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一个接一个，要么被政变推翻，要么死于暗杀，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受美国操纵的傀儡。我曾为美国政府担任了10年的经济杀手。自我洗手不干之后，又有10年过去了。然而，那种罪恶感依然驱之不散，愤怒也如影随形。在我效力公司帝国并满足自己贪婪私欲的过程中，我徘徊过，但最终还是远离了从小我就推崇的信念和理想。这种出卖自己灵魂的勾当让我狂怒不已，同时，一想到我现在试图改变公司（如玻利维亚电力公司）会遭遇阻力，就更让我满腔怒火。不论结果如何，我决定要尝试改变。
当我们返回美国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卢卡帝亚负责招聘我的高管。我告诉他，我会考虑接受这份工作，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让我改造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将其打造成倡导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模范公司。我告诉他，松戈河电力项目令我大开眼界，而且，该公司的定位与众不同，可谓是变革的代言人，因为该公司有机会为西半球最贫穷的部分居民提供电力。
电话那端停顿良久。他告诉我，他会与伊恩·卡明谈谈。“不过，”他说，“不要过多指望。我们这些管理人员要为股东负责，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有责任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接着又停顿片刻，“你愿意重新考虑吗？”
他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绝不。”
自此过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我。
对于外国机构对玻利维亚的盘剥，以及我担任经济杀手的生涯中在玻利维亚与之狼狈为奸的所作所为，我想得越多，我就越愤慨、越沮丧。我想过飞回拉巴斯或哥伦比亚，或其他任何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南美国家，加入他们的抵抗运动阵线。因为我想到，托马斯·潘恩就会这么干。接着我又意识到，他不会拿枪去抵抗，更确切地说，他会拿起手中的笔。现在，我问自己，我怎么做才最有效。
在我的一次旅途中，答案逐渐浮出水面。当时，我与一家在危地马拉运营的非营利组织外出考察。与一位玛雅长者谈话之后，我认为，我有必要返回厄瓜多尔舒阿尔部落所在地。二十多年前，我曾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那里生活过。现在我能理解，当时的我一方面要忠于和我一样充任经济杀手的同仁，一方面负罪感又压得我喘不过气，而且我又想将我所犯过的错误公之于众，但却又沉迷于这种遍及我们社会的万恶之源—拜金主义。这一切让我困惑无比，心力交瘁。估计是我的下意识提醒了我—或许，舒阿尔人能帮我摆脱困境—这令我茅塞顿开。
我和一位朋友，即出版我写的关于土著文化方面书籍的出版人伊哈德·斯佩林，一起登上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接着乘坐一架小飞机沿安第斯山脉飞往昆卡。我们在这座建在高山之中的殖民城市待了好几天，以前亚马孙雨林之行后我也曾在这里住过。然后，我们租了一辆吉普车，找了一个司机，凌晨就起程出发了。我们一路沿着险恶的山路盘旋而下，朝马卡斯丛林之镇进发。
沿途景色引人入胜，美不胜收。我们沿着安第斯山脉蜿蜒的山路自上而下，不知拐过了多少个之字形大弯，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奔流而下的深水峡谷。几辆卡车摇摇晃晃地从丛林中钻出来，迎面爬上来，我们只好将车紧靠悬崖根脚，或停靠在深渊峡谷那边的崖边，极其危险，但又毫无办法。其他时候，我们的车几乎占据了整条公路。这的确是另一个世界，和我们美国生活相差万里，不可同日而语。我自个儿纳闷，我怎么就从这样一个普通美国人转变为一个经济杀手呢？答案很简单：那时，我还很年轻，生活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心中苦闷无比；因此我急切地要去体验这份职业带给我的快感，给我带来的金钱。我就像一条饥饿的鱼，眼前只要有诱饵在水中一闪，就会紧抓不放。
下午时分，我们的吉普开进了一个小村落，以前我来这里的时候，公路至此就到头了。如今，这条路继续向前延伸，直到马卡斯镇。横扫亚马孙流域的大雨过处，道路泥泞不堪，很难通行。我告诉伊哈德我1969年第一次来访马卡斯时的感受，接着，我们也自然谈到了我们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近两百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倡导民主和伸张正义的典范。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在每个大洲都掀起了自由运动。美国领导各国创建了反映其所倡导理念的理想机构。20世纪，美国在各种推动民主和正义的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加强；在以下国际组织和公约的创建过程中，也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牙的常设国际法院、《国际联盟盟约》、《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诸多其他联合国公约。
然后，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领袖的地位逐渐减弱，美国向世界鼓吹的模式逐渐式微，因为公司帝国不惜一切代价构筑帝国势力。在担任和平队志愿者时，我就意识到，美国的冷血残暴之举，激起了厄瓜多尔及其周边国家人民的公愤，同时他们对美国不攻自破的双重政策标准痛恨不已。美国宣称，在越南这种国家展开行动，是为了捍卫民主；而同时，美国又不断废黜、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