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论他们的真实关系如何，但杰克·格鲁曼现在看上去与这两个可疑的世通官员有脱不开的关系。格鲁曼的长相不适合上镜头，电视画面现在抓住了他阴暗的面部特征和深陷的双眼，使他看上去很邪恶。更糟的是，他摆出一种傲慢的姿态。听证会似乎一直纠缠在杰克与这两位世通高级官员的往来关系上。大多数时间，政客们似乎更在乎从选民那里赚取得分，而不是获取事实。
提问一度发生了奇怪的偏转，瞄准了所罗门美邦首次公开发行的分配。格鲁曼似乎对此措手不及，很明显，没人帮他准备这类问题。不幸的是，我们的分析师对许多问题支支吾吾，拒绝直接回答。但是，他给出了不利而且错误的暗示，那就是他在新股发行的分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他结束证词时，我已经可以猜到媒体第二天可怕的报道了。
格鲁曼的证词出现的时间不可能更糟了，因为我已被安排在同一天晚上接受一个“年度CEO”的颁奖。我期待这一奖项已经很长时间，因为我在前三年都入围最后人选，这是CEO同行们对我的肯定。白天的事让我又烦又累，当我抵达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颁奖庆祝会时，我的血压一定升高了。我本打算念一篇精心准备的关于我们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演讲稿，但很明显由于白天的新闻它一定会显得缺乏力度。
我们怎么能在格鲁曼白天在电视上对提问含糊其辞、拒绝回答的情况下，晚上就鼓吹我们的改革？
在颁奖晚宴之前，活动筹备方在交易所场内安排了似乎一个永不到头的鸡尾酒接待会。我绝望地注意到交易大厅上方的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CNBC的格鲁曼证词片断。没有声音，所以我只能猜测评论员正在对我们发出猛攻。我的焦虑更严重了。最后，我们进入一个闷热的宴会厅，和鸡尾酒接待会一样，宴会似乎没完没了。颁奖终于在晚上10点开始。我站起来发表演讲，内容主要是我领导业内治理改革的个人决心。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只是不善于读演讲稿，但由于现场过热和白天的压力，这一次演讲尤其艰难。我身体疲惫而且在精神上感到脱力，演讲时浑身都湿透了。假如这不是一个严肃的活动的话，这个场景几乎可以称作滑稽。这晚结束时，我感到失望、失落和彻底的背弃。我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一晚将定下未来几个月的基调，不愉快的意外将反复出现，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努力白费。
国会在两周后又举行了一次听证会。虽然这次由参议院领导的听证会的焦点是安然，但它的基调受到了前一天关于世通申请破产消息的影响。我们的银行家作证的那个早上，《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指控花旗集团参与安然不当行为的野蛮报道。在白天的听证会上，米歇根州参议员卡尔·雷文（Carl Levin）愤怒地指责我们公司，暗示我们和其他公司通过为安然隐瞒债务而故意唆使了安然的欺骗行为。
世通的破产和来自华盛顿听证会新的指控使我们和其他大金融公司的股票遭受重挫。在两天的时间里，花旗集团的股票价格就跌至27美元，跌幅25％，市值损失460亿美元。行业观察家立即开始谈论严重的法律风险，并猜测商业和投资银行将像烟草业一样由于法律问题出现股价的长期低迷。我从不同意这种消极观点，认为股价下跌只是市场的过度反应。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股价多久才能恢复。我没有陷入毫无用处的绝望，而是加倍努力确保花旗集团的政策和业务程序对出现的问题做出反应，并努力使公司远离伤害。
但不幸的是，新闻媒体使我们很难占取优势。现在，无数记者已经把投资者和公众逼向疯狂，他们的几乎每一篇报道都尽力使用最坏的措辞。格鲁曼作证后不久，我瞥见了我保存很长时间的一份新闻剪报。CNBC的一位摄像师设抓住了我们正要离开曼哈顿公寓的分析师，试图进行即兴采访。格鲁曼先是直视摄像机，对受到打扰表示不满，然后突然转身，笨拙地试图甩掉尾随其后的摄像师。
这就是电视摄像机的力量，但这个镜头让杰克看上去很糟糕。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一天早上进入公司大楼时也意外地碰到了一群摄像师。想起格鲁曼不光彩的形象，我让自己保持平静，直接看着镜头，热情地微笑，好让那些胶片毫无价值。
大面积的监管调查和精力充沛的媒体创造了一种氛围，使事情以一种扭曲的速度演变。我已经对声称花旗集团向各种利益屈服的指控感到愤怒，但7月底和8月发生的事让我更为恼火，因为新的报道说我本人有不正当行为。《华尔街日报》开始引用“与调查紧密相关的人士”和“熟悉情况的人士”的话，作为对我的行为提出质疑的报道的基础。最先出现这些文章时，我想起了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是如何利用媒体打击美林及其CEO的。我不禁担心总检察长现在或许会对我使用同样的手法。安然。世通。研究独立性。现在是我！
突然，花旗集团和我面临“完美风暴”。
监管者的报复（3） … 《桑迪·韦尔自传》 第三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这些伤害性报道的第一篇出现在7月中旬，格鲁曼在国会作证一周之后。这篇文章谈到杰克·格鲁曼在1999年底改变了对AT&T的推荐评级。新的购买评级导致股价暴涨，因为杰克长期以来不看好贝尔系的公司是出了名的，但一段时间以来他为这支股票撰写的评论已经变得更为积极。他的购买建议成为新闻头条，因为一些观察家认为他改变评级是为了帮助所罗门美邦赢得一笔为AT&T的无线业务发行股票的承销业务。
几个月后，AT&T无线业务已经上市，他又改变态度并撤回购买建议，这更加重了公众的猜疑。现在，20个月过去了，基于我们提供给监管者的内部文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我“授意格鲁曼给予AT&T新的评级，因为公司正在寻求＇它的＇承销业务。”这篇报道暗示我强迫格鲁曼改变评级，因此亲自损害了我们的研究评级系统。
这篇报道完全缺乏事实和具体背景，在不指明消息来源的情况下就对我的行为提出质疑，这是完全的冒犯。之后，我的律师会起草一份至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公众的白皮书，详细说明了我在AT&T一事中的立场，但在这之前，由于处于监管调查之中，我们没有别的回应方式。我们的律师说服我放弃说出事实的想法，忽视这篇报道，这种情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反复出现。然而，《华尔街日报》从未调查人们必须知道的事实真相（所以我们在白皮书里进行了完全的陈述）。
1998年，我已经进入AT&T董事会，对这家公司的新领导层和取得的进展有深刻的印象，认为AT&T的CEO迈克·阿姆斯特朗干得非常不错。虽然我对花旗集团以外的股票从来不感兴趣，但这年夏天我甚至开始私人购买AT&T的股票（购买了几次，总额330万美元）。当时，许多其他华尔街公司和专业资产管理公司的有影响力的分析师已经看到这家公司的改进，并推荐其股票。由于富达（Fidelity）这样的大机构投资者的购入，这支股票出现可观的上涨。但我们自己的杰克·格鲁曼似乎对这家公司的变化无动于衷，因为他通常持负面观点。
作为董事会成员，我亲耳听到AT&T的利好消息并继续购买其股票，因此我认为杰克忽视了这支股票的上涨表现，希望他能够看到所有事实。于是我建议他重新考虑。
杰克感谢我的建议，答应放开思维。这次对话发生在1999年年初前后。4月，杰克发给我一份备忘录，指出AT&T官员对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没有做出回答。为了帮他，我安排杰克在新泽西的AT&T总部与迈克·阿姆斯特朗见面。
会议开始时我只是默默地旁听（这时已是8月），杰克则与阿姆斯特朗寒暄。这次会面后又过了几个星期，其间格鲁曼大概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评估，并在他的调查提问中获得了满意。杰克11月才完成研究工作，在月底发布了研究报告。鉴于这些事实，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我看到指责我“授意”格鲁曼并强迫他改变推荐评级的报道时那么愤怒。任何熟悉我的过去和性格或者格鲁曼的人都会立即看出这一指控的荒谬。我总是希望经纪业务的客户获得良好和准确的建议，在评级改变前后我本人都是这支股票的购买者。
而且，我也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假如我要逼迫格鲁曼改变观点的话，也一定会立即这样做，而不是等待几个月，让他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我最初提出建议后，杰克过了几个星期才做出回应，之后又用了几个月仔细研究AT&T。从我提出建议到他重新研究这家公司并改变评级之间总共过了近11个月。
杰克也不是一个退缩的人，他谈判争取了作为研究分析师最高额的雇佣合同，这使他个人在财务上非常独立，而且显然在思想上也非常独立。他是我们的许多竞争对手争相引诱的对象，是一个极具自我和性格坚定的人。实际上，缺乏杰克的支持经常是我们的投资银行家放弃业务的原因。格鲁曼对AT&T的研究报告绝不是被施压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有大量翔实的书面分析的支撑。
说格鲁曼对AT&T做出购买建议是为了赢得对该公司无线业务追踪股票的承销同样缺乏事实依据。我在AT&T的董事会议上就公开反对这笔发行，杰克在他的新报告中明确反对这笔新的发行。他把市场对追踪股票的反应称为“误入歧途”，认为为了得到无线追踪股票业务而购买AT&T的股票是“毫无理性的”。这一观点听起来可不像他是为了赢取承销业务才撰写的报告。格鲁曼在2000年再度降级时，指出了对AT&T经营质量的具体担忧，这正好是他早先不愿意推荐这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