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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我将在第二十二章中详述。
海军及商船队的舰船为了执行由于陆上形势变化而变得很有必要的一些任务，在波罗的海一直活动到战争完全结束。但这些舰船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经常遭敌空袭，到投降时已几乎损失殆尽。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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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二十章 1944年7月20日
7月20日事件和它存在的各种问题成了德国公众议论的话题，并在我国人民中引起了不同的意见。象以前一样我们需要取得一致。因此如果能消除因对7月20日事件持不同看法而产生的对立情绪，那将是很好的。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要条件是要善意地理解双方的不同态度和观点。只有正视事实真相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看待7月20日的问题，才能有助于消除分裂。
在考察7月20日的事件时必须分清，从人性和道德观念出发，这种行为是否应受到批判，还是从政治上看它是否正确。另外明确地分清界线也是必要的，即这种行为哪些地方有点过分，而从人性和道德上来讲又是合理的。
1944年7月20日中午，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给我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来了个电话。他告诉我，情况紧急，要我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关于原因他在电话里无法说明。
我于7月20日傍晚赶到那里，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告诉我，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军官行刺希特勒。对这次抵抗运动的规模、人员组成及其动机我一概不知，因此谋反和行刺希特勒确实使我大吃一惊。我觉得好象难以理解，军官们在战争期间竟会做出这种事。
我是如何看待形势的呢？
前线正在与外来之敌进行殊死搏斗。东线、南线和西线的德军兵力几乎损失殆尽，尤其东线，为了阻止强大的俄国占领东欧和德国，情况更是如此。前线的军人当然都渴望和平时期，渴望留在家中，但他们还是作好了随时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准备，正是这种态度才使他们还能守住东线。在海战中，潜艇部队在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仍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即使已无望获取任何胜利，他们仍艰苦战斗，目的是为了牵制两大海军强国，使它们不能动用不可低估的力量来对付德国，其中包括使它们不能出动大批的四引擎轰炸机，这些轰炸机通常都是用来轰炸德国居民的。
于是，德国就象一个被围困的要塞，要付出代价才能抵御外来之敌，而要塞内部的斗争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
谋刺成功无疑意味着一场内战。阴谋策划者指望在本土军队中会有一小撮追随者，他们需要这样的人，以便在于掉希特勒之后能在德国真正地掌握并巩固政权。
大多数德意志人民始终支持希特勒。对抵抗者所了解的并促使抵抗者们采取这一行动的事实，人们是无法想象得到的。仅仅干掉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工具还不会被砸碎或被接管。因此，可以预料，它的各级组织必然会起来反对新政府，结果造成内部混乱。
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削弱前线的抵抗力。同时人员和物资的补给也有可能中断或者完全停止。考虑到前线的这些情况，人们除了希望军队内部不要发生任何暴力革命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军官必须要求他们的士兵在战争中始终作好献身准备。他们可以做出至少会削弱前线战斗力、严重危及士兵生命的事吗？
以上就是我对形势的看法。作为一个军种的总司令，我在1944年7月20日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必须尽快并果断地逮捕海军中每一个动摇者。对付外来之敌是军人的唯一任务，为进行这场战斗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我的责任。决不能由于这个内部动乱的事件而使我手下的军人变得不可靠。因此我在7月20日晚对海军的广播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谋刺行动。
今天我对这件事又是如何看的呢？
在战争期间，海军没有象陆军那样受希特勒的亲自领导。他对海上战争是陌生和厌烦的。战争后期希特勒对海军的事情不加任何干涉。因此他与海军领导之间没有形成那种由于他直接领导陆军而在他和总参谋部之间免不了形成的对立。东线的一些将领和总参勤务军官们对希姆莱在后方的活动及其各种毛病有所了解，而海军则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由于海军经常在海上和岸边活动，因此与党和各级组织的接触要比本土的陆军部门少。
因此，海军除两人以外，其余全部军官和文官都与这次抵抗运动及谋刺行动的计划和准备毫无关系。
相反，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在经过心灵深处的激烈斗争之后确信，走这条谋反的道路可以拯救面临没落的民族，那末我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做法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当他们知道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罪行时。
如果他们决心采用谋刺，也就是采用政治谋杀的这种手段，那么我对此也可以谅解，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准备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可以被感觉到是对谋刺的抵偿。我承认谋刺者的动机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希特勒政府灭绝人性的行径达到了何等地步，这样一来，就必然要使我扪心自向：假如我当时也知道了这些犯罪行为，我又会怎样对待呢。
可以肯定，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罪行的。
用什么方式表示反对呢，我不好说。但是不管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要考虑到我是担任要职的军人，我们正处在战争时期。
对诸如此类的有关问题再提出各种推测和看法是不必要的，也是多余的。
7月20日谋刺行动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如果谋刺成功，它是否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这是第二个问题。
今天看来，毋容置疑的是，作案者在对外交政策的期待上陷入了严重的错误之中。战争对手对“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的去世决不会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使流血就此中止。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已无补于事，因为这些讨论再也不能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所证实。但无论如何，这次谋刺如果成功，则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内部的分歧，前线抵抗力的减弱和崩溃、敌机的轰炸，无条件投降和俄国对我尚在遥远东部的百万陆军的监禁，俄国人并吞东德以及东德人民的抵抗等等，总之，可能还要流很多血。
当时我认为，7月20日谋刺者所寄托的期望是错误的，今天我仍然这么看。他们即使谋刺成功掌握了政权，也无法抵挡最后的失败。与1945年5月的失败相比，这种失败会是什么样子，是不言而喻的。
很可能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只是谋刺者的背叛行为才导致了崩溃，如果希特勒还活着的话，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我认为，这种看法肯定会在德国人民中造成分裂，这种分裂甚至要比7月20日事件造成的意见分歧还要大。持这种看法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觉得，他的不幸是由于己方的背叛所致。
要使德国人民重新清醒过来是多么困难！
要使德国人民对自己采取符合情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多么不易！这种态度是内部稳定及对其它国家采取正确态度的前提。
因此我今天认为，谴责那些内心经过激烈斗争，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拯救祖国，从而决定走叛逆和谋刺道路的人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已作好为此而献身的准备，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的话。
谴责那些忠于誓言、满怀信心、在他们的岗位上坚持战斗直到最后时刻的那些人也是错误的。
最后，把这种或那种行为夸大得神乎其神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人民中总会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它。这样做不但不能消除裂痕，相反只会加深矛盾。
我已经说过并再重复一次，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人性和道义的立场出发我对这种叛逆行为是理解的。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认为把军事秘密出卖给敌人的行为是可鄙的。
如果一个公民起来反抗他认为对人民的不幸负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那是可以谅解的。但他决不可狂妄自大，危害那些与他一样的，与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的同国人，或有意识地把他们送往死亡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站到敌人那边去了，等于帮助敌人消灭他本国的人民。把军事秘密出卖给敌人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每个公民，每个国家都鄙视这种人。甚至连敌人也瞧不起他，只是利用他而已。一个民族如果不对这种叛逆行为抱如此明确的态度，那么不管它采用何种统治方式，其稳定的基础都会发生动摇。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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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二十一章 从1943年5月至战争结束时的潜艇战
1943年5月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了两大海军强国的反潜防御能力超过了我潜艇的战斗力。
潜艇还需好几个月才能装备上当时正在研制和生产的经过改进的武器。在1944年年底前，新型水下高速潜艇估计也还不能问世。
1943年6月，我遇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难作出决断的问题：应从所有海区撤出潜艇，停止潜艇战呢？还是应当不管目前敌强我弱的兵力，继续让潜艇随机应变地作战。
德国在各个战线上均处于守势。我陆军正陷于艰苦的防御战之中。同盟国对德国领土的轰炸日益加剧。在这些情况下停止潜艇战会对我方的整个战争形势产生何种后果？我们可以放弃潜艇战吗？从我们的艇员考虑，我们能否不管我们的明显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