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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多事的5月1日总算过去了，在那一天里我作出了许多决定。与此同时，从海上向西部运送伤员、难民和部队的工作正在进行，陆上的难民队伍正在向他们的目的地前进，波莫瑞、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地区的军队正朝英美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5月2日形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英国人自4月26日起在易北河东岸的劳恩堡筑起了一个桥头堡，5月2日从那里发起进攻，一举攻破了德国不堪一击的防线，接着英国部队和坦克便迅速向卢卑克推进。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南翼也越过易北河，不费吹灰之力便到达了维斯马。于是，从那时开始，从波罗的海到易北河一带到处都有英美人员，在梅克伦堡至荷尔斯泰因的公路上则挤满了难民队伍和撤退的“魏克塞尔集团军”部队。通向西方的大门不再开放，那末能否把军人和难民在俄国人迫近之前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英占区去，这要看英国人是否同意。我们所以还在易北河畔继续与西方作战仅仅是为了给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批难民保持一条通畅的道路，而现在，在英国人控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后，我们的抵抗也就失去意义了。因此我下令，按照预定计划立即进行投降谈判。为了表示德国西北地区军队的投降意愿，弗里德堡应先到蒙哥马利那里去一次，一旦这件事大功告成，便再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向他说明交出整个德国西部的问题。
我通知弗里德堡，要他作好准备，并到我这里来一次。瓦格纳海军少将和金策尔将军将陪同他前往。瓦格纳自1943年以来与我共事，对今年尤其是对最近几周作出的所有决定都十分清楚，因此，在谈判中他可以给弗里德堡提供宝贵的帮助。金策尔将军则可以在有关陆军的问题方面对弗里德堡提供帮助。
汉堡战斗指挥官从国防军统帅部那里得到指示，于5月3日8时派一名停战谈判代表到英国人那里去，负责同英方协商汉堡投降事宜和向英方说明弗里德堡的代表团组成情况。
我与弗里德堡5月2日的会面推迟了。荷尔斯泰因公路整天不断地处于英国歼击机的射击之下，道路无法通行。我得知英国人突破卢卑克后，就立即下令把我的指挥所从普伦迁到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我必须设法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我的行动自由。我若是在普伦的简易营房里，很快就会被英国部队抓获。在普伦的营房周围敌机轰炸整天不断，因此那天我一直等到空袭减弱后才迫不及待地见到了弗里德堡，并把我的参谋部迁到了米尔维克。
在这段时间里，里特尔·冯·格赖姆元帅及其妻子汉纳·赖奇来到我处。格赖姆是他勇敢的妻子用飞机送到普伦来特意向我告别的。他的一只脚绑着绷带，只能用拐杖走路。在最后一次飞向柏林时他受了伤。
我满怀同情地与这位杰出的军人交谈起来。他辛酸地说，军人们满以为，忘我的献身精神有助于达到一个纯洁的目的，但现在在这场灾难中一切都完了。他准备了却此生。我们激动地相互告别。
傍晚时分，歼击机的轰炸逐渐停止。我约请弗里德堡经基尔附近的威廉皇帝运河在21点到莱文绍高桥来。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顺利地到达了那里。我要求弗里德堡向蒙哥马利说明德国北部地区实行纯军事的局部投降的意愿。要他特别强调在英占区东部边界上的难民的撤退问题。尤其是他应设法使陆上和海上的部队运输和撤退工作不因投降一事而受到影响。天黑时他带着我们的愿望离开了我们，我们祝愿他马到成功。
施威林·克罗西克、吕德·诺伊拉特和我继续前往米尔维克。英美人的空袭又开始了。歼击轰炸机用探照灯把公路照得通明，并不断袭击运输车辆。我们只得再次中断前进。夜晚2时左右我们总算到了米尔维克。稍睡片刻后，我开始对一些军事司令提出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些军事司令们处在介于和平与战争的中间状态，弄不清楚他们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情有可原的，
5月3日清晨，我特别忧虑。弗里德堡在这空袭不断的夜晚是否到达了汉堡和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蒙哥马利对他的要求会作出何种反应？而他的要求与盟军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相一致的。
在5月3日上午，歼击机和轰炸机最近几天的连续袭击停止了，我开始希望，但愿这是弗里德堡到了蒙哥马利那里后所起的作用。后来我得知，当蒙哥马利得知弗里德堡前来履行其使命的消息时，他立即命令已经准备起飞的飞机停止起飞。
那天我方控制区的民事领导人和军事司令陆续到达我处。中央集团军群来的不是舍尔纳，而是冯·纳茨默尔将军。他向我转告了舍尔纳的意见，如果他的集团军群放弃了修筑得很好的苏台德阵地，就会陷入崩溃的境地。因此他的观点和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告诉他，为什么我认为尽快向美军战线撤退很有必要。撤回集团军群的一切准备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驻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对我说，如果由俄国人来解放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肯定会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内政感到担忧。他提议，由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向美国提出投降，并要求美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不相信这个建议会对盟国无疑早就确定的有关处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产生影响。但我还是同意他作相应的尝试。弗兰克重返捷克斯洛伐克，但一去便杳无音讯。5月6日布拉格发生暴动。按照弗兰克自己的看法，当时这个国家正处在革命的前夜，但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愿重返这个国家，以争取即使是最小的可能性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这种精神使他获得了好评。
荷兰、丹麦和挪威的情况则不同。这些国家的大权尚在我们手里。但能否在这些国家顺利地进行移交工作，这一点使我十分担心。我和赛斯…英夸特约定，对荷兰应该尝试一下局部投降。决不允许再发生任何破坏和侵扰事件。但因为第二天荷兰即纳入了我们向英军投降的范围之内，因此荷兰单独的局部投降就成为多余的了。
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从丹麦赶到我处。林德曼向我保证，说他在丹麦的部队战斗力不会减弱，而贝斯特博士却劝告我，在丹麦地区继续战争要十分慎重。但是，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及我的副官都回想不起来，贝斯特博士当时是否曾对我说过，如果德国在本土各战线崩溃以后想在丹麦地区继续战斗，那末瑞典就会进行干预。在保存至今的我的副官所写的日记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直到1958年1月8日，当新闻界公布了瑞典的白皮书时，我才知道当时由瑞典方面告诉贝斯特的这个意图。因此，说瑞典的这种“威胁”对我在4月30日就已经作出的“避免把任何战争扩大到占领区”的决定产生了影响，这纯属无稽之谈。
在取得施威林·克罗西克、林德曼大将和贝斯特博士的一致同意之后，我下达指示，在丹麦即将投降之前，要避免与丹麦民众发生任何冲突。
第二天与蒙哥马利举行了投降谈判，丹麦的移交问题也明确了。
希姆莱带着他的总队长、国外保安处长舍伦贝格也突然赶来与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伯梅将军讨论挪威问题。挪威的司令们报告，挪威的局势稳定，由于德国占领军的结局很快就会如预料的那样，挪威的老百姓不愿意冒无谓的流血牺牲之风险而起来反抗。
舍伦贝格建议，让挪威向瑞典投降并请求能把德国在挪威的占领军部队扣留在瑞典。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占领军不当英美的俘虏。从这里可以看出，希姆莱早已派他的间谍头子舍伦贝格去瑞典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联系了。瑞典很可能已经秘密地同意了拘留德国军队的这个建议。
我认为在背后进行这种非官方谈判，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论它的动机，仅这种做法本身也是错误的：我们怎么可以在我们一败涂地的时候还对盟国“耍花招”，不让挪威向它们投降，而向一个中立国家投降呢！同时我认为把德国部队拘留在瑞典的好处也是极不可靠的。谁能保证，将来有一天瑞典在俄国的压力之下不会把德国部队交给俄国人呢！后来在马尔默登陆的德国人被移交给了俄国。
因此，对施威林·克罗西克的提议，我只是表示同意并让舍伦贝格去了解一下，瑞典究竟是在英国默许还是在英国坚决赞同的情况下表示同意的。我是绝对不会授权舍伦贝格去签订任何协定的。
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由于我在后来几天所宣布的投降，这种模棱两可的交易也就结束了，这使我感到颇为满意。
5月3日，我接到凯塞林元帅从南部地区发出的电报，说他以自己的名义为西南方集团军群（菲廷霍夫将军）在5月2日宣布的投降作担保。他在无线电报中请求我同意他独立地与西方敌人进行东南战线的停战谈判。我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我们对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进驻任何地区都会“感到高兴的”。
午夜前不久，弗里德堡在同蒙哥马利会谈后返回。他立即向我汇报了这次会谈中最关键的问题：蒙哥马利没有拒绝局部投降，也就是说，并没有要求包括俄军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实行全面投降。
5月4日早上弗里德堡当着施威林·克罗西克、凯特尔和约德尔的面向我作了详细的汇报。蒙哥马利接受我们在德国北部地区的局部投降。但他还要求把丹麦和荷兰划入投降范围之内。弗里德堡当时曾对他说，对于这个扩大投降区的问题他无权决定。但他可以肯定，这样作是符合我的心意的。此外，蒙哥马利还要求交出所有投降区内的作战舰艇和商船。这个问题关系到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难民运输问题。因此弗里德堡向他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