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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同时成就了我们的梦想。大道理虽然冠冕堂皇却不诱人，只怕你等到花儿也谢了，那些商人也是无动于衷。国际环保组织还与星巴克进行了类似的合作，对为其供应咖啡的农场主制定环保标准，并通过与各类机构的办公用品管理部门合作规范了纸制品供应商的行为。
“这种合作消除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敌对情绪，”普里科特说。正常情况下，环保主义者和农场主势不两立，每一方都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法规。而政府政策通常倾向于经济发展优先。“现在，我们这个非政府组织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我们想通过使用这种影响力做一些对环保有益的工作。但是我们认识到，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通过促进环保人士与农场主之间的合作，”普里科特解释道。
按照同样的逻辑，作为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者，我很希望在每一个电器商品上看到有关标签，上面注明其是否符合惠普、戴尔和IBM 联合制定的生产标准。
在2004年10 月，惠普、戴尔和IBM 与其主要电脑零件供应商和打印机零件供应商联合制定了对社会负责的全球生产标准，以减少其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社会各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这套新的电子工业生产标准包括：禁止行贿受贿、禁止使用童工、禁止盗用品牌和欺诈、禁止侵犯知识产权；对工业废水、对人体有害的原料、污染物的管理条例；工伤报告制度。与惠普、戴尔和IBM 有合作关系的一些大型电子制造商如天弘集团（加拿大），Flextronics（新加坡），捷普集团（美国），Sanmina…SCI （美国）和Solectron 都参与了该标准的制定。
惠普公司要求所有零件供应商都执行这套标准，尽管在达标的具体时限上可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调整。“对于总是不能达标的企业，我们准备与他们终止合作关系，”惠普公司女新闻发言人莫尼卡说。到2004年10月，惠普公司已经对它的250 个供应商中的150 多个进行了评定，包括来自中国、印度、墨西哥、东南亚和东欧的零件供应企业。惠普还和戴尔、IBM 成立了指导委员会，监督标准执行情况并对违规者进行惩罚。尽管对每一个零件的生产都做出了具体要求，但这些跨国公司仍然要关注这些标准的执行情况。但不管怎样，在创造产品价值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造社会价值，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当我们开始依靠其他海外供应商来承担我们产品的大部分生产时，我们意识到有责任对他们的生产行为进行管理，”惠普公司主管全球合作事务的高级副总裁德布拉·邓恩说。首先，这是惠普众多客户们的需要。“顾客们很介意，在这方面，欧洲的顾客一直走在前面。并且，随着跨国公司的信任度逐渐降低，人权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正在逐渐增加其全球影响力。他们说：”你们有足够的影响力，你们是全球性企业，你们的行为将会在环保和人权领域为那些新兴市场树立榜样。‘“他们说得对，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借助因特网扩大舆论，给跨国公司造成压力，迫使他们合作。
邓恩说，“当你拥有像惠普和麦当劳手中那样大量的货币选票时，人们十分想和你做生意，这时你便获得了为他们制定标准的权力，因为你可以用货币杠杆撬动他们，所以你有责任行使这个权利。”跨国公司为新兴市场制定标准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在新兴市场中，机关地方政府也想在环保环境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些努力十分重要，但由于就业的压力太大和财政预算的严重不足，政府对这些领域往往无暇顾及。邓恩说，像中国，那里的管理者和生产者没有动力为自己制定严格的标准，这就需要类似跨国公司联盟这样的外力对他们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关注产品价值的同时也关注社会价值。在我写的《凌志车与橄榄树》这本书中，我把这种价值创造模式称为“合作革命”或突破性革命。
邓恩说：“我们以前经常说，期望有一天，生产者能够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
但是现在，各种权利的不平衡使得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如果当地政府不干涉，沃尔玛和惠普可以为所欲为。就惠普的强大实力而言，其谈判桌上利用经济杠杆撬动当地法律的尊严是不道德的。 。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下游企业、雇员和消费者把含有新价值观念的生产标准在全球传播，这种做法有广泛的前景。
邓恩还说，在中国，本地公司为了能够拿到惠普、戴尔和沃尔玛的订单，在彼此之间会展开激烈竞争。尽管胜出的企业要按照跨国公司的严格标准进行生产，但大量的稳定的产品需求可以保证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结果，惠普利用手中的经济杠杆提高了中国制造商的生产标准，而中国制造商也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达到了惠普的要求，他们也就有能力从戴尔或索尼那里得到订单。
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的倡导者要让消费者知道，他们的购买决定和购买力具有政治意义。作为一个消费者，每当你作出一个决定，你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你在对“到底是消除障碍与摩擦还是保护它们”进行投票。进步人士应该让消费者了解这些意义，从而使更多人投出正确的一票，支持全球合作。
抚养如果不讨论改善抚养方式的问题，那么关于有同情心的平坦主义的讨论就不完整。
帮助人们适应平坦的世界不仅是政府和公司的责任，也是为人父母者的责任。
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以及为了让孩子将来活得更好，他们应该做些什么。简而言之，我们要求新一代父母不再溺爱自己的孩子：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不能再让孩子疯玩，你应该关掉电视机，把MP3 播放器扔到一边，让孩子好好学习。
那种认为权力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曾经在全球商业、地缘政治和奥运会篮球比赛中占绝对优势因而这种优势必将永存的想法，认为溺爱胜于打屁股的想法，认为孩子在学校时应该被保护在蜜罐里，任何困难、失望与紧张的情绪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对于美国社会来说都是正在扩散的癌细胞。如果我们不扭转这些观念，我们的孩子们将会在平坦的世界里遭到来自社会的巨大打击。政客们制定政策是必须的，但父母们也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
在本书初稿出来后不久，我的妻子（一位学校教师）交给我一封写给《纽约时报》（2005年9 月1 日）的信，这封信是对我的同事鲍勃。赫伯特写的关于美国教育的专栏的一个回应。这封信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感受：“致编辑：鲍勃。赫伯特写道，‘我认为我们正目睹一场教育危机’……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学英语教师，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在学校目睹的危机在美国家庭中能找到根源，这些家庭渐渐疏远了书籍和印刷品，孩子们沉溺于电视、计算机和娱乐性的电子游戏，并看到他们周围的成年人也是这么做的。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感官刺激取代了阅读。一个人若不成为合格的读者就不能具备扎实的写作技能；这些技能的欠缺导致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满盘皆输。
教育开始于家庭：家庭里的阅读是有价值和必需的；在这儿，父母鼓励孩子努力工作；在这儿，父母亲自参与学校的工作并对孩子的成功抱有极高的期望。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以及家庭的持续支持，教师发挥作用的范围只能局限在学校。
朱·安·普瑞斯，弗里霍尔德（Freehold），新泽西。“要想让你的孩子同全球脱颖而出的精英竞争，你应该做那些准备呢？获得诺贝尔奖的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大卫·巴尔的摩很清楚。他告诉我，他很震惊地发现几乎所有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都来自于公立中小学而不是私立学校。因为在私立学校里，人们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因为你来到了这里，所以你是人上人。
“我注意到这些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孩子。他们的家庭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并告诉他们掌握知识才能成就大事。”巴尔的摩说，“我对这样的父母十分赞赏，因为孩子考入公立学校往往被人视为失败。而孩子真正的培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我想，在培养教育孩子方面，我们的国家需要一场革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移民到美国的父母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有亚裔血统或是刚刚到美国的新移民。”巴尔的摩说。到加州理工学院就读工程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在国外出生的，其他系里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国外。“在读生物学博士后的人中，中国学生占有绝对优势，”巴尔的摩说，难怪在今天所有的大型科学会议上，大多数有关生物科学最前沿领域的研究报告里至少会有一个中国作者。顺便提一下，入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孩子中有近90％ 是来自于双亲家庭，在这些家庭里父母双方都能够帮助引导孩子少走弯路。
2004年7 月，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借出席杰西。杰克逊的彩虹联盟和公民教育基金年会的机会指责美国黑人父母不教给孩子们正确的语法，指责黑人孩子不求上进。科斯比曾经声称：“所有人都知道说英语的重要性。嘴里说着一口烂英语，你是当不了医生的。”科斯比告诉那些不珍惜机会的黑人：“你应该停止殴打你的女人，因为你连一份工作也找不到，因为你不想接受教育，因为你只是在享受着政府补贴给你的最低工资保障。当初你上高中时应该多想想你的未来，因为那时你还有机会。”当科斯比的言论遭到大量的批评时，杰克逊教士为他辩护：“比尔是说，你们应该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然后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使自己有能力参与到那场公平竞赛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