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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家孩子啊！”
芦花随即苏醒过来，也许她从来不曾被人抚慰过吧？睁开了眼，看着这一家人，没有露出什么新奇意外的感情，相反，倒像长途跋涉，历经坎坷崎岖的道路，终于回到了家，找到了归宿似的安心踏实，又昏昏沉沉地安睡过去。
从此，他们那艘破船上，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路旁的野草，例如马齿苋，生命力就是相当强劲的，据石湖流行的传说，甚至神圣的太阳，也曾在它肥厚的叶子底下，躲避过敌人的袭击，所以太阳不得不允诺它，越晒，长得越旺盛，越旱，活得越结实。它真不愧为植物界的一位强者，踩倒了，伸直起腰，压弯了，挺立起头，即使在冰雪的积压下，在寒冬的淫威里，它根部也是绿莹莹的，带着青春的气息，而且嫩芽新叶，正等待着破土而出，芦花，就这样奇迹似的活了过来。
于而龙想起她第一次真正的笑容，当他们弟兄俩像两只鱼鹰合伙从湖里捉上一条大鲤鱼，扔给坐在后梢的芦花时，她嘴角和面颊不自然地抖动着，大概她果真不会笑，先是有些发窘，但终于似笑非笑，露出牙齿，粲然地漾出两个旖旎的酒窝。而她依旧软弱的身子和那未愈的腿伤，按不住那条活蹦乱跳的鱼，又怕它蹦回湖里去，于是求援地喊叫：“快来呀！哥——”从此，她那格格的笑声，使狭小的船舱里，充满了年轻女性的生气。
他记得，他女儿听到这里，曾经露出一丝疑惑的眼神，纳闷地询问过：不是说大灾之年生活艰难么？不是说勉强9口的日子都混不下去么？平空添一个闲人，究竟为了什么？
应该怎样对他女儿讲呢？这是所有做父母为儿为女的本性啊！男婚女嫁，是上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穷人有自己的算盘，儿子终归是得娶媳妇的，在盛行溺婴——特别是女婴的陋习恶风之下，娶亲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添上一个吃饭的童养媳，总比花上彩礼，正经八百地说媒下聘，要经济划算得多。
芦花的童养媳身份，大家都知道，她心里也有数，但将来长大了，究竟是大龙的媳妇，或者还是二龙的妻子，一直也是糊着层薄纸，谁也不去捅破。然而事情摆得清清楚楚，最终她是属于老大的人。但二龙妈并未点明，这样，一直维持到她去世时为止。
难道可以责备饱尝人间酸辛的母亲么？在她心中，不论哪个孩子，都能在那宏大的胸怀里，博得一个公平的位置。自然，二龙娘在临死前，那番深思熟虑的话，有她自己的心曲，一是于二龙和四姐，无论是真是假，也不管人家早有悔亲之意，总是换过庚帖的；二是于大龙那沉默内向的性格，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恐怕难得人家肯把女儿给他。所以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开了口：“芦花，你要是不嫌这个家穷，你就跟大龙成亲，顶门立户地过下去吧！”还没容芦花答应，她就闭上了眼，溘然去世了。
做母亲的会没看出来么？共同生活在船舱那样狭窄的天地里，又不是深宅大院，绣阁闺房，什么能逃过当妈的眼睛，她会不明白芦花心里有谁？然而，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呀，她当然要为于大龙多多着想了。
芦花起心眼里难以首肯，但也无法表示异议；于二龙当时认为她至少是打算接受既成事实。那一阵子，她就像现在带上直升飞机里来的一篮鲜花，开始有些发蔫，有些枯萎。再加上还不清借下的棺材钱，和失去平衡的生活，弄得芦花一点兴头都打不起来，只是坐在舱里给那个必须要离开这条船，而远走他乡的人纳鞋底，用锥子狠狠地扎着。然而，她不敢鼓起勇气表白，更缺乏力量作出决断，因为她终究不是喝石湖水长大的。
要是石湖姑娘的话，早就和心上人双双飞走了。
所以那时候，水上人家是很遭正人君子物议的，于而龙记得有一年春节，四姐家求识字的先生写了副对联，贴在船舱门楣上，结果不论停泊在哪个码头上，都会惹起人们的哄笑，引得许多人驻足看热闹。后来，四姐全家才明白那位调侃的先生骂了他们：上联是“伤风败俗船家女”；下联是“寡廉鲜耻捕鱼人”；横批是“石湖败类”。气得姐儿几个，七窍生烟，但也只是骂了一顿扯掉了事，谁让自己一个大字都不识呢！
那时，于二龙也不过十五六岁吧，其实跟他有何相干呢？两家那时还没换帖嘛！但于二龙打听到那个写对联的先生住处，隔了不久，正是黄鳝该上市的时候，他也裁了两张红纸，求写对联去了。那位先生看见满满一篓游来游去的鲜活礼品，作为润笔，来不及地答允了，立刻磨墨准备动手提笔写。
于二龙告诉说有点事，回头来取，扬长走出门去，因为他实在憋不住，差点要笑出声。当然，他是不会回去取的了，装满一大鱼篓的，哪是黄鳝哦！而是几十条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水蛇，赤链蛇，青竹标，以及几只大癞蛤蟆，足够那位先生恶心半个月的。
据说，后来是四姐自己提出这门亲事的，她挑中了这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其实她和芦花一样，都是大水漂泊来的，但她多少有着石湖姑娘那大胆放浪的性格，也许是她那几个风流姐姐熏陶出来的吧？
恐怕直到如今，石湖姑娘的感情，也比较地要丰富些，就那个声称要去赎罪的女孩子，于而龙从她漂亮动人的眼睛里，看到多少溢于言表的大胆神情，是多么敢于表露自己啊！
可是，芦花，一直到参加革命以后，才在那一天，在沼泽地，在雾蒙蒙的雨里，在那丛扇状的灌木林伫立的时候，终于感情爆发地对于二龙说：“谁也不要折磨自己了，我是你的……”
也许因为她太想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非讲不可了，逼得她无法再不表态了，所以见约定来接的摆渡船，总不出现在烟雨飘渺的湖面上，便说：“走吧，二龙，咱们绕点远吧！”
“万一要来了，不见我们又该着急了。”
那是中心县委的领导干部，来参加的一次地下党委会，也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
芦花望着满天88的细雨，催促着：“走吧，谁知那些人怎么搞的？船还不来！”
“再等等看！”于二龙坚持着。
“你真是像俗话说的那样：傻汉等老婆了！”说到这里，她可能发觉到这句话运用得不那么妥当，扑哧笑了，连忙改口：“好吧，你要等就不勉强，我可情愿多走两步，看谁先到吧？”她抖了抖蓑衣上的水珠，吧嗒吧嗒地走了。
她已经走出好远，湖面上是洋洋洒洒的冷风斜雨，水鸟的影子都瞅不见，于二龙踌躇了，便招呼着：“芦花，等着我。”紧走两步追上去。
也许是侥幸，他俩算是免去落入敌人兜捕的网里，那时，人们的斗争经验还差，对于渡船未能按约而来接应，竟一点没引起警觉，好像万无一失，绝不会出事似的。其实，城里的鬼子和那时还不是汉奸的王经宇，彼此默契地从两个方向朝沼泽地摸过来，企图一网打尽，扑灭石湖刚刚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焰。
经过最初的较量以后，措手不及的反动阶级开始反扑，他们凭借人力、物力、甚至心理上的优势，来围攻小小的石湖支队，革命进入了第一个艰难的低潮期，那已是一九三九年的事情了。
芦花边走边问：“二龙，上级会不会叫我们扯下红旗，散伙拉倒，回家当老百姓去？”
“凭什么？”
“我想也不能吧！”
这个把生命都曾献进去燃烧的神圣的火，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叫它熄灭的。可是，在那青黄不接的梅雨季节里，哦，抗日游击队的苦难岁月，可不大容易熬呀！于二龙是一队之长，他不怕人们的米袋子瘪下去，而是怕老林哥脸上的笑容开始消失，那简直是最恐怖的不祥之兆，意味着灾难就要降临。因为他生性乐观宽心，从不发愁，即使前脚迈进地狱的门槛，人们也相信他还会哼着轻快的小曲。只要有半点指望，他脸上也绝不会有阴影。如今，不但无米下锅，甚至他的火镰火绒，也都湿得捏出一把水来，那个连火种都失去了的春天，实在令人心寒哪！
游击队员拖着沉重的脚步，和缠在脚板上的大团黏泥，裹着湿漉漉的衣衫，和透心的凉气，使队伍越走越吃力，越缓慢，敌人也越是容易接近，总是盯着屁股紧追不放地袭击着，围剿着。他们从这个村，转移到那个村，有时候，村边都不敢沾，因为那里难找到可以藏身立脚之地，谁让他们是一支缺乏群众基础的队伍呢？只好在芦苇丛中，荒草滩上，灌木林里，湖心的岛子找地方宿营。冷哪！尽管那不是冬天，却比冬天还冷；直到后来，他们悟过这个道理来，把心和老百姓贴在一起，才明白真正的春天，是在人民群众中间。
缠绵不断的梅雨，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它不是下在人们的身上，而是下在同志们的心里。游击队长会不知道么？凉丝丝的一大块在心口洼着，那是什么滋味？顶好喝上一大碗热面糊，使浑身发霉长锈的关节缓解开。但是办不到呀，纵使有了干柴，找到火种，一旦举火冒出了烟，鬼子的汽艇和讨伐队，王经宇的保安团就会赶来的。
艰苦的岁月对人的意志是严重的考验，队伍愈来愈短，有的人打个招呼告辞了，不干了；有的人吭也不吭一声，悄悄开了小差；有的人甚至拖枪叛变，投降王经宇去了。加上负伤的、生病的不得不离队的人员，于是剩下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参加较早的老同志。好像是个规律，在队里呆的日子越短，离开得也越早，惟一的例外，只有一张不曾动摇的新面孔，那就是王纬宇。
尽管那个高门楼公鸭嗓管家，肩负王经宇的使命来找过他，希望他回去，不要跟渔花子混在一起，并且不念旧恶，原谅他把老兄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败窜，寄人篱下的往事。但王纬宇却把这个公鸭嗓绑来，交赵亮和于二龙发落。
“搞啥名堂？”于二龙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