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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参与机会，”克劳福补充说，“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将校园里一所破旧中学的教学楼改造成了我们音乐楼，将一座老式教堂的大厅当成一些歌唱团的训练场。我们还为学生创造了用于锻炼才艺的更为随意的场所，比如新建学生中心的舞台。”克劳福让乔治理工学院处处充满歌声的努力在1996年得到了外力的支持。当时这所学校被选作奥运村，为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运动员提供休息场所。乔治理工学院的乐队指挥被选作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乐队指挥。奥运会结束后，乔治理工学院被告知可以半价购买奥运会期间乐队成员使用过的各种乐器。“于是我们的乐队规模一夜之间就扩大了一倍，”克劳福说，“这也是让我们走上正轨的推动力量之一。真是棒极了。因为这次机会，我们的行军乐队现在已拥有24 个大号。很少有学校拥有24个大号，下次看保龄球比赛的时候，你可以核对一下。”
很少有重点理工大学的校长以夸奖他们试管器材的方式炫耀他们的大号。但是克劳福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据我猜测，通过让乔治理工学院处处充满歌声——通过给本科教学系统增添对用户友善的特点，通过让该校学生更容易地获取海外教育——它不仅培养了更多工程师，而且是更多为社会需要的工程师。
克劳福称：“会演奏乐器的人或参加过乐队的人通常都更会社交——他们并不是只埋头于工作。”他补充说，这种人更能总揽全局、高屋建瓴、综合不同领域的相关知识。比如说，通晓光子学（将太阳光转化为电）的工程师将成为最为抢手的人才。
这要求学生必须接受过基础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电工程学等相关培训。一家大型工程公司主管最近对克劳福说：“不要给我送来只会操作电脑来完成工作的工程师。这种工作都将被我外包到印度。我需要的是适应性很强的工程师——他们可以跨学科思考问题。”
乔治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学院采纳了上述治学方略，并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课程。
网络泡沫破裂后，该学院的入学率开始大幅下降。曾任惠普公司首席技术馆的院长李奇。德米洛（Rich DeMillo）指出：“当时每个人都读到了大量工作流失到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家长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果所有的编程工作都外包到国外，我的孩子毕业后干什么呢？’”于是德米洛和副院长莫里豆。弗斯特（Merrick Furst 从伯克利的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引进的人才）开始走访企业界名流，向他们提出两个简单问题：公司希望雇用什么样的人才，计算机专才怎么被用来给公司带来价值？他们拜访了CNN 在亚特兰大的总部，发现网络已将大量的数字和模拟内容连接起来。很明显，如果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能通过电脑管理所有这些内容，并找到运用这些内容的各种途径（比如电视、手机、视频iPod或网站），这些能运用技术讲故事的毕业生将很容易找到工作。
认识到这一切后，2004年德米罗和弗斯特重新提出了计算机专业的相关要求，并将它们总结为9 条“线”。每条线都将计算机技能和其他领域的一项技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知识的综合体——这才是真正能创造价值的东西。“‘线’代表课程设计不再是垂直方向，不再一直传授给学生一套固定技术和知识为目标，”
弗斯特在他的课程介绍中解释说：“‘线’代表着水平方向，其目标是让学生广泛积累各种技能和学习经历，这些都是他们在充满竞争的概念时代必需的生存之道。‘线’提供了一套与直觉有关的、灵活且互相强化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让学生刻画自己的独特未来。”
这9 条线分别是计算机和智能、计算机和实时方案（embodiment）、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计算机和平台、计算机和信息、计算机和人、计算机和媒体、计算机和建模、计算机基础。今天，要想拿到乔治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的学位就必须得到两条线。
以“计算机和媒体”这条线为例，它要求学生必修计算机科学、沟通学、协作和文学等几门课。弗斯特说，这条线要教会学生“怎样才能通过科技给人们讲故事和创造体验”。你在课堂上会接触从计算机图表到《哈姆雷特》、从人类感性认识到互动小说引擎等诸多话题。因此，比如说，如果你想成为顶级游戏设计师，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
“计算机和人”这条线让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和计算机基础，帮助他们理解以人为中心的各种设计、建筑和评价体系。选择“计算机与人”这条线的学生可能也会选修“计算机与化身”，这样他们就可以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了。这9 条线之间的排列组合几乎和星巴克里的咖啡种类一样多。
德米洛在介绍这一项目的文章中写道：“假设乔治理工学院一名计算机毕业的大二学生对计算机安全问题感兴趣。他可能会将‘计算机和信息’这条线（学会数据存储、恢复、解码和传递）同‘计算机和人’这条线（了解人们使用科技的方法和学会尝试与人有关的各种试验）结合起来……他会精心准备一个有价值的计算机身份，设计、发明和建立安全的计算机系统，让人们可以安全地管理他们的信息。”德米罗还表示，不管是单条线还是组合在一起的线，其关键之处在于提供了一套技术模式和学历基础，让毕业生能超出狭隘模式创造价值——这种技术模式在平坦世界的新兴市场模式下肯定很有价值。
德米罗还补充说，25 年前计算机学科很简单，“几大类之间界限清楚——硬件、软件和计算程序——你只要通晓任何一类，就能找到工作。你只需做好最擅长的那份工作，就能大展鸿图。你可以负责硬件，可以对系统软件编程，或者主攻应用计算程序。25 年后的今天，硬件、软件和计算程序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相反现在又出现了商务流程、改变管理和ERP 。这些都是水平性质的关系，并且处于不断地变化中。
如果你是教育界人士，你将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在对学生的要求中，有一些是保持不变的：讲故事的能力，开发智能化产品的能力和创立网络的能力。这些要求是恒久不变的。但现在不同的是，你们必须将所有这些要求水平地汇总到一起。我们的9 条‘线’就是这样的合理汇总。这也是你们需要以这种方式管理整个大学的原因。将各系分割开来的理念本身就是愚蠢的。你们确实需要改变整个方法，这并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问题。“乔治理工学院模式是对平坦世界的认可，它认识到平坦的世界已为各种类型的水平合作提供了工具。因此，学校最好能确保将这些工作和合作观念融入教育过程。
“这种融合必须体现在各个课程中，”弗斯特称，“它不可能是某一门课程，否则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让富有竞争力的人群占到人口的很高比例。”
美国仍将胜出如果上述这些就是进入新兴中产阶层的工作和路径，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创造了好的大环境呢？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提供这些工作和培养平坦世界所需各种人才的能力。是的，我们的确有这种能力。
让我们记下这份清单。首先，我们拥有相对灵活、放松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各州和大学之间有很多试验和竞争——比如乔治理工学院。美国经济的灵活性是一笔宝贵财富，特别是在为保持竞争力必须不断调整变化的情况下。迄今为止，美国既没有屈从于经济保护主义者（保护本国就业机会），也没有降伏于国家安全保护主义者（排斥外国劳工）。正如南卡洛莱纳州参议员吉姆·德明特（Jim DeMint）告诉过我的那样，我们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试图“保护通往繁荣的道路”。
我们应当保持这种开放性和灵活性，这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文化中甘于推翻旧事物、一切重头再来的特点让我们在平坦时代具备了很多优势，因为在平坦的世界里为了推动创新和增长，我们必须更加频繁地除旧迎新。过去我们从农业时代过渡到工业时代，然后从工业时代过渡到服务业时代。现在我们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将服务配送到世界各地。过去的每次过渡都会以特有的方式带来痛苦，但是那时候我们都能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更快、更有效地渡过难关，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开放灵活的特点，我们让市场自主调节市场确实起到了调节作用，尽管也给很多人造成了痛苦。这次向平坦世界的过渡将造成更多痛苦，因为它很有可能触及更多的白领工人。不过，现在决不是停止过渡的时候。
“你们（美国人）已具备一切条件可以从旧的中产阶层进入新的中产阶层，”
Infosys 的南丹·奈里卡尼说，“如果你们先完成这个过渡阶段，你们将成为胜者……（不过），如果人们感到惊慌并开始实施保护主义措施，你们就会失败。这是个信仰的问题——你们必须相信这会发生。“在灵活性的庇保之下，美国拥有无数的制度优势。首先，美国拥有很多具备科研能力的大学，它们源源不断地提供试验结果、创新成果和科学突破——从数学、生物学、物理到化学。”我们的大学体系是最好的，“比尔·盖茨如是说，”我们给大学提供研究基金，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高智商的人汇聚于此，我们让他们进行创新并将他们的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我们实行风险激励机制。我们的大学体系富有竞争力并且敢于尝试。他们能试验不同的方法。有100 多所大学对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每所大学都指责别的大学是错误的。这说明美国的大学体系是十分混乱的，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各种创新的巨大引擎。
在联邦政府税收资金的资助下，再加上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