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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所说的公司代替市场不是正确的看法，容易误导。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回到我们上文的两个小孩擦鞋的真实例子，交易一分为二，每人五角，是产品市场。现在假设有第三个孩子雇用他们，成立公司，以时间算工资，而作为经理的第三个孩子收顾客一元擦一双。以时间工资雇用那方面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了每鞋五角的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小经理收顾客一元一双是另一个新创的产品市场。
这里有两点是要注意的。第一，例子中的两个五角交易被两张时间工资合约代替了，再加新创的一元一双产品交易，当然不会节省交易费用。但我加进第三个孩子只是一个示范假设。真实世界的生产，这安排可以省却很多交易与减少很多厘订价格的麻烦，上节是分析过的。第二，三个孩子的例子，作经理的收入不是零。以时间算工资，擦一双鞋的工资成本必定要低于一元才可以有经理小孩的参与，因为这小经理的服务是要有回报的。
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因为零碎的生产贡献多而复杂，订价费用烦而高，市场就以其它合约代替。这些代替的合约不全部直接量度生产的贡献而订价，通常以一个委托之量订价处理。我提出的履行定律说后者合约会有使用条款，要监管。在私产局限下，选择其它合约要按我在上章提出的选择定律，其目的是要减低交易费用。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交易）费用。都对，但公司究竟是何物还有疑问。
（《经济解释》之九十二）
第三节：界定公司的困难
一九六九年我问高斯：「如果一个果园的主人以合约聘请一个养蜂者以蜜蜂传播花粉，增加果实，那算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我见他答不出来，就知道公司的界定有困难。
在私有产权的局限下，从法律、税务、商业注册等角度看，一家公司的界定是明确的。这是因为在竞争中资产负债要有界定。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法人（legal entity），一家企业或一家公司，债务或税务上都要有明确的责任界定才可以治之于法，虽然有关的法律可以很复杂。
然而，我们这里的兴趣是从生产的角度看公司的组织。那是另一回事了。可不是吗？原则上，一个生产组织可以没有商业注册，所有参与合作生产的成员各顾各的自负盈亏，又或者每成员各有各的商业登记，自交商业税。资产负债的界定与生产组织的界定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明确，后者模糊。一个生产组织的范围往往无从界定，除非特殊情况，我们不知道公司是什么。这是说，从生产的角度看公司，我们不能在真实世界指出一家公司从哪里起，到哪里止。
果园与蜜蜂是好例子。果园的主人聘请养蜂者传播花粉，可以采用工资合约，可以采用租蜂合约（实际上二者皆有，租蜂远为普遍），也可以采用分成合约（原则上可以，但没有见过）。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从税务的角度看，一个商业注册（牌照）是一家，两个注册是两家。但从生产的角度怎样看呢？
一般经济学者会认为，果园主人以工资合约雇用养蜂者是一家公司，但租用蜜蜂却是两家公司了。同样的服务，同样的合作生产，为什么转换了合约安排公司的数目会变？又为什么转换合约公司的大小会跟变？说得通吗？经济学者认为雇用是一家租蜂是两家，是错觉，因为租蜂的养蜂者通常服务多个果园，为了生意方便自取商业牌照，而受雇的养蜂者则没有牌照。然而，一个养蜂的注册公司可以把员工的服务与果园的主人洽商，以时间工资论薪酬。事实上，很多顾问公司，其服务是以时间工资算的。界定公司不可以看合约的安排作决定，转来转去，因为无论你以怎样的合约安排来界定公司，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反证的例子。
考虑今天的大百货公司吧。在一个多层而大的商场内，数十家商店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商业牌照。他们租用场地，每店交基本租金加一个总销售量的百分率。是多少家公司？数十家吗？但这些商店有一个组合的安排，个别不同店名之外，还有一个统一的百货公司之名，如吉之岛、西武、崇光、永安等，有统一的收钱处理，单据名字一样，袋子一色，早上开店与晚上关店同时间，销售员则可由个别商店自雇或由「中央」分派。是一家公司还是数十家？
你可能认为，既然是同一大厦，又是一家大名的百货公司，其中百货的百家商店除了牌子不同外，其实是一间百货公司。但美国的购物中心（shopping center）有类同的安排，只是地价相宜，不向上空发展，建筑物有别，「中央」不易统一收钱，不分派服务员工。
公司的界定，从生产或经营的角度看，不能以商业注册为凭，也不能以合约安排的不同而有所转变。人与人之间有竞争，有合作，有合约。合约与合约之间有关连。你和我订约生产，我可以判出去（sub…contract），受我判的可以再判出去（sub…sub…contract），称判上判，可以直判（vertical integration），也可以横判（horizontal integration），判、判、判，判之不尽。中国大陆盛行承包制度之际，直判横判皆称层层承包。一家公司可以看作小如两个人的生产合约关系，但如果让合约不断连串起来，再看，这公司可以大如一市的经济，一省，一国，甚至整个互相交易的世界。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我们要有下列三个情况的合并才可以界定一家公司：
（一）从事生产的经理把产品断权卖给顾客；
（二）经理只用工资合约或租金合约与生产要素的主人成交，而后者主人不再外判；
（三）经理与经理之间没有任何合约关系。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清楚地有一个产品市场与一个生产要素市场，而一个或一组经理合伙或一个法人，持一组雇用及租用合约，就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界定的公司组织了。
然而，真实的世界复杂。可以独立界定的公司常被中间人、工作外判等左右，不同机构的经理之间普遍有合约关系，而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往往有变化不同的合约安排。这些复杂的变化使我们无从把一家公司的范围界定，不知大小，因而不知公司是什么。有趣的是，这些使我们不知公司为何物的复杂变化的产生理由，与我们解释公司的产生完全一样：要减低交易费用。
是的，件工及其它不同合约的选择，外判、判上判，经理之间的合约关系等，皆因要节省交易费用而起。这里我要重复卷二分析生产成本时提及的。一位在东莞开塑料制品厂的朋友对我说：「以生产安排来说，东莞的所有塑料厂都是我的，而我自己的塑料厂都是他们的。」大家有工就开，有饭食饭，见钱搵钱，互相竞争，互相合作。这是如假包换的「共产」制。共产者，共同生产之谓也。顺利地做到这一点要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生产要素是私有财产；其二，合约安排可以自由选择。今天贴上「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乃成功地共产之故也。
高斯的思想我历来清楚。他和我很少有不同之见。三十多年来行内的朋友（连高斯在内）都认为我是了解高斯的人。然而，在公司界定的话题上，高斯和我的意见分离，各持己见，已经二十年了。他认为公司可以独立界定，我则认为除非特殊情况，不能。他很喜欢我那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关于公司的文章，尤其认为我提出的以委托量算工资会带出有形之手是重要的贡献，但他反对我当时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结论。一九九○年的瑞典会议中，差不多举世的新制度经济学专家都在座，高斯也在，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提出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看法。（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想过公司界定的问题。艾智仁当时也在座，听说去年──二○○一──他改观，怀疑可以界定公司。）
我不是固执，而是看不出自己的推论错在哪里。希望这里能澄清我的观点。我不是说任何角度都不可以界定公司。我说资产负债可以界定，即是说财务与税务可以界定，但作为生产组织就不能界定了。然而，无论奈特、高斯，及跟而来对公司的性质有兴趣的经济学者，一般是从生产组织那方面分析公司的。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我认为公司可否被界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合约的选择与这选择带来的代替，而舍无形取有形之手也重要。我今天也认为，从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角度看生产竞争有不足之处。我们要改进，选取人与人之间或资产（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竞争来看世界，而又要明白竞争与合作在基础上是没有冲突的。
离开「公司」这个大题目之前，我还要修改两个比较重要的有关观点。其一是公司或生产机构之内的管理有等级排列（hierarchy）。这是威廉逊（O。 Williamson）看公司的重点。威氏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中心人物，他选走艾智仁与德姆萨茨的路，把卸责归纳于机会主义而一般化。威氏对等级排列的处理，是监管的需要引起等级。我认为等级排列是因为在生产机构之内，好些生产要素──如工具、家具、纸张、用地面积等──是公用的。有些机构把这些要素内部订价，但不能全都订价。公用的要素没有明确的使用约束，会引起租值消散，而等级排列是把使用的权力界定，从而减低租值消散的浪费。这点第六与第七章会补充。
其二，高斯指出列宁（N。 Lenin； 1870…1924）认为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大公司。这样看没有错，而以公司的有形之手的推理来支持公有或共产制度最有分量。然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或生产组织，经理要靠无形之手（市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