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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宗旨是：
（1）维护国际和世界和平；
（2）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关系；
（3）促进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和人道主义事务方面的合作；
（4）作为协调努力以实现上述目标的中心。
七项原则是：
（1）各会员国主权平等；
（2）履行宪章义务；
（3）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4）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5）对于联合国依宪章规定而采取的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
（6）保证非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
（7）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1946年1月1日，第一届联大在伦敦举行，51个创始会员国与会。在为联合国总部选址的时候，美欧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欧洲国家希望将联合国总部设在欧洲，美国则坚持设在美国。最后美国的意见占了上风。美国巨富洛克菲勒捐资买下了纽约曼哈顿岛靠近东河的一片地皮，供联合国修建总部。1947年，来自五大洲的十名最杰出的建筑师，包括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齐聚纽约，参与联合国总部大楼的设计。
在联合国大楼落成前，联合国暂时在纽约长岛的成功湖办公。1952年，联合国大楼正式启用。
战时的彩虹
7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满意地说，各国虽然理念不同，但共同的利益可以使大家同聚一堂，像七色彩虹一样汇集在一起。英、俄、中、美及盟国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四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侵略者再次发动世界大战就绝无可能。
战时共同利益结成的同盟确如横贯长空的彩虹，为世界迎来了和平的旭日，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美好的憧憬。但是，彩虹总是虚幻而短暂的。罗斯福知道这一点，丘吉尔和斯大林也深知这一点。
为维护大英帝国日益削弱的影响，丘吉尔在讨论联合国机构设置时向罗斯福建议，在欧洲、东半球和西半球各设一个区域理事会，区域理事会上设一个小型世界理事会，协调区域理事会的工作。这个建议显然是要三分天下，由美、英、苏各领一方，将美国的影响限制在自己的家门口。这当然瞒不过罗斯福。由于美国的反对，丘吉尔只好作罢。
罗斯福没有看到战争的最后胜利，也没有看到联合国的降生。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在弗吉尼亚州接受画家绘像时忽觉头痛，随即陷入昏迷，两个小时之后便与世长辞，终年63岁。医生诊断，他死于脑溢血。罗斯福去世时，四个儿子都在从军，夫人和女儿也没在身边。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悼念文章，文章称：“中、美两大民族的友好团结，在罗斯福总统执政以来，得有长足进展，他的逝世，使我们中国人民深深感到哀悼。”
罗斯福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构思的联合国几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他倾注心血建立起来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会变成相互对立两大阵营。
据几年前解密的英国档案，1945年夏，德国大势已去的时候，丘吉尔曾制定过一份名为“难以想象”作战方案，准备像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一样将莫斯科夷为平地，把斯大林赶下台。
美国的巴顿将军则公开宣布，他的部队将继续前进，穿过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直达斯大林格勒，在希特勒未能结束战争的地方结束战争。由于苏联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柏林，展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丘吉尔不得不把自己的“难以想象”方案锁在保险柜里。巴顿将军也没能如愿打到斯大林格勒。
1945年12月，巴顿在去打猎的路上发生车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巴顿问医生：“我还有机会重跨战马吗？”医生直截了当地回答：“没有。”12天后，巴顿去世了。根据他的意愿，他的遗体被葬于卢森堡的美军公墓内，与他的士兵永远长眠在一起。
战时的彩虹驱散了战争的暴风骤雨，但很快就被冷战的阴云所取代。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美苏之间的矛盾已经表面化。曾几何时，昔日的敌人很快握手言欢，而同一战壕浴血奋战的战友却转瞬之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各种联盟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风流水转，时过境迁。二战结束60年之际，苏联解体了，大西洋联盟内部出现了裂痕，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一再变迁。再过60年，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谁会手持彩练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独领风骚？谁将与谁共舞？只有时间老人可以逆料。
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爵士曾坦率的说过：“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我们只有永恒的利益。”后世的人们将其精辟地归纳为：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
插图（1）
《走进联合国》 第二部分
挂冠而去的秘书长：赖伊
第四章
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首长，经安理会推荐，由大会任命，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秘书长领导整个秘书处的工作，每年向大会提出联合国的年度报告，并随时提醒安理会注意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在出现国际争端时进行斡旋，管理维持和平行动，跟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组织国际会议，编制统计预算，执行安理会及其他机构所作的决议等。
秘书长名望高、薪水高、官位高，难度也高。从理论上说，他只对联合国负责，不得接受联合国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的指示。但实际上他会受到很多方面的牵制，每个成员国都是秘书长的老板。如果将联合国比作一艘航船，秘书长是船长，成员国则是船东，决定航向、发出指令的不是秘书长，而是成员国。当成员国意见不统一时，秘书长的工作尤其棘手，过柔则曲，过刚则折。稍有不慎就可能翻船。
联合国成立60年，共有过七位秘书长。每位秘书长都有其辉煌，也有其难言之痛，卸任后都要出一本自传，少则万言，多则几十万言。要用寥寥数语概括他们的立场观点和任上的功过，实在很难。因此，这里只能对各位秘书长作一个最为简单的介绍。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担任秘书长一职的不易，也可以看出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
1 挂冠而去的秘书长：赖伊
第一任秘书长特里格韦·哈尔夫丹·赖伊（Trygve Halvdan Lie），1896年出生于挪威的奥斯陆。1919年获奥斯陆大学法学学位。他16岁时就加入了挪威工党青年组织，后来担任工党秘书的助理、工会法律顾问、工党全国执行秘书，工党政府的司法大臣、贸易和工业大臣、供应和航运大臣。德国入侵挪威后，赖伊作为运输大臣，拟订临时措施，为盟国保全了挪威舰队。挪威失陷后，他在海外流亡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
联合国成立时，赖伊率领挪威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担任第三委员会的主席，《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安理会的规定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起草的。联合国召开第一届大会时，赖伊是挪威代表团的团长。在那次会议上，他被选为联合国的第一任秘书长。
赖伊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本人深感前途任务之重大。余深知必须不遗余力，尽吾所能，以履行吾之新职责。
值此履新之际，本人敬向诸位保证，余定将尽吾最大之努力。余为诸位全体之公仆。凡诸君之一切问题，余将一律秉公处理。
赖伊上任后，支持建立以色列国，通过了克什米尔停火协议。他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觉得没有新中国的参与联合国就缺乏代表性。他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即使你不喜欢他们，也应该与他们进行对话。他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如果不接纳中国，苏联还有印度等走中间道路的国家可能会退出联合国，这样世界就会分裂成两半，联合国有可能重蹈国联的覆辙。
为了克服中国加入联合国在法律上的障碍，他让联合国法律部门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汇集了有关代表权问题的法律观点，并将之交给了安理会。该备忘录称，一个国家是否在一个国际组织中享有代表权，是由这个组织集体决定的，与会员国之间是否承认的问题无关。这一说法被称为“赖伊理论”。
对于赖伊的游说，美国全然不为之所动。赖伊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他说，“美国对华政策在五年前就犯了根本错误”，现在“在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赖伊的立场不仅得罪了美国，而且也未得到他的母国即挪威政府的支持。当联合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时，挪威迫于美国的压力投了弃权票。赖伊感到备受挫折。
朝鲜战争爆发后，赖伊赞同美国的主张，派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受到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抵制。许多国家指责他迎合美国要求，用联合国的资金搞非法颠覆活动。由于美、苏两个大国对他均不满意，赖伊被迫于1952年11月辞职。他感叹道：“我想把过去的一切麻烦、一切的失望、一切的头痛，统统装进一个口袋，将它们一起扔进东河。”
赖伊离职后又回挪威担任过内阁大臣等职，在1969年元旦的前两天去世。赖伊有句名言：“能够割断自己邻居的喉咙而令其浑然不知的外交官才是真正的外交官。”可惜的是，赖伊没能割断别人的喉咙，自己却先被人置于死地。
第一位访华的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2
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生于1905年7月29日。其父曾在一战期间担任瑞典首相，对他的成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哈马舍尔德多才多艺，精通英、法、德语，擅长诗歌，喜好音乐，精于绘画，酷爱运动。
哈马舍尔德曾任国家银行董事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