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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和他们的前任约翰·温伯格（John Weinberg）和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就联合掌管这家公司（但他们是在高盛共同成长的）。
按照我最后的分析，懂事们纷纷感到合并的诱惑力太大了，值得冒这个风险。董事会授权我继续下去。
我已经认识格林斯潘主席许多年。福特总统竞选连任失败后，格林斯潘就离开了总统顾问职位，转而在纽约从事咨询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我曾聘请他为希尔森提供咨询，艾伦每个星期一早上都来对我们的研究部门讲话。我通常会参加这些会议，并高兴地与这位未来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争论改善商业环境的政策问题。当时，如何控制通货膨胀和重新刺激企业投资支出是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我的儿子马克也为他工作过一个暑期。
当我致电格林斯潘敲定讨论花旗公司合并问题的会谈时，我问：“你知道这一次我要和谁合并吗？”格林斯潘不做声。“不是J·P·摩根，”我继续说。“是约翰·里德。”格林斯潘立即说：“我必须和我的首席律师谈谈。我会给你回电话。”有一刻，我慌了。但格林斯潘几分钟后就打电话告诉我他那周晚些时候与我会面。
我们第一次董事会议之后的那个早上，约翰和我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碰头，带着我们的律师。格林斯潘办公室外面的房间挂着著名美国人的画像。等待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试图打破紧张气氛，便问约翰我们的历史性合并规模是否会在某一天为我们也赢得一幅画像。虽然我为J·P·摩根来过这里，并且获得了对我们法律权利的保证，但我仍然害怕格林斯潘会扔给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曲线球。
最后，我们被带到格林斯潘的办公室，他和他的首席律师维吉尔·马丁利接待了我们。虽然我对我们的合并规模感到紧张，但格林斯潘让我放下心来。“我对规模没什么可反对的，”他说。“这对我根本不是问题。”我们讨论了一些法律和监管问题，我所害怕的来自格林斯潘的惊吓一直没有发生。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通常善于说模棱两可的话——格林斯潘没有说出口的话才让我感到兴奋。他只在最后才提出警告。“我不得不警告你们，你们将有两年时间来满足银行控股公司法案（该法案不允许银行与保险公司联营），否则你们不得不做出改变。你们很有可能获得三个为期一年的延长期，但记住，这在以前只发生过一次。＇荷兰保险公司＇ING收购了一家美国银行，满以为法律会做出改变，但实际上没有，他们最后不得不在银行和保险业务之间做出选择。以史为鉴，我不能肯定你们是否应该觉得你们会更加成功。”
格林斯潘的话与我预料的一致。即使我们有一天处于当初ING面临的处境，我认为我们仍然能够通过退出财产和外保险业务走下去，如果不得不如此的话。不过，在我们离开之前，里德出乎意料地改变语气，使这次会谈的乐观基调蒙上灰色。约翰一定是对格林斯潘含糊其辞的讲话感到不安，他突然生硬地说道：“我们不想玩任何法律文字游戏。如果你不想让我们合并，直接告诉我们，我们会离开的。”这番话异常突兀，近乎失礼。幸好，格林斯潘只是指着马丁利说：“如果坐在那儿的那个家伙说你们能合并，我就没有问题。”
离开格林斯潘办公室时，我感觉不错。为了让约翰·里德放心，肯尼·比亚尔金写了一封信给马丁利，陈述了我们对会谈讨论结果的理解以及我们下一步的步骤。当这位美联储的首席律师书面答复他同意我们的理解时，我们彻底放心了。又一块重要拼图落下了。
离我们计划的下星期一宣布合并还有一周时间，一切都在轨道上。律师们在敲定合同的最后细节；必要的尽职调查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最重要的是，消息没有泄漏！在最后一周，约翰建议我去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参加他的下午工作。完成紧张的工作后，约翰请我留下来吃牛排晚餐，他将亲自烤制。
为我倒了一杯酒之后，约翰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可能并不想像你工作得一样久，我不想让你被迫退休。那会使我产生负罪感。就我的看法而言，你不必像我们最初讨论的那样和我一起离开。”这番话就想晴天霹雳，澄清了我最初的提议中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我最开始提出联合掌权时，我觉得为了合作成功我们必须完全对等，但在内心，我从来不能真正想像离开工作的情形，更不要说是离开一家像我们即将组建的这样规模的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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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什么让约翰提出这一点。当时，我把它看作对我们达成的亲密关系的肯定。但回想起来，我怀疑约翰可能还认识到他的董事会不会接受把我们的共同离开写入合约，因为董事们会认为继任问题是首要问题。不管原因是什么，我说：“上帝保佑你，约翰。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16我拥抱了他，并吻了他的面颊。我把约翰的让步传达给我的董事会，但后来才知道约翰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那周结束时，我们的合并小组忙得不可开交。星期四，我们再次向董事会通报最新情况，并让我们的投资者和公共关系部门加入进来。星期五和星期六，双方工作小组与公共沟通人员一起待在我们的公共关系公司凯克斯特公司（Kekst & pany）那里，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则与约翰和我待在阿尔蒙克解决最后的财务问题。双方的合并精神一直没有减弱。有一次，约翰的消费业务主管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提出我们应该在星期一的分析师和媒体发布会之前完成公司标志的设计。许多公司会花费无数美元聘请外部公司进行设计。约翰和我则只是与坎贝尔坐在一起花十分钟就设计出花旗集团的名称和雨伞标志的样子。
那个星期六下午，我们的工作基本完成。花旗公司董事会开会批准了合并。旅行者董事会星期日举行了电话会议并立即予以批准。一切就绪，我决定那个晚上或许应该待在城外，于是琼妮和我留在格林威治。在之前的一次收购中，我记得在宣布收购前的星期日晚上与合并对象喝酒，结果遇到了一个认识的人，他很有可能提前把消息透露给媒体。我总是很迷信，所以不想做任何有可能破坏即将爆出的巨大惊喜的事情。
在临近最后一周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人我们不得不预先通知：美国总统。我的一名董事安·乔丹（Ann Jordan）（和她的丈夫弗农（Vernon））与克林顿总统夫妇是朋友，于是我请安为我提前安排一次电话谈话。宣布合并前的晚上，约翰与我致电总统。欣喜若狂的我说：“总统先生，我们想让你提前知道我们明早要宣布的惊人交易。”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把合并的消息提前告诉美国总统。克林顿礼貌地听取了这则消息并说道：“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他接着开始描述他近期对非洲的访问。我其间插嘴说花旗集团凭借其规模将能更好地为世界发展中地区提供贷款和投资。克林顿似乎对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合并与他的日程结合起来很高兴。谈话总共持续了十分钟。正当我觉得已经兴奋得无以复加的时候，与总统的谈话使我更加兴奋起来。
那天晚上琼妮和我一起在家里静静地放松。我不能理解合并的消息为什么没有泄漏。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和肯定的信号，因为任何一个对这桩合并不满的知情人都能很容易泄密。我同样惊叹于我们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的成绩，许多公司需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所做的工作。自从放下了对我与里德合作的担心之后，琼妮就同我一样兴奋。她那天晚上问我，合并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对她说了她已经知道的话：“我会不得不非常努力地工作几年，但这是我工作了45年所追求的最高点。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做成，我将非常有成就感。”
我停顿了一下，讨好地笑笑。“琼妮，我只要你再给我几年时间。”我的妻子总是支持我的，她笑着小声说：“桑迪，我何时阻止过你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我的司机4月6日星期一早上七点把车开到花旗公司。琼妮和我步下轿车走向约翰的办公室。关于合并的早间新闻报道听起来振奋人心：“我们要报道一桩爆炸性合并……一次极具创造性的合并……即将创造金融界的历史……”我的肾上腺素急剧增加，因为这一天是我职业生涯的顶点。来到大楼第23层，我看见约翰独自坐在他的办公室，立即对他说：“这将是金融服务业历史上最大的事件。我昨晚简直睡不着觉。”我们开始观看早间电视报道，一个一个频道地切换，想要尽可能了解人们的反应，同时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之中。这一切都美好得不真实。
约翰告诉我他为我在另一边准备了一间会议室，我的助手康妮·加伦（Connie Garone）已经在那里。“我想或许你更愿意使用我的办公室，”他和蔼地说。“今天你待在这里吧，我去那间会议室怎么样？”我欣赏他的姿态但不愿意喧宾夺主。相反，我坚持在这层楼走一走，不时探出头与花旗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打招呼，他们大都坐在办公室里，看早间金融新闻节目。每个人都热情地向我微笑示意。
回到约翰的办公室，我给我的新搭档拿出了两份礼物：一条红色的印着蓝色雨伞标志的旅行者领带和一个雨伞领针。里德立即扯下他的领带并骄傲地戴上新领带，聚集过来的管理人员则在一旁微笑。约翰和我很快就要出去面对媒体和分析师，并宣布我们的合作关系，一切都不能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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