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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因而这种补充只能逐步地出现。但是，这还没有接触到过程的本质。在繁荣的开始时期，老行业的成本上升；以后，只要消费者的需求变得对创新有利，那么同创新竞争的那些行业的收入便首先减少，然后所有老行业的收入都减少。且不论创新带来赢利（次要地）的可能性如何，他们的亏本生产便只能受到仅仅暂时有效的缓冲器“准地租”的牵制。正因为老行业大都底子较厚，并且看来特别值得享受信用待遇，从而他们的亏本生产并不会立即导致崩溃。他们的部分破产会影响新企业的成功。这种破产受到下述与我们的解释框架极相符合的事实的缓冲：这种繁荣首先从来不是普遍的，而是集中于工业的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从而让其它领域不受到干扰，并且后来仅仅以一种不同的和次要的方式影响其它领域。正象企业家成群地（en
masse）出现那样；他们的产品也是成批地出现，由于企业家们不是各做各样，而是做非常相类似的事情，因而他们的产品几乎同时出现在市场上。在新产品出现之前必须经历的那段平均时间——尽管实际上很自然地要依赖于许多其它要素——可以从根本上解释繁荣时期的长短。新产品的出现引起价格的下跌，这一下跌从自己这一方面来说终止了繁荣，或许会导致危机，或必然要导致萧条，于是所有其余的事情接踵而生。
第三，新企业这种结果的出现导致信贷紧缩，因为企业家现在正处于 ——具有充分的积极性——偿清债务的地位；同时因为其他借入者没有插手进来，这就导致新近创造的购买力的消失，恰好正当这种购买力的商品补充物出现之时，于是它能以循环流转的方式不断重复生产。这个论点需要细心维护。首先，这种通货紧缩必须和其它两种情形区别开来。新产品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通货紧缩，这不仅逆向着繁荣时期的价格水平，而且也逆向着前段萧条时期的价格水平，即使支付手段在企业家偿还欠债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很明显，新产品的价格之和在正常情况下要大于这些欠债的总额。这也本应该，尽管在较小的程度上，产生和欠债清理一样的效果；但是我们现在只考虑欠债减少的效果。通货紧缩还出现于已经存在的或者为银行界所预期的不景气之中，因为银行主动努力限制信贷。这个因素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常常引起真正的危机；但它是附带的，而不是这个过程所固有的。这里，我们还是不考虑这个因素，尽管我们既不否定这个因素的存在，也不否定它的重要性，而只是考虑它的最初的因果作用。于是，更进一步，我们的公式包含两个抽象概念，它们将使那些实质性的东西显得更为清晰，但却排除了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的缓冲影响。首先，它忽略了如下事实：新产品一般仅仅包含生产过程的投资折旧额的一小部分份额，因此，当新企业准备投入生产时，在繁荣时期的总费用中，只有一部分，并且大都只是一小部分，便以可销售的形式来到市场；所以新创造出来的购买力也只是逐渐地离开流通，部分地也只是在繁荣的后一段时期当更多的信贷追求者（credit
seekers）被带入到货币市场的时候。通过储蓄对新的购买力的重新吸收，并不改变通货紧缩过程中的任何东西——但是许多国家、自治区以及农业抵押银行一旦遇上正在减缩的企业方面的需求，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除了企业家负债的逐渐消失外，我们还必须记住，当利息渗入到循环流转的现代经济体系时，信贷甚至有可能永久在流通中保存，只要现在有年复一年生产的商品与之相对应——这是进一步缓冲这个过程的第二个因素。然而，由于所有那些原因，通货紧缩的趋势还是有效的，并且出现成功的企业对欠债进行清理的情况。因此，当繁荣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通货紧缩即使以一种非常温和的形式，也一定会自动地由于客观情况的必然性而出现。这个理论导致了长期的物价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必定下跌的结论，事实上已经被19世纪的物价历史对此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证明。未曾被革命性的货币制度变动所扰乱的两个时期，即从拿破仑战争至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时期，以及1873－1895年时期，实际上展现了我们从理论上所预料的特征，即每一个周期性低潮都比以前更深，同时，消除了周期波动的物价曲线是向下倾斜移动的。
最后，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寻求信贷的企业家没有经常地进入清理债务的境地。这有两个原因，并且在实际上还可加上其它的原因，这些其它的原因可被描述为或是我们称为基本要素的结果，或是偶然性的，或是由于外界产生的影响，并且在这种意义下或是次要的、非本质的、附属的。首先一个原因是，如果在那种呈现繁荣的工业的成功的刺激之下，许多新的企业涌现出来，以至于在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生产大量的、通过价格下跌和成本上升 ——这种下跌和上升，即使在我们考察中的工业服从于所谓报酬递增规律的情况下，也仍然会出现——消除了企业利润的产品，那么，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向前的冲击力就会消耗殆尽。实际上，即使在有竞争的社会里，消除利润也仅仅是近似的，并且这一过程既不排斥某些利润的保存，也不排斥损失的立即出现。对企业家在其它工业里得以出现的限制，以及对发展的次级浪潮所引起的现象的限制，可以类似地加以确定。当达到限制的时候，这种繁荣的冲击力便被耗尽。第二个原因则解释为什么新的繁荣并不径直地随之而来：因为一批企业家的行动同时改变了经济体系的各项事实，破坏了它的均衡，因而引起了经济体系中显然不规则的运动，而这是我们所设想的一种向新的均衡位置的挣扎和斗争。这使精确计算一般成为不可能，而特别是对规划新的企业。实际上，仅仅是后一要素——那种源于繁荣的新创造而特有的不确定性——常常是可以立即观察到的；第一个命名的限制大都仅表现在个别地方。可是，他们两者，第一，便会被许多个人的先见所预料的那种相应而生的现象，弄得含糊不清。有些人会较其他人更快地开始感觉到紧张，如同银行的情况；有些人又感觉到成本以及其它要素上升，如同许多老企业的情况；并且由此而相应地发生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应确实为时过晚，但是当时他们，尤其是较弱小者，确实是以受恐慌冲击的方式发生反应的。第二，他们又会被偶然发生的事件弄得含糊不清，这些事件虽然总是会出现的，然而这些事件却是在繁荣所产生的从不曾有的不确定性中获得重要意义。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经验的人，在几乎每一次危机中，都设想他可以引证偶然发生的事件，例如说，不利的政治谣传，作为原因，以及为什么推动力实际上经常由这些而产生。第三，他们还被来自外部的干涉行为弄得含糊不清，中央银行对这种缰绳的有意识的拉动通常是干涉行为中最为重要的。
４．如果读者对于所论述的东西加以深思，并且基于实际素材或者基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任何理论的论点，加以检验，那么，他必定会懂得繁荣（现正在被解释中）是如何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客观的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物和偶然的要素，也将使繁荣结束，轻易地导致危机，必然地导致萧条，并从而导致相对稳定性的暂时状态以及发展的消失。这种萧条，我们可以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 “正常”过程；至于以下述一系列事件为特征的危机爆发——恐慌、信贷制度崩溃、破产扩散以及其更进一步的结果——我们则可以称之为“清理的非正常过程”。为了完成和重复一些观点，我们现在对这个过程有几件事情要说一下，但这只是对正常过程而言，因为非正常过程并未表现出有什么根本问题。
以上所述，直接导致对萧条时期所有基本的和次要的特征的理解，这些特征现在表现为单一因果联系的组成部分。繁荣本身必然引起许多行业经营亏损，引起通货紧缩之外的物价下跌，此外，还通过信贷收缩引起通货紧缩 ——在一系列事件进程中所有处于次级增加的现象。更有进者，资本投资和企业活动的减少，由此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生产工业的停滞，斯皮托夫指数（钢铁消费）以及相类似标记的下跌，例如美国钢铁公司未满额的定单，都可从这里获得解释。随着生产资料需求的下降，利率——如果保险系数被消除——以及就业量也都会下降。随着货币收入的下降，这种下降可以从原因上追溯到通货紧缩，即使这种需求由于破产等等而增加，但对所有其它商品的需求最终仍将下降，并且，这个过程已经透入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萧条的图景至此宣告完成。
可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些特征不能够按照它们在因果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依时间次序表现出来。第一个原因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它们不仅被个人的行为所预料，而且是在极不相等的程度上被预料的。这尤其发生在专门投机起着巨大作用的市场上。这样，股票市场有时远在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就表现出投机的初步危机，这个危机于是又被克服，并为仍然属于同一繁荣时期（ 1873年和1907年）的更进一步的上升运动，创造条件。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却更加重要得多。正如实际上一种产品价格的上升，常常预期那种不过是作为原因的成本的增高一样，因而一个相类似的现象在这里出现。只要当繁荣达到其外部极点之前，考虑到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刚才所说的意义上所指的资本投资的减少，企业家活动的同样减少，以及例如生产资料工业的停滞，可能都会出现；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