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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不足道的观察，微不足道的解释，漫长的岁月积少成多，陈列起来倒也有点威势。懂理论，考试及格有余，不一定懂得怎样用。理论是工具，复杂艰深的工具是不容易用的。简化了的比较容易用，但无论怎样简化，不常用就不会懂得怎样用。用理论是以之解释行为或现象，那就要到真实世界找现象来作解释。
想当年，《佃农理论》是学生习作，要拿一个博士，其中所用的现象资料是政府的统计，以及好些学者著书立说的陈述。撇开其可靠性不谈，这些资料没有亲历其境的真实感。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逃难到广西，在一条今天遍寻不获的小村中度过一年艰苦的日子。那时我大约七岁。农村的操作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而这记忆与我写《佃农理论》所用的资料有很大的出入。不是说资料不对，而是很多农作的细节图书馆的资料是没有的。自己亲眼见到的现象与他人提供的资料，以感受及启发性来说，相去甚远。
我是因为广西的经验而于一九六九年起决定多到市场观察。调查件工合约，我在好几家工厂花了一段时间。写《蜜蜂的神话》，我到多个果园及养蜂者之家，请他们把蜂箱打开来给我看看。作为一件石油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我坚持要去油田及炼油厂考查几天。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承包制度，我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住了近一星期。至于自己在街头卖桔、卖玉，是比较写意的工作了。
数之不尽的观察在脑中转来转去，入睡前躺在床上，玩自己的拼图游戏。这游戏是把观察所得以经济理论砌成一幅一幅的图画，然后又把一幅一幅的以理论合并起来。不容易的往往要砌很多晚，有时要放弃一段日子，过些时日再砌。这过程使我懂得怎样把理论简化，简化后懂得怎样用，而用不的就被淘汰了。
原则上，一幅砌好了的小图画可以写一篇学术文章。到了五十多岁，我发觉图画太多，不可能都以文章写出来。这是因为学术文章有相当严谨的规格：他家的有关之见要下脚注；理论要用曲线、方程式之类表达，要有点学术味道；观察所得要找些数字作统计。这样的学术文章三个月写一篇算是很快的了。但这些大部分是装饰的工作，与真理的表达没有明确的关系。
后来我想，以一本大书的形式把大大小小的图画放进去，有系统地合并起来，本来是一篇学术文章的我可以只用一两段文字处理，有时甚至一两句，较为重要的可用一节篇幅。这是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可以说，我想不起有哪本经济论着比这三卷的《经济解释》用上那么多的真实世界的例子。
写《经济解释》还有另一些原因。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为了西雅图的海，我决定从芝大转去华大。高斯希望我留在芝大，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留在芝大的机会较大。我想，不管在哪里我的马歇尔机会是零。然而，高斯的厚望使我汗颜。多年以来，午夜思回，想起高斯的话，心底里免不了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写一本平生对经济所知的书，与马歇尔一八九○年的巨著博一手？
到了华大两三年，是七十年代初期，那里的系主任诺斯屡次对外人说我是他所知的唯一可以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不会这样容易吧。传统的经济理论问题不少，很多人都知道：艾智仁与高斯往往破口大骂。琐碎的修改、更正不难，但这些琐碎工程加起来难登大雅。哪些理论要去，哪些要留，也不太难取舍，虽然时日多一点。把理论简化不难，但简化后还有复杂的层面，可以应付复杂的世事，就更需要时日了。
最困难的是做完了上述的工作，然后把余下来的或改进了的汇合在一起，前后连贯。局限条件的处理主要在产权及交易费用两方面我花了最多时间。后来得到中国改革的启发才感到有全面操纵之能。对「量」的阐释，想出「委托量」及其含意，帮助很大。解释不了的现象，认为不重要的例如小账的安排可以不管，但在多个销售者的竞争下有大幅讨价还价的现象，不能不管，要经过三十多年才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
重要而头痛的是合约的安排应该放到哪里去。合约的一般理论，七十年代末期我已掌握了大概，只因为一件琐事，使我没有早点写出来。传统经济分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两大类。合约安排是第三大类，要加进去。我早知道如果没有交易费用，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分不开的，而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是同一分析的两个答案。有结构性的合约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而合约理论的重点是使我们明白，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困难是当年高斯等大师们都反对我提出的不知公司为何物的说法，使我没有信心把合约的一般理论写出来。坚持己见，这理论今天是完整地写出来了。
为了要多累积观察与解释，我刻意地等到退休后才全力动工写《经济解释》。三个月前见到诺斯，我告诉他三十年前他期望我写的书，快完工了。他听到是以中文下笔的，很失望，再三说要早点有英译本。
写《经济解释》是给当年师友对我的期望作一个交代；以中文下笔是为了中国的青年。是二十一世纪之始动笔的，希望下个世纪还有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