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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说：“我们开始在主机应用和电子商务方面开展合作，这意味着我们已经结婚了。”
印度有一次感到幸运的事，它可以利用所有的海下光纤电缆。保罗补充说：“那时候，我在离班加罗尔莉拉宫宾馆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办公室，我还在班加罗尔郊区怀特费尔德（Whitefield）国际科技园区的一家工厂工作，但当时即使在办公室和工厂之间安装本地电话线都不大可能，除非你愿意去贿赂官员，而这是我们不愿做的。于是，每次我从办公室往工厂打电话时，都会先从班加罗尔的办公室转到美国肯塔基州通用电气的主机上，然后从肯塔基州再转回怀特费尔的。我们可以越洋使用租用的光纤电缆，但仅仅是使用穿过小镇的电缆却还需要贿赂。”
印度虽然从网络经济的繁荣中有所获益，但它更多地得益于网络泡沫的破裂。
这的确很有讽刺意味。网络经济的繁荣铺设了将印度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光缆，而他的衰败不仅将这些光缆的使用成本降低为零，而且也极大地增加了愿意使用这些光缆将工作外包到印度的美国公司的数量。
Y2K 让印度脑力劳动者大受欢迎，印度公司提供的服务质优价廉，不过价格在当时并不是客户考虑的首要问题——解决“千年虫”问题才是要务。Y2K 之后就是网络经济的繁荣时期，美国会讲英语的工程师几乎都已被电子商务公司挖走，印度成为唯一可以找到这种人才的地方。然后就是网络泡沫的破裂，股市滑坡，投资资金短缺，幸存下来的美国IT 公司和风险基金公司手中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他们此刻对印度工程师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节省成本。
21 世纪初许多分析人士犯下的错误之一就是将网络繁荣和全球化混为一谈，认为两者都只是暂时的狂热。当网络泡沫破裂时，一些固执的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化也已经结束。但实际正好相反。网络繁荣只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网络泡沫的破裂不仅没有破坏全球化，反而加速了它的进程。
美籍印度人普罗莫德·汉克是硅谷的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之一，当时他和他的公司NorwestVenture 都处于过渡阶段。汉克解释说：“网络泡沫破裂时，在美国持短期工作签证的印度工程师都失去了工作，他们只好回到印度。”但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几乎每家美国大公司的IT 预算度减少了很多。他继续说：“每家公司的IT主管都被要求用尽可能少的钱完成同样或更多的工作，他们会怎么做呢？
他们会对下属说，‘你还记得网络经济繁荣时期曾经在我们这里工作过的那个印度人维杰吗？他已经回家了，给他班加罗尔的家里打电话，看他是否还愿意为我们工作。’“网络经济繁荣时期铺设的光纤电缆让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维杰，并给他安置了工作。
Y2K 计算机调整工作主要是由技术水平不高的印度程序员完成的，他们大多刚走出技术学校。汉克说：“不过，持签证到美国的那些印度人也不是贸易学校毕业的，他们大多已获得高等工科学历，美国公司发现这些人很擅长Java和C＋＋等计算机设计工作。网络泡沫的破裂令这些人被迫下岗并会回到国内，这时候美国的IT主管就得到上级指示，‘我不在乎你怎么完成任务，但一定要把成本降下来。’于是他就给维杰打电话。”就在美国和印度“拍拖”的时候，班加罗尔的IT企业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Y2K 工作让他们和美国的大企业有了接触，他们开始了解如何对业务流程进行改善。
于是，那些一直从事具体定制工作的印度人开始开发自己的产品，将他们自己从维修公司转变为产品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和咨询。这让印度公司更加深入美国企业，业务流程外包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印度人开始负责后台工作。汉克说：“我有一个应付款部门，可以将它转移到印度的维普罗科技公司或Infosys ，这样成本就会减少一半。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说，‘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工作。’而印度公司则会说，‘我已经为您的电脑作过一些维修工作，现在我将以最低的价格给您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印度外包公司的意思是说，“您还记得我在Y2K 期间为您修过‘轮胎和活塞’吗？如果您愿意，我还能为您完成其他我已得心应手的工作，现在您以对我有所了解，您知道我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印度劳动力不仅廉价，而且渴望学会新知识和新技能。
网络泡沫破裂后资金的匮乏让风险资本公司发现，他们投资的对象正努力寻找最有效的高质低价的创新方式。汉克指出，在网络繁荣时期，一个5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在公司上市后很容易就能获得5 亿美元的回报。网络泡沫破裂后，同样的投资项目上市后可能只能获得1 亿美元的投资回报。因此，风险投资家们在泡沫破裂后只愿拿出2000万美元去冒险。汉克说：“风险投资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时，我怎么能让我的投资对象更快地收回成本并赢利呢？而被投资的企业会这样想：我最好从一开始就将尽可能多的流程外包出去，因为我必须更快地给投资者带来回报，所以能外包的就必须外包。”
在这一阶段主管朗讯的亨利·夏克特从公司管理的层面分析这一问题：“每个人都觉得商业经济学‘面目可憎’。每个人都发现价格是很难下降的、市场是停滞的，他们已经不能在公司的后台运营商再花费巨资。成本的压力很大，人们不得不做他们以前从未想过自己会做或能做的事情……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了——不管是制造业还是知识型产业。”
这些美国公司发现，他们可以到麻省理工学院找到4 个即将回国的、超级聪明的中国工程师，让这些人在中国替自己工作，而这4 个人的工资成本仅相当于在美国聘请一位工程师的成本。贝尔实验室在中国的青岛就设有研究机构，可以和美国的朗讯计算机联机。夏克特说：“他们可以在（美国的）夜间使用我们的计算机，那时候计算能力和数据传输都是免费的，而且计算机也是闲置的。”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认为Y2K 应该是印度的第二个独立日，应该设为全国假日。就像约翰霍普津斯大学的对外政策专家克迈克尔·曼德尔鲍姆（他年轻时在印度呆过）指出的那样：“Y2K 应当被称作印度独立日，光纤网络带来让印度具备了和西方公司合作的能力，让印度人可以真正自由地选择工作方式、工作对象和工作地点。”
换句话说，8 月15 日是在午夜纪念自由的获得，而Y2K 纪念的是午夜的就业机会——不是任何人的就业机会，是印度知识精英的机会。8 月15 日让印度获得独立，而Y2K 让印度人获得独立。从这个意义说，印度是很幸运的，但它也是建立在辛勤工作、良好教育和老一代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基础上的。
路易斯。巴斯德曾有一句名言：“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第6 大动力——离岸经营，和瞪羚一起赛跑，和狮子一起捕食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要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遵循进出口和外国投资方面的全球规则。这也表明中国原则上同意提供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竞争场地。几天后，北京一家燃料泵工厂的中国主管在工厂内张贴了译为汉语的非洲谚语。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这家工厂是我的一个朋友杰克。潘考夫斯基开设的，他是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谚语是这样的：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快，否则就会被吃掉。
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超过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则就会被饿死。
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我不知道该将谁比作狮子或瞪羚，但我确实知道这一点：从中国人入世的那天起，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必须跑得越来越快。这是因为中国的入世极大地推动了另一种形式的合作：离岸经营。在此之前，离岸经营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这是一种不同于外包的国际合作方式。外包意味着将有限的、特定的业务（比如研发、呼叫中心或账目管理等）交给其他公司去做，然后将完成了的工作再融入整体的经营体系。离岸经营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如果一家公司将它在俄亥俄州坎顿（Canton ）的工厂通过离岸经营的方式整个转移到中国的广州，这就意味着广州工厂将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出完全相同的产品，只不过劳动力更为低廉，税收、耕地、能源能得到补贴，医疗成本也更低。就像Y2K 将印度和世界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外包水平上一样，中国的入世将中国和世界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离岸经营水平上，更多的企业将生产离岸经营，然后将其融入全球供应链。
1977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中国带到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上，让人们相信“勤劳致富是件光荣的事情”。当中国第一次打开它那尘封已久的大门时，工业化国家的公司认为这是扩大出口的绝好机会。这些制造商们梦想向这个人口大国出售10亿套内衣，一些外国公司在中国还设立了经销店。但是由于中国在入世前并不受世界贸易规则的约束，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壁垒限制西方产品的进入。即使中国不是有意为之，各种文化差异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许多最早到中国的投资者都经历了梦想破灭的过程，而且中国当时不健全的法制也无法为他们提供援助。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很多外国投资者，特别是一些华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向中国出售那么多的产品，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当地生产加工，然后进行出口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