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部之后，我需要马辛的强大组织能力来监控我们的改革，并管理我们的大批律师，现在我们通常称他们为“美国律师协会”。
监管者的报复（7） … 《桑迪·韦尔自传》 第三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同时，我开始彻底分割研究和投资银行部门之间的组织联系。10月中旬，就在一些最严重的指责出现的时候，我聘请沙莉·库朗契克（Sallie Krawcheck）加入花旗集团，领导我们新设置的私人客户部门，其业务范围被扩大了，现在包括研究业务。沙莉曾是华尔街的顶尖分析师，被《财富》称为“华尔街最后一位诚实的分析师”，后来成为倍受尊敬的独立研究公司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Bernstein）的总裁。
我参加了一次外地的零售经纪人会议之后，就有了聘请她的想法。那次会议上，一名经纪人建议我收购伯恩斯坦公司，以重建研究业务的可信度。虽然这个想法看上去不可行，但我突然想到可以采取成本低得多的办法，就是聘请沙莉。我第一次向她提出邀请后不到一星期，这位年轻聪明的前分析师就接受了邀请，愿意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部门，我们将简单命名它为美邦。
我们开始较早且一直坚持的适应新监管时代的努力和率先实施的改革终于为我们带来好处。12月，总检察长完成了他的调查，结论是由于缺乏证据，他不能再追查我，花旗集团则进入与所有主要监管者的严肃和解谈判。在监管者审阅过的无数文件中，只有少数是解释不清的，其中就包括与92nd Street Y学校相关的那些，因为除非我能够把当时我脑子里的想法拿出来给别人看，否则就无法彻底驳斥我帮助格鲁曼的孩子入校是为了让他改变对AT&T的评级这种说法。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无法辩驳的指责。但是，还有许多证据能够说明我的无辜：要求格鲁曼重新评价AT&T时，我只想让他看到使我个人购买300万美元该公司股票的原因；很明显我从没有强迫我们的分析师改变评级；最后，格鲁曼反复发誓否认了他的电子邮件中与92nd Street Y学校和我与里德的董事会之争的内容。
随着斯皮策办公室人员的撤出，我盼望着和解谈判的结束和把这些折磨人的问题甩到过去。接近年底时，我有一种得到昭雪的感觉，但仍无法接受我所忍受的个人污辱，并且担心重建我的声誉所要付出的代价。
重新掌握我的生活（1） … 《桑迪·韦尔自传》 第四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2002年最后几周，艾略特·斯皮策开始对证券业调查进行收尾。他已经让这个行业进入了他想要的状态：战战兢兢，随时准备接受他的和解条款。同时，监管者把焦点放在需要改革的行业行为上，却没有抓出什么需要提起刑事诉讼的人。
我几乎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冲击与刑事犯罪没什么关系，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个让华尔街优雅地投降的办法。多亏查克·普林斯与监管者良好的关系，花旗集团终于进入了旨在结束这件事的严肃的和解谈判。监管者和大部分大证券公司都愿意达成统一的和解，那就是证券业将接受新的规则和标准，作为结束这艰难的数月的基本条件。
虽然和解会给花旗集团带来大量成本，但我认为监管问题的悬而不决给公司声誉带来损失才是难以计算的。我们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正常工作，结束这些有害的困扰。就个人而言，我简直等不及恢复对公司的控制，更不要说对我自己生活的控制，那几个星期的打击和不确定感已经让我筋疲力尽。
和解谈判冗长而乏味。参与的十家大公司各有各的议程，要同时与多个监管者达成共同的方案更加延缓了谈判的进程。像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这样的传统监管机构根本不适应纽约总检察长的强硬姿态，他似乎要控制谈判议程。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始终拒绝在三个要求上让步：研究业务必须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证券公司必须提供独立研究业务；华尔街必须支付高额罚金。谈到花旗集团时，斯皮策要求我们必须支付尤其高的罚款。
我认为这是明显的不公，因为花旗集团所犯的错并不是最严重的。不幸的是，当监管者想整我们的时候，是能够成功的，我们曾遭遇最不利的公众舆论，也就无法避免支付额外的罚金。虽然花旗集团在法律上不承认任何错误，但监管者坚持要我为花旗集团的行为发表道歉声明21。这不是问题，现在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公司客户表达忏悔之意。最后，我们同意支付3亿美元的罚款，并额外提供1亿美元专门用于为美邦客户提供研究服务。
当听说我们的谈判人员即将结束和解谈判时，我正在莫斯科旅行。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感觉好一些。我入住酒店时得到了一瓶俄罗斯伏特加酒，现在我开始好奇它的味道。我已经坚持了五个月的“斯皮策食疗法”，履行了只要监管调查不结束就不接触马蒂尼酒和油脂食物的自我保证。现在，来自纽约的令人鼓舞的消息告诉我没关系，于是我呷了一小口，庆祝谈判的结束。
一天以后，我抵达巴黎，在当地时间早上5点接到同事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协议已经签订。那天下午，查克打来电话，我们一起观看了宣布统一和解协定的新闻发布会的直播。提问阶段，一名记者向斯皮策问到我，总检察长明确回答不会起诉我，因为我没有不正当行为。听到这些话，我确定喝一杯马蒂尼的时候终于到了。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喝的最美味的一杯酒！
解脱的感觉棒极了，但我天生爱操心，知道不应该高兴得太早。12月20日的和解公告只是总体协议，各当事方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把一切形成文件。我还听说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差一点在最后时刻拒绝和解，因为他们对斯皮策宣布和解的时间不满。任何显示监管方犹疑的事都令我紧张，因为我只想确定我们已经达成了协定，它能让我们不受干扰地回去工作。
逆境之后我通常能很快恢复，并把注意力重新放到未来。但在达成和解之后，我感到一种伤害。虽然我经受住了这次残酷的折磨，但我的名誉被玷污这一事实使我感到深深的伤害。斯皮策允许我的律师在公开声明中包括我们的白皮书，它详细反驳了我在监管调查中受到的中伤。不幸的是，大部分公众都忽视这份文件。琼妮对和解也百感交集，认为它忽视了我的声誉受到的不公平损害。
但我必须继续我的生活，我告诉琼妮这是我们继续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和解后花旗集团的第一次部门首脑会议上，我再次表达了我的遗憾。站在事后的角度，我对我的同事说我希望当初能够预见监管重点的转变，并更早改变公司的业务行为。我后悔没能更敏感地注意到长期的牛市已经削弱了华尔街对冲突的容忍力。我还说我希望从没遇见过杰克·格鲁曼！我并非沉湎于过去的人，强调必须把那些艰难的日子抛在身后，重新向前看，并以身作则。我们早在和解达成之前就实施了许多先进的公司治理改革，现在必须显示花旗集团对这些改革的决心。
这次经历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声誉风险和其他形式的商业风险一样重要。虽然我们无法把公司声誉受到的打击量化，但花旗集团的股价在2003年3月只有35美元，在过去12个月下跌了30％。从任何角度看，它都损失了监管问题出现以前的全部风光。
和解之后，监管者和公众都以更高的标准衡量花旗公司，不管怎样，它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意味着它不可能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必须表现出最好的行业行为。我们在公司层面和每个主要业务部门内部建立了行业操守委员会，以防止重大违规和保证花旗在未来努力为客户寻求利益，甚至不惜损失收入。
虽然我发表了公开道歉，但我们的行为远远不是华尔街最糟的。应该认识到其他机构对牛市中的放任行为也应承担责任。美国公司经常颠覆向关键员工奖励期权的好处。牛市使许多公司发放了相对于发行在外的股份而言数量荒谬的期权，这通常会鼓励短视的决策。花旗集团较早采用了期权激励，但我们一直控制着这些奖励。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同样失去了主见，去接受各种事后看来愚蠢可笑的稀奇古怪的估价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讲，网站点击率或利息和折旧前盈余比老式的现金流指标更能说明问题。
我也要指出其他人的不足。法律人士在鼓励许多公司使用各种所谓“金融工程”的工具之前应该深思熟虑。我一直以为人们可以依赖法律意见，坚信法律的许可是不可能被收买的。许多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显然不明白或者忽视了他们的工作所承载的信任。
会计师和监管者也负有责任。我承认，要任何人分辨出一次精心策划的欺诈都是困难的，但在美国企业界发生的一些不当行为牵涉很长时间内的大量阴谋。而监管者在问题曝光之后才以报复者的姿态出现。
最后，媒体也应该受到谴责，它在市场上扬的时候刺激人们的疯狂，又在市场下滑的时候助长恐慌。较早的时候，媒体的行为变化还没有这么大，但现在无处不在的电视和网络新闻加剧了人们的疯狂。
虽然公司治理的缺陷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但市场崩盘后的冲击波已经导致了深刻的变革。公司董事会通常会召开更长和更具实质意义的会议。公司董事已经越来越普遍地作为董事会和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存在。交叉担任董事的做法基本已经停止，新的股票交易规则要求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必须占压倒性多数。
同时，萨班斯…奥克斯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