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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我介绍给他富有魅力的同学兼未婚妻朱迪，我后来知道朱迪正在参与希尔森委托的一个特别项目，该项目请学生提出战略建议。朱迪的小组后来来到纽约向我们建议与美国运通合并。那时是1981年，我们实际上刚开始讨论与美国运通合并的想法。奇怪的是这帮年轻的学生竟能达成与我们资深的管理团队同样的见解。我对于杰米找到了一个明显很有头脑的结婚对象感到高兴。
在杰米即将毕业的时候，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他拿到的工作邀请并询问我的建议。他正在莱曼兄弟、摩根士丹利和高盛（Goldman Sachs）之间犹豫不决。我尽最大的努力把他往正确的方向引导，一周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决定去高盛，他在前一个夏天曾去那里工作。不过，这时我对杰米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想法。“在你决定之前，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说。“金钱对你有多重要？你愿意做一些能够加快并拓宽你的学习过程的事吗？”
我立即引起了杰米的兴趣，并提出我的建议：“我不能给你世界上最多的钱，但我在美国运通有一个工作给你，我需要你帮助我了解这家公司的业务。你能够成为我的执行助理，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这将是一种无价的经验。你会考虑吗？”杰米激动地回答：“啊，这可是完全不同的机会。”然后我们立即开始讨论细节。我支付的薪水比高盛的少三分之一，然而杰米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未来放在我这里，接受了这份工作。
杰米在1982年夏天来为我工作，再一次以他的成熟打动了我。他很快开始在大量困难的项目上提供帮助。我从来不是一个好老师，至少在正式的意义上，更喜欢把我的员工逼入生死境地。杰米很快就学会了与人合作和解决问题，而且经常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他学得很快，很快就学会了金融语言，能够以一种权威与其他职员说话。
他参与了新总部大楼的谈判，帮助我重新调整公司的投资，并解决了复杂的税务问题。后来，杰米帮助我进行收购投资者多样化服务公司的谈判，并想出重建菲尔曼基金的办法。我们共事得越多，我就越欣赏杰米深刻的头脑和学习大量金融知识的能力。他很快学会了在人群中生存并在美国运通的管理人员面前坚守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显示出强大的政治本能。
我很喜欢与杰米一起工作，并且感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错。杰米努力了解我的原则和思维方法，以至于他能够经常帮我说完一句话。我辞去美国运通总裁职务时，杰米已经超出他的年纪对这个行业有了惊人的了解。当我离开时，我在心里为杰米决定把赌注下在我身上感到窃喜。在公园大道的新办公室中的孤独感也不那么强烈了，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学生跟着我，他能分担我的恐惧也能分享我的宏伟理想。
我们1985年7月搬进新办公室时，我收到了朋友和工作伙伴祝福我的大量致电和信件。我想当然地认为我的声望很快就能带来大量请我管理其他公司的邀请，但很快就进入自我怀疑。大约两周之后，电话开始减少，恼人的安静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我尽量保持严格的作息时间。我会在每天早上8点15分准时到达，白天的大多数时间盯着我的股票报价机，或者安排午餐会。杰米建议我们建立一家投资银行，我鼓励他准备针对潜在投资者的宣传书并寻找能够投资的公司。我们甚至为未来的投资公司取好了名字：韦尔实业。同时，为我的祝福者的来信制作剪贴簿很快成为我的行政助理阿里森的主要工作。
时间一周周过去，办公室的安静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杰米和我讨论着投资银行的想法，并频繁安排与不同投资银行家的午餐会，他们都非常热衷于进行投资。然而，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的这些所谓“机会”都显得奇怪和无趣。我很难接受成为一名金融投资者的观念。
我已经建立了自己作为缔造者和管理者的声望，不会再感谢别人为我提供的管理他们的资金的机会。不过，杰米有一次提出利用投资银行作为从被动持股到最终控股的工具。我的好朋友兼本身就是出色投资家的亚瑟·赞克尔告诫我，要是我采取这么轻率的行动那才是疯了，因为我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回到管理者的位置。我遵照他的建议，很快放弃了这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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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秋，我的情绪开始低落。我最后认识到我所指望的热烈邀请只不过是幻想。我开始怀疑美国运通是否伤害了我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使别人不敢聘用我。我越来越无所事事，开始花更长的时间吃午餐，我的频繁饮酒使我昏昏欲睡，尤其是在没什么事刺激我动脑筋的时候。
我经常回到办公室，然后发现自己在沙发上午睡，这是我所不习惯的。琼妮对我的精神状态恐怕不是一点担心，尽一切努力提高我的兴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打电话来建议去看一场下午场的电影。我还有着忙于工作的幻觉，坚持说：“琼妮，我不能去；我在工作。”然后，琼妮用她独有的方式说：“但是桑迪，你没有工作！”她很快就开始强调，一个人的存在并非必须由工作来证明，并提醒我，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钱，并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我不肯定是否同意她关于存在的言论，但我欣赏她的观点。
听起来或许很愚蠢，但琼妮要求我留下私人司机和购买我所习惯的一切来维持我的自我形象设定。“你并不需要为某家公司工作来换取这些享受，”她说。“如果你想乘坐私人飞机，那就租一架。”
虽然感到茫然，但我尽力不表露内心的情绪，并睁大眼睛寻找新的机会。我还提醒自己拥有好运，因为我没有大多数失去工作的人面临的财务问题。琼妮和我继续参与社会活动，我还经常故意向阿里森炫耀我们遇见的名人。我会经常模仿电视问答节目问他：“猜猜我们昨晚遇见了谁？”这成为放松办公室情绪的一种游戏。某一天或许是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另一天或许是韦恩·罗杰斯（Wayne Rogers）。
有一天，阿里森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吉姆·马里斯（Jim Marlis）夫人，邀请琼妮和我用晚餐。阿里森通常知道哪些人是琼妮和我的社交朋友，但这个名字似乎完全陌生，她花了大半天时间弄清楚这个神秘来电者的身份。马里斯夫人实际上是女演员格伦·克罗斯（Glenn Close）。我在格林威治的房产中的小别墅是她长大的地方，她现在想租小别墅度夏，寻找根的感觉以渡过离婚后感情上的困难时期。
我会很愿意忘记我对这一时期的感觉，除了一点，那就是我有机会与孩子们更好地交流，他们都向我提供了支持，并与我聊未来的希望。当然，杰西卡和马克此时已经长大成人，但他们生命中第一次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并感到平等，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达到新的层面。比如，杰西卡开玩笑说：“我猜我将不得不买下你的雪茄，因为我有工作而你没有！”我们全家去罗马和巴黎度假，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全家一起度假固然使我感到新奇，但没有通常工作上的打扰同样使我感觉很奇怪。
度假充满了乐趣，旅途飞行一样令人难忘，因为琼妮和我坐在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旁边。不知为什么，参议员和我最后喝得有点多。我们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以至于坐在我们前排的一名牧师终于大声叫我们“闭嘴”，后来孩子们告诉我们坐在飞机后排都能听见我们的声音。这次度假以后，我很遗憾我们从那以后再没有计划别的家庭活动。我屈服于我的不安全感，坚持每天去办公室，从而失去了与马克和杰西卡进一步亲近的机会。
家庭生活使我振作起来，我参与卡内基音乐亭事务的深入为我带来进一步安慰。自1982年进入董事会以来，我就认识到音乐厅存在巨大的潜力，能够为纽约市的活力和整个音乐界做出贡献。我十分钦佩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他是卡内基音乐厅的拯救者，是支持着这座音乐厅的智慧和精神上的巨人。20世纪60年代末，音乐厅曾是私人财产，后来被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后者打算将它夷为平地，以办公大楼取而代之。斯特恩几乎孤军奋战地发动了一场拯救，导致纽约市和纽约州在1960年买下音乐厅。艾萨克·斯特恩绝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除了拯救卡内基音乐厅之外，他还倡导音乐厅开展音乐教育和扩大社会影响力。这为音乐厅开创了新的方向，但卡内基音乐厅在过去20年里只能靠政府补贴和董事会的慷慨勉强维持日常开支。
我担任董事之后，就开始问为什么卡内基音乐厅没有更努力地联系广大社会，也没有把筹集资金当一回事。我的观点遭到几名董事的反对，他们或许认为寻求资金是降低他们尊严的事，但我的观点获得了艾萨克的同感。他很快邀请琼妮和我去棕榈滩共度周末，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
艾萨克为人热情慷慨，使我们立即放松下来。坐在俯瞰大海的甲板上，他自由地畅谈他对卡内基音乐厅的梦想，在这里，音乐作为共同的语言将能够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并将文化一代代往下传。“当你坐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你仿佛能够感到墙壁中渗透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喃喃地说。“过去一个世纪中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在这里表演过，从阿图尔·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到杰什查·海费兹（Jascha Heifetz）到叶赫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到弗拉基米尔·霍罗威茨（Vladimir Horowitz）。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伟大艺术家的智慧传给下一代。”艾萨克继续讲述他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