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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交易成本的概念还可以让我们重新解释很多有趣的现象。
奴隶制，这是个让人类蒙受耻辱的制度，古罗马帝国、古希腊、以及中国都存在过这样的制度，甚至还有奴隶买卖的市场，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经济学家们竟然由交易成本推断出这项恐怖制度的消亡。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交易成本是奴隶制度消亡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奴隶主们用各种绳索限制了奴隶的自由，但并非说明与奴隶的交易没有成本，只是通过用武力将劳动者的自由购买下来，这种用武力的方式未必能保证交易成本最低，奴隶主们需要雇佣大量监工，并支付高额的监督成本。而采用合约制雇佣方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奴隶制度的消亡一方面是出于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同时也是交易成本降低的必然结果。
重新打开这个盒子
下面，我们就用交易成本这把钥匙，打开企业这个神秘的盒子。
1937年，科斯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使得经济学从零交易成本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
企业存在的根源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在科斯之前，企业常常被作为一个 “黑箱”来对待，它是各个合作的所有者的资源通过合约所形成的相关的集合。在交易成本的指引下，我们终于能够揭开企业的神秘面纱。一个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宛如自然界没有摩擦力一样，是不现实的。而交易成本恰恰就是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因为市场价格机制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市场交易必然要付出代价，这就是交易成本的根源。
所谓“公司”，实际上是企业主们能够雇用和指挥工人的集中代理人制度，这种制度避免了过多的市场交易。雇用员工的合同就如同一份保质期一年的连续劳务输出合同，“公司”的作用就是将要素市场内化，这个过程中引入了“交易成本”，笔试、面试、录取员工需要成本，业务培训需要成本、监视、管理员工的劳动需要成本，在一系列内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公司支付了“交易成本”。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用“跑单帮”形象的解释了企业的实质，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跑单帮”的商人们带着香港生产的各式各样的衬衫到美国和欧洲，从那里拿回一大摞订单，但这些商人们没有自己的工厂，他们也不搞机器大生产，而是去筒子楼里发订单，你五件他十件的，第二天再收上来，这里“跑单帮”就是企业的实质，所谓企业不过是一组节约交换成本的合同，而企业的成本就是监督这些合同执行的成本。
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而企业的出现只有一个原因：能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跑单帮”的商人们用自己完成了企业的全部要素。科斯由此提出著名的论断“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当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就会在企业内部生产，而不是在市场上购买。
在电脑市场上，Hynix是全球最大的内存制造商，希捷是全世界最大的硬盘制造商，Intel是最大的CPU制造商，然而我们所熟知的电脑却只是惠普、戴尔、联想这样的品牌。谁都知道电脑是由CPU、硬盘、内存等等模块组装起来的，但是人们倾向于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电脑，而不是购买电脑“要素”，而且Hynix、希捷也不在市场上大力宣传他们的产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尽管要素市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低的价格，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带来消费者要更大的“交易成本”去获得全部“要素”，而电脑销售商们内化了其中的“交易成本”，事实上，这也是用户定制电脑——戴尔成功的秘诀。
更形象的例子是汽车行业。谁都知道，汽车也是由发动机、电路系统、轮胎等等多个模块组成的，有人能自己组装电脑，但从未听说过自己组装汽车的，甚至很少有企业单独销售汽车部件。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设计、生产、检验及调试汽车是个复杂的过程，要求高度的协调，发动机、传动装置、车身、刹车等等鼻息相配。甚至连生产汽车的企业会将内部生产元件和外部购买元件进行严格的区分，究竟是怎么区分呢？哪些需要购买而那些能够自己生产呢？
经济学家们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汽车企业决定零件获取方式的关键，他们认为：元件越复杂，内部采购的可能性越大。研究人员获得了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在1976年使用的133种汽车零部件清单，清单记录了每个零件是由内部生产还是外包生产，结果再次证明了经济学家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些复杂的元件，企业会选择自己生产，而一些相对独立的元件则倾向于购买。
还有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决定企业规模的核心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保罗·乔斯科曾经研究过美国煤矿和发电站的契约。美国东部和西部都有煤矿，东部的煤矿主要是地下开采，因此东部的企业规模较小，在这里煤的质量相对均匀，并且有许多运输渠道，因此小规模的生产就能获得高额的利润。而在西部，煤主要是露天开采，煤的质量差别比较大，并且运输渠道也比较少，因此需要大规模的煤矿，以适应不同质量的挖掘任务，这样就需要采煤企业拥有较大规模，企业数量自然就比较少。
因此，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而决定的。企业的规模是适度的，不是越大越好。当企业的规模扩大时，内部行政费用会上升，这增加的费用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费用时，企业的规模就不会扩大了。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科斯这样解释到：当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每追加一笔额外的交易，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其原因是当企业内部交易增加时，企业家不能更准确地将生产要素用在它们价值最大的地方。
随着当代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交易通过企业内部实现的费用不断降低，企业就会不断把一些原来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进行，这种内部化的过程推动了当今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当企业到达了它的规模时，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交易的成本，这时，经营者就应该停止企业的扩张。
最后，我们简要描述一下企业的成本，100多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就告诉我们企业应该承担的要素成本，包括土地、工资、资本，后来人们模糊地认为“企业家要素”也是成本，而科斯的努力使我们能够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在企业内部，企业主需要承担管理和监督成本，在企业外部，还需要支付调查市场、税收、公关、广告等等的费用。
夜审科斯
今天，每当我给从未听说过科斯理论的人谈到他的思想时，总能亲身感受到人们对这一理论所报以的惊叹和佩服。但是，半个世纪前，人们却对这位企图推倒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小伙子充满了怀疑，后来经济学界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辩论会，这是一场后来被称为“夜审科斯”的辩论，也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传奇性的辩论之一。
这场辩论在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艾伦·迪雷克特的家里进行，参加辩论的人称那一次辩论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辩论”，所有芝加哥的明星经济学家差不多都参加了：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波格，约翰·麦吉，格雷格·刘易斯，劳艾德·明茨，乔治·斯蒂格勒，鲁本·凯塞尔，当然还有科斯和迪雷克特自己。
饭后大家坐下来，科斯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干预。但科斯说：“错了！”。
随即，辩论开始了……起先，人们反对科斯，但科斯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辩论进行到一半，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弗里德曼倒戈转而攻击除科斯以外的所有辩论者。当科斯发现自己未在弗里德曼的攻击之列时，他知道自己胜利了。辩论结束了，当辩论者离开迪雷克特家时，互相嘀嘀咕咕，都像受了震动，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学术史上精彩的一章。
施蒂格勒曾经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大损失。争论到半途，弗里德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动。” 麦吉也说：“当夜是英国人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多年以后凯塞尔承认，要找一位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如此洞察力、可与科斯相比的经济学家，除亚当·斯密之外别无他人。
既然科斯是对的，那么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又错在哪儿呢？
分工的故事
事实上，分工理论并没有错，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分工发达是交易次数增加的结果，而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分工不会无穷细分，它停止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交易边际成本的那个分工程度上，因此只要分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时，分工就会进一步细化。
理论上说，人们至今对分工的认识也比亚当·斯密多不了多少。那么，让我们回到斯密时代。这位伟大的先哲最早认识到分工源自于比较优势，斯密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在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于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