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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政府玩的是“打地鼠”的游戏，小泉先生也已经证明，从来不曾有过的大胆改革是可行的，这就是最新的证据。也正因为如此，小泉先生才得以搭建有国民支持的舞台。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更往前迈一步——“写一出从国民观点出发的剧本”。
日本如果能积极专心致力于建造“国民主权国家”，“就能提高生活质量，并降低生活成本”，这是我10年来一贯的主张。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没有看过我初期的著作吧！我当时认为“如果在2005年前，日本无法完成一连串的改革，那么迈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将陷入无法自行改革的状况”。进入平成时代（始于1989年）之后，日本人称所有的改革为“平成维新”。具体而言就是，不只是宪法，而是在各方面都制订符合21世纪需求的新法律，让日本成为真正的“国民主权国家”。
“打地鼠式”改革（2）
0和“国民主权”相对立的概念是“提供者的思考逻辑”。战后日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提供者的思考逻辑所构成的。因为所有的物质都不足，所以这是时代的需求。农林水产省只要能继续填饱国民的胃就没事。厚生省（卫生署与社会福利局）用的是医生的思考逻辑，文部省（教育部）宣扬教育人员的思考逻辑，只要他们可以提升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政府部门也就算尽到了责任。
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昭和时期，1926～1988年），这些提供者的逻辑很明显并没有实际地让国民感受到生活更充实、更富裕。虽然数字还算亮丽，但是比起先前，国民的生活质量偏低，甚至还停滞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上。原因是政府重视公共工程等产业基础、社会基础，更甚于国民的生活基础。也就是说提供者的逻辑行之过度了。就因为我掌握了这些“会说话的证据”，所以才急切呼吁政府要致力于建设“国民主权国家”的典范。
别自认是中产阶级
日本提倡“重视国民”始于1993年细川护熙组阁（第七十九任首相，民主党）的时候。但是这几个字终究只是政治口号，并没有看到有人从政策或立法上去真正地落实。
后来到了“失落的10年”，政府呼吁要“恢复经济”、“处理不良债权”，在牺牲国民福祉的“产业再生”宏旨下，执政者鲁莽地拼命冲，结果造就了世界上最高的公债。
虽说从个人金融部门来看，日本是世界第一大储蓄国，但是在零利率的政策之下，政府其实是在从储户的户头里拿钱救济银行。公共工程少了财源，相关单位就打着“可以慢慢还钱”的幌子，胡乱核发房屋贷款，骗上班族买房子，让上班族协助政府应对不景气的经济。
结果，上班族的生活如何？土地、房子的价格一滑落，这些肩上扛着贷款的中年上班族随即陷入债务的旋涡里。银行公开表示要给予协助，可是却又提不出解救这些上班族摆脱噩梦的政策。这就是提供者逻辑僵化的日本现状。
最近，上班族因为担心被裁员，任由公司减薪、延长工作时间，生活备感艰辛。
靠着按时计薪、增加合同工、裁员的效果，公司的业绩的确恢复了，但是国民应得的报酬减少了。进入2005年之后，日本股价上扬、经济复苏，但是大多数国民，尤其是上班族，却一点实质的感受都没有。
钱理所当然都集中在退休者（老龄者）那里了。据统计，靠退休金生活的人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是家庭收入中扣除税金等非消费支出所剩的余额，也就是可以实际消费的金额。，比上班族还要多，因为他们把“退休金的30％都拿去储蓄”了。
“只要埋头工作，就会加薪、升职”是战后架构日本社会的一大前提，可是这个大前提已经完全崩塌了。现在的上班族必须觉悟，一个人薪水的最高峰平均是在他40岁左右，过了这个高峰，就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制订符合实际状况的人生规划。
就在日本徘徊于经济低迷期的这段时间，中国、印度等国家已悄悄抬头，后起的国家更以低廉工资为武器在后面奋起直追。两相比较之下，很明显，日本人的工资之所以未上涨，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关系，而是因为一上涨就会陷入失业人口增加的恶性循环，这说明日本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
日本人的中间年龄（在人口结构中，处于最中央位置的人口年龄）为43岁，到2025年时中间年龄将超过50岁。我找遍了日本所有的学校，就是找不到一所学校有完整的课程，足以培养未来可以活跃于无国界经济、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才。
看到这种情形，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认为日本“再这样对问题置之不理，仍可以繁荣兴盛”吧！
看看现在欣欣向荣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它们都不是靠自己的资金来吸引世界的资金、企业、技术和人才的。而全世界取之不尽的金钱就是不流入日本，换句话说，日本靠自己的钱来打造自己的繁荣，这也导致经济后退的恶性循环。
“打地鼠式”改革（3）
21世纪经济的最大特色，就是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转变成地域国家。已经独立的地域和世界各地域进行各种形态的经济交流以促进繁荣，这是对日本强势而僵化的中央集权制重大的警告。日本以“打地鼠”的方法，将政府机关中的冗员削减5％，让政府体系下的金融机构合并为一，但还是无法彻底解决日本的问题，所以日本现在迫切需要直接而郑重地改变统治机构。
因此，我们不仅要为自己做好人生规划，也要向政府提出改革建议。
从自觉到自救
改革，就是舍弃提供者的思考逻辑，转而采用以国民立场为出发点来思考的政治制度。因为主办者（当权者、执政者）、提供者（政府各部门等）都不会直接交出自己的权力，所以我必须再度提出自2000年起我就不断呼吁的“平成维新”。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日本人的薪水比较高；也就是说，在世界其他各国的眼里，用这种薪水过日子，应该可以过得很富足，如果日本无法实现这一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自民党也呼吁改革，但是改革时却完全没有把国民的需求列入考量，从道路公团、邮政事业的民营化就很容易看出来。小泉改革采用的手法是“捕物帐”、“打地鼠”的方法，拼命修正看上去不好的地方，而遗漏了主体——国民。身为在野党的民主党，也因为本身内部有自治团体劳动工会等工会问题，所以只提出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削减官员的议题。
结果，在这些政治家的主导之下，改革流于吆喝的口号，好处是否真的落入了上班族的口袋则不得而知。所以国民应该提高分贝，不客气地要求住宅、教育、车子、饮食、社会福利等费用都应彻底下调。国民不能把改革的议题全权交给政治家，而必须主动提案，争取主动权。
例如税金一事，政府表示调税是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所以只能“增加上班族所要缴的税”，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在收入无法增加的时代，税制也应该要归零重新检视。
这本书是为80％的中低阶层及生活在金字塔底部的人所写的，换句话说，这本书是为绝大多数人而写的。在本书中，我会告诉中低阶层的朋友必须做些什么，以及必须要求些什么。我在建议大家做人生规划及重新检视个人生活习惯的同时，也提出了从统治机构到税制的重建，及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成本的具体方法。
我向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我这20年来集大成的经验所得。
“旧模式”的经济理论不管用（1）
虽说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是置身变化旋涡中的大多数人，却完全没有发现这一变化如此之大。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状况之下。
当结构产生变化的时候，既往指标无法说明的现象会一个接一个浮出水面。以日本经济状况中的一个现象为例，在“中国特需”产业的支撑下，日本的ＧＤＰ增长、股价开始上扬，经济看起好像是好转了，但是通货紧缩的情形并未明显消除，上班族的薪水也持续缩水，大家的生活未见宽裕，反而更为艰苦。
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为什么大家感觉得到，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原因究竟何在？简单来说，就是之前我们常挂在嘴边谈论的经济、社会“常识”，在现今的社会已经开始不管用了。
例如，绝大多数的人都把经济低迷的情况认为是“不景气”。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不景气的概念来自景气循环说。景气循环以各种形态呈现，例如，和库存投资活动周期重叠的短期循环（又称库存循环）、和设备投资周期重叠的中期循环、和技术革新周期重叠的长期循环等。简单来说，景气循环说就是一种“景气和不景气相互循环”的理论。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现在不景气，只要熬过去就会景气，所以借着货币供给量的调整、利息的调整等政策，就可以提早摆脱不景气的阶段，这种看法成了一般的常识。
现在的经济也是根据这一景气循环说而被认为是“泡沫经济破灭后，进入不景气阶段”。但是事实上，政府努力维持零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让资金哗哗流动之后，经济依然一点都没有好转。从这个结果所导出的结论就是：“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