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个星期前，我们曾约定我将在监管者面前作证，并安排了两次10月底的听证会。我能肯定，不管是谁泄漏了“利益冲突”的消息，都是把这当作让我在提供证词前失去勇气的手段。如果这就是他的动机，他成功了。虽然在那些新邮件被发现之前我对调查充满信心，但现在压力和不确定感让我疲惫不堪。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消息曝出来。尽管花旗集团的董事会和我一样相信我与公司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冲突，马蒂·利普顿还是派他的两名骨干律师拉里·佩德威兹（Larry Pedowitz）和约翰·萨瓦利斯（John Savarese）专门负责我的个人情况，直到让监管者确信我没有过失。10月的大部分时间，这两名经验丰富的律师都在帮我准备证词，我们一遍遍地温习发生过的事件，进行模拟提问。
我讨厌我的职业道德和人格受到怀疑，不得不花费宝贵时间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专心管理花旗集团让我很恼火。我大概让佩德威兹和萨瓦利斯发狂了。为了获得一些控制感，我最初对这两名律师采取抵制态度，不满他们令人不快和过度严肃的提问。把佩德威兹改名为“世界末日先生”之后，我终于投入到证词准备工作中。
监管者的报复（6） … 《桑迪·韦尔自传》 第三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我最初出现在监管者面前是在华盛顿遭遇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虽然我们知道将有一名速记员做现场记录，但从来没有得到关于会议的官方记录。回到纽约，我在几天后接受了第二次审查，律师把它称为“访问”，是斯皮策办公室牵头的。这一次斯皮策给了我一些礼遇：他允许把审查安排在沃切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而不是强迫我去市中心，那样我将不得不躲避守候的摄影师，成为媒体杂耍的一部分。
我把马蒂的办公室看作友好的环境，它稍稍减轻了我的紧张。斯皮策没有参加这次审查，但我想所有其他有关的律师都在场了。在佩德威兹和萨瓦利斯的左右陪同下，我在一个巨大的会议桌旁坐了下来，面对斯皮策的一帮人。我们在上午9点30分开始。米歇尔·赫希曼（Michelle Hirschman）领导这次审查，她曾经是检察官，也是斯皮策调查的领导人。赫希曼的几名同事坚持用一种评判式的方式提问，但我认为总体来说这次问讯是比较公平的。
我已经做好长时间作战的准备，因此努力大方地满足我的提问者，希望他们回之以礼。中间休息时，我试图以玩笑舒缓气氛。斯皮策的团队很专业，我很欣赏他们的公事公办，虽然我内心对事情本不该到这个地步感到很气愤。晚上6点左右，马拉松式的审查终于结束。没有任何值得惊奇的事出现，这次审查看上去很沉闷。我感觉我掌握了局面，佩德威兹体贴地证实了我的感觉。我充满希望的离开，但仍然紧张得要命。回到家里，我完全不愿再回想这一天；但琼妮还是不停地询问细节。令她失望的是，我拒绝回答。我已经彻底崩溃了。
尽管我做出了坚定的表现，令人始料不及的事还是接踵而至。我作证两周之后，《华尔街日报》根据最新泄漏的错误消息重新发起攻击。一连三天，查尔斯·加斯帕里诺喋喋不休地报道了格鲁曼和他的女朋友之间的电子邮件中听起来最有伤害力的部分。第一篇报道出现在11月13日星期三，提到格鲁曼说他改变对AT&T的评级是为了帮我对约翰·里德进行“核打击”。
这篇完全没有依据的报道明显打击了投资者，花旗集团的股票价格这天下跌了4％。星期四，加斯帕里诺报道格鲁曼否认了电子邮件的内容，但这名故意只提供与他所要的故事相吻合的信息的记者现在说，我们的分析师在我同意运用我的影响力让他的孩子进入92nd Street Y学校时改变了评级。最后，星期五，《华尔街日报》引用了那篇格鲁曼向我汇报他的研究进展并请求我帮助他的孩子入学的备忘录。
这篇报道提到了花旗集团做出的五年捐款100万美元的承诺，但没有提这一捐赠是在格鲁曼改变评级后才进入讨论，并在他的孩子入学后几个月才达成的。它也没有提这笔捐赠对我们的基金每年1亿美元的捐赠预算来说微不足道，而且92nd Street Y学校是纽约重要的文化机构，值得企业的慈善支持。
这些报道的具体性使情况看起来好像《华尔街日报》的加斯帕里诺掌握了关于调查的情报渠道。我们公司的公共关系人员说，在与加斯帕里诺的谈话中，这名记者说过“我正等着总检察长办公室给我提供这些秘密文件”，后来又说“我拿到了秘密文件”。在这些最新报道之前很久，我们的律师就曾因为消息泄漏问题不止一次找到总检察长办公室。高级代表们否认他们泄漏了消息，并说这种资料不应该公开。被质问时，加斯帕里诺也否认他在总检察长办公室有消息来源，虽然他之前对我们的公共关系人员说的话指明相反的事实。虽然我们强烈不满，但可怕的消息泄漏仍在继续。
我们一直不知道究竟是谁泄漏了消息，我也不认为与总检察长纠缠这个问题是个好主意。相反，我把怒气和失望转向了加斯帕里诺，他似乎一心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不管这会伤害到谁。加斯帕里诺经常出现在CNBC推销他的报道，似乎非常喜欢讨论我的情况，而他利用的是不完整的信息和半真半假的事实。
除了生气之外，在这段极度艰难的时间里，我的情绪被巨大的挫败感主导。我的声誉一直是我最珍贵的财产，我非常骄傲于我没有任何弄虚作假地取得了我的成功。现在，我的名誉被不断玷污，近50年来我所努力的一切似乎都在消失。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每天能在报纸上看到调查的每一步进展。
内心深处，我理解调查的原因，甚至明白为什么斯皮策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对那些电子邮件的表面价值感到兴奋；但是，一次正当的调查应该首先在私下进行，而不是让那些毫无意义的细节未经删节地全部提供给大众消遣，尤其是在这些细节完全缺乏背景支持的情况下。我的顾问警告我这种事实上的公众审判有可能引发公众的狂怒，使总检察长办公室感到不得不追查我，即使调查最终显示我是无辜的。为什么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人们不感到愤怒呢？他们看不出这是新的麦卡锡主义20吗？每一次消息泄漏都是极不公正的。
公众的强烈反应使我们陷入不知如何应对的境地。一开始，律师建议我们在公众面前保持低调，硬撑过去。这一建议并不让我高兴，但我明白它的道理，便同意了。但现在，我们在这些令人作呕的消息泄漏面前的沉默已经开始折磨琼妮和我。我妻子尤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这些人身攻击而不说出我们这边的事实。我每天还能通过工作分散注意力，但琼妮必须面对那些不明白事情真相的人。她不得不痛苦地向她困惑的母亲和我们脆弱的孙子孙女解释真相。
收到人们指责我“可耻”的来电和来信给我带来的伤害比我愿意承认的严重得多，我对于我们采取的策略的信心动摇了。我们激烈地争论是否公开格鲁曼完整的电子邮件，让公众了解他们现在获得的那些小片段的全部背景。赞成这一做法的人认为揭露格鲁曼的不正当关系和他们那些充满幻想的通信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会编造那些吹嘘的大话，从根本上驳斥最近的媒体报道。但经过考虑后，我决定放弃这种做法。我一生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在媒体上打这种仗。我的律师也这样建议我，我知道避免把事情做绝是正确的。
秋末，我们遭遇全面的攻击。公众几个月来肆无忌惮的指责使每个人不堪忍受。我们的股价陷入动荡，因为投资者认为我们会走上烟草行业的老路，面临无止尽的诉讼风险。我们的员工情绪低落，或许还感到受到我的连累。这使我的良心深感不安。我的法律和公共关系团队尽极大的努力恢复我们的声誉，我也把他们逼得很紧。
我们的团队开创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方法处理我们的危机。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向员工发出备忘录，表明我们对事情进展的观点，这是讲述我们这边的事实的方便方式。我们还发现，各大报纸通常在凌晨在他们的网站上贴出他们当天的报道，也就是说我们能提前得知具有伤害性的报道，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这段时间，我努力排遣自己的压力，尽可能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泰然自若。我不能陷入自我怜悯，它只会通向毁灭。但那些与我最亲密的人大概能猜出，我从“斯皮策食疗法”获得的35磅的体重减轻更多来自压力，而不是改善的饮食习惯。至少食疗法使我获得控制感，这正是我现在在其他方面缺乏的。把自己扔回工作中确实是抵抗巨大压力的最好方式，因此我现在的工作量比往常还要大。
即使在监管调查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仍把花旗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与查克·普林斯和我们的律师一起，确保董事会了解一切信息，并履行受托职责。实际上，当新的电子邮件曝光时，我们召集了整个董事会，强迫董事们逐页阅读那些资料，好让他们明白我们正面临什么危机。不用说，大部分人都被这些邮件的内容以及监管者和媒体对格鲁曼婚外行为的漠视惊呆了。即使经过这些努力，我仍然担心会失去董事会的信心。我并不害怕被抓住做了什么错事，但我面对的是本质上就不公平的程序，这使我丧失了信心。值得感谢的是，董事会对我的支持从未动摇过。
在遭受最严重攻击的同时，我继续领导管理结构和业务模式的改革。比如，我说服迈克·马辛放弃董事会席位，加入管理层，担任负责法律和其他行政事务的首席营运官。把查克·普林斯调去投资银行部之后，我需要马辛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