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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天比一天繁荣，大部份殖民地的领袖们也很满意，温和势力在殖民地占了上风，人民也安居乐业，造反派没有市场。赫特奇森总督觉得应该招安汉考克了。
从反对印花税，到波士顿惨案，始终是殖民地人民在民逼官反，起主导作用的是塞缪尔·亚当斯。虽然亚当斯家族也算富人，但只算殷实。出版报纸、到处宣传、组织民众，需要大笔的金钱，亚当斯家族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其中底细，很多波士顿人都知道，赫特奇森总督也知道。用他们的话说，叫做塞缪尔·亚当斯写信，约翰·汉考克出邮费。约翰·汉考克是众所周知的马塞诸塞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运动或者叫美国独立运动背后的金主。
赫特奇森觉得，汉考克反抗帝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交税。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应该继续闷头发财。1771年，总督同意汉考克进上院。
没想到汉考克拒绝了，理由：自己对政治没有兴趣了。
汉考克的心里话是对英国政治没有兴趣了，他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独立的美国上来。
汉考克组织的这场抗税运动已经以大获全胜告终，作为商人他的投资已经获得了收益，为什么要和英国彻底决裂？
从对抗帝国开始，汉考克就不是单纯的商人，而是有商人色彩的政治门阀，他已经不满足靠进口便宜蜜糖甜酒、每年偷几万英镑税金等做法来发财了，而是要发更大的财。要做到这一点，他就不仅要迫使帝国取消对北美的税法，而且要改变帝国对北美的贸易限制，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帝国决裂。
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的主要限制是和东方的贸易，也就是对华贸易，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茶叶。虽然还有其他欧洲国家也和中国直接交易，但是在大英帝国内，则只能由东印度公司一家垄断经营，其他商人包括北美殖民地的商人都不能染指，所有殖民地必须到伦敦去购买中国的商品，其利润自然就少多了。
北美如此庞大的市场，如果能够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等货物，可以在数年之内赚到比汉考克的叔叔一辈子赚的多得多的财富。汉考克在英国时就起了这个念头，从开始抗税时就是为了这个终级目的，这就是他和新英格兰门阀所要求的贸易自由。
民心思定，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并没有灰心，他们在耐心地等待着下一次机会。他们知道英国人早晚会给他们另外一次机会的。因为他们了解总督赫特奇森，这个人并没有英国议会那样的政治头脑，迟早会有漏洞的。
赫特奇森也试图从波士顿惨案中总结经验教训，他发觉问题之一是殖民地议会的权力太大，自己和法官们的工资都是由殖民地议会来决定是否发放，自己可以挨饿为国王陛下的政府效忠，可是法官们就没有这种觉悟，如果不是出现约翰·亚当斯这种书呆子，官兵们就会被判有罪，进而对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会产生广泛的质疑。1772年，赫特奇森成功说服帝国议会从海关收入中指定了专门款项，作为他和法官们的薪水，这样就不再受殖民地议会到控制了。
消息传出后，塞缪尔·亚当斯马上组织波士顿人进行抗议，因为总督及其手下在财务上独立，就不受议会的控制，这样就会专断独行。赫特奇森对此振振有辞，这是为殖民地解决经济负担，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塞缪尔和汉考克对此一愁莫展，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找上门来，是两年不相往来的约翰·亚当斯。
约翰·亚当斯告诉他们，要这样理解：没有所谓的帝国议会，殖民地和英国王室而不是和议会有法律关系。是英国国王批准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也是英国国王让殖民地成立政府的。国王是英国的国王，也是马萨诸塞等殖民地的国王，而议会是英国的议会，但不是马萨诸塞等殖民地的议会。殖民地只效忠于国王，而不听命于议会。殖民地和英国议会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大家都是国王的下属。总督的行为等于服从帝国议会，而不是服从殖民地议会，因此是不合法的。
聪明的约翰利用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和法律的深刻理解，给英国议会出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在英国，王位已经是虚挂了，权力在议会手里。约翰则从引用历史，咬死了效忠王室，殖民地和英国的从属关系只是对于英王的，他知道英国议会是不会把血流成河才争取来的权力还给国王的。
约翰·亚当斯最后说：殖民地和英国议会是一种合作关系，如果不能合作的话，殖民地除了独立外，别无选择。
塞缪尔和汉考克拍案叫绝：还是我的好兄弟。你找到了理论，就看我的行动吧。
约翰·亚当斯在波士顿惨案的辩护中显得很书生气，其实是作为律师的狡猾所在。波士顿惨案刚发生时，北美在报纸的煽动下群情激愤，但事过境迁，群众的情绪冷静下来后，会意识到这是一起偶然性的事件，即便是严判了英军官兵，最多加深对英国政府的不满而已。他知道，在英国政府一味忍让的现状下，靠北美一时的群情激愤，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正是大捞一票的机会。
约翰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维护法律的尊严，用塞缪尔和汉考克的友谊换取自己公平的名声，其结果使他一跃成为北美殖民地在法律方面的权威，赢得温和派的支持，更赢得英国方面的好感。也使他和华盛顿成为国父中仅有的两名对独立的后果有所准备的，华盛顿是准备打游击去，约翰·亚当斯则可以放心在家睡大觉。英国决定对北美动武后，塞缪尔和汉考克等波士顿抗英领袖赶紧躲到乡下去，只有约翰·亚当斯不用跑路，因为他知道英国政府不会动他。独立开始后他作为美国的使节出使法国和英国，以及在独立后出任总统、建立自己家族的政治事业，都起因于他在波士顿惨案惨案中的精彩表现。
至于和汉考克和塞缪尔的友情，约翰·亚当斯丝毫不担心，因为他知道这两位有激情和能力，就是缺乏理论，早晚还得靠他的大脑。
三人重新组合在一起了，现在需要一次行动，让独立成为别无选择。
6，被汉考克和亚当斯等几个人策划和煽动成功的美国革命
其实，汉考克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走私茶叶。
18世纪下半叶，东方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是国际贸易的重心所在。以茶叶和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畅销全球，是当时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对于英国来说，由于工業革命，生產力突飛猛進，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以棉、羊毛紡織品為首的工業品在國內供遠遠大於求，英國急於在全世界開闢市場。面对北美殖民地的抗税行动，英国议会一再退让的主要原因，就是北美殖民地是英国工业品的一大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相比之下，税金不算什么。但是北美只有不到3百万人，相比中国几亿人来说，市场要小得多。中國这个潛在的巨大市場对英国商人来说，是巨大的诱惑。
但是，满清皇室始終拒絕擴大通商口岸、開放市場，结果英國購買大量的中國商品，中国却很少购买英国的商品，造成巨大的贸易逆差。
那时候北美人还不习惯喝咖啡，主要喝茶，因此对茶叶的需要量很大。但是由于茶税依旧保留的原因，北美殖民地一直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那些不抵制的人也不喝正版茶叶，因为走私的茶叶很便宜。1770年后，北美的茶叶90％以上是走私货，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都堆积在印度的仓库里发霉。茶叶走私正是由汉考克组织的，他从荷兰进口茶叶，使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的茶叶销售从145000公斤下降到非常可怜的240公斤。
1773年，东印度公司负债累累，有些支撑不住了。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的先锋，照现在的话说，是值得扶持的民族企业。这家公司主要是和中国做生意，可是中国不像北美殖民地，对外面的货物需求量很小，东印度公司只有拿真金白银去买，贸易逆差越来越大。针对这种现状，公司这一年做出两个决定，一：大肆进行鸦片贸易，二：垄断北美茶叶贸易。
东印度公司说通了英国国会，国会通过法案，给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并同意他们按北美的低税率而不是英国的高税率纳税，一举将茶叶的成本下降一半。
垄断归垄断，走私还在走，北美殖民地的总督怕再激起民变，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东印度公司只好拼市场。他们在北美设专营代理商，省去中间商倒手，把茶叶价格压低到市价以下，使走私商无利可图。这么一来，靠走私发财的大商人们包括汉考克损失严重，那些茶叶的零销商也没有了茶叶生意。得益的是老百姓，能喝上便宜茶叶了。
汉考克也雇人去游说英国议会，抗议这种贸易垄断行为。塞缪尔·亚当斯负责领导抵制东印度公司茶叶的行动。特别是在波士顿，人们组织起来，不容许载有东印度公司茶叶的船卸货，一旦有茶叶船到来，就24小时派人在抗议，不让茶叶卸下来。
1773年11月底，当佛朗西斯·罗特克驾驶他的达特摩斯号来到波士顿后，才知道这次要赔本了。波士顿人守在港口，坚决不许把茶叶卸下来。罗特克是运输商，运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来赚钱。他不愿意因为茶叶和波士顿人为敌，但英国法律规定，到岸20天内必须把货物卸下并交税，眼看期限已到，罗特克只好向总督要求把茶叶运回英国，这样可以不违反法律。可是总督不同意，要回英国也可以，必须把茶叶卸下。如果卸货的话，罗特克将面对成千上万的愤怒的波士顿人，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