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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我们认识到，美国在反潜方面除研制的雷达外，其它的研制成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舰载短波测向仪，以及1942年以来对德无线电密码的破译等。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在附件9作了说明。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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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十九章 1943年至1945年我任海军总司令时的任务
1。 海军装备问题
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海军的作战任务基本上没有变化。
英国人民的生存依赖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保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无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实施全面战争的先决条件。
两大海军强国实力强大。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人员和物资从海上运到需要的地方。这也是它们实施整个战争计划的关键。
运用海上和空中作战的一切手段来阻止同盟国的海上运输，仍然是我们实施海战的最重要目标。这就是说，吨位战仍是德国海上作战的主要任务；潜艇仍是最重要的作战兵器。因此，想方设法地加强潜艇战也就是最使我忧虑的问题。
这一时期，敌人也同样看到了战争中的这个问题。在1943年1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作出决定，同盟国的首要任务是击败对方潜艇部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轰炸机部队最重要的攻击目标是潜艇基地和船厂。
1943年2月的英国新闻报道体现了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这个决定：潜艇被称作头号敌人，并要求集中一切力量，赢得大西洋战役的彻底胜利。
除了以主要精力用于反潜作战外，敌人还将大力建造商船。
1943年2月我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1942年以来已经建造的舰只要比我们所能击沉的多，估计在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这2个月中，同盟国的商船吨位增加了约50万总吨位。海战指挥部1943年2月20日对形势的分析，侦察处1943年第Ib560号机密文件。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的估计并不准确。实际上，由于我们的海上作战，同盟国的吨位在不断减少，到1943年7月止，新建的舰只数量才刚刚超过被击沉的数量。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海上战争》一书中就这一问题写道：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9页。
“假如我们不能在建造新商船方面取胜，那末护航驱逐舰、飞机和商船船员的伤亡便成了无谓的牺牲。只要敌人击沉的船只数量比我们所能建造的多，那末最终的胜利就值得怀疑。德国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
我们当时估计盎格鲁撒克逊人新造的船只数量已超过了我们所能击沉的数量，因此从1943年2月起一直认为，要在吨位战中战胜两大海军强国几乎是一种奢望，认为在3年半的战争之后，现在很可能已经太晚了。德国国家领导已贻误了战机，没有在战争爆发时就把一切力量投入到大西洋之战中去，也没有及时地准备好作战兵器——足够数量的潜艇。然而现在虽然已无法切断敌海上交通线，但吨位战还得继续进行。因为它是我们手中对付两大海军强国的唯一的进攻性武器，利用这个武器我们仍能象以前那样给敌人造成严重的损失。
就整个战争局势而言，我们在1943年2月显然处于防御阶段，东线主要是对付俄国这个大国的压力，在北非的突尼斯海岸阵地上对付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地中海海区的进攻。上述防御作战还必须得到海上吨位战的支援，因为不但我方运往北非的军事补给，而且同盟国提供给俄国的大量物资，都依赖于海上运输。
然而尽管敌人在大西洋作战中的防御力量已发展得相当强大，以至我们无法再使他们的吨位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我们还是应当继续努力，为破坏同盟国的海上交通线而不停地战斗，以保持对敌人的威胁和牵制作用。
在海战指挥部召开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人们谈到吨位战对敌人整个军事局势所起的作用时说：海军总司令部海战指挥部1943年6月8日第C1629号文件。
“吨位战更大的作用在于，它使敌人为积极防御潜艇而投入大量的海、空军部队，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没有吨位战的威胁，敌人肯定会腾出难以估量的军事力量投入其它地方作战。
“除了这些对陆上、尤其是对空中局势所起的作用外，吨位战对海战形势所产生的后果是，敌人将不会把大量轻型海上兵力用来对付我方的海上交通线，由于掩护兵力不足，德国在濒陆海区现在就难以与敌占优势的海上轻型兵力相抗衡，而要依赖海上运输才能得到补给的挪威即使没有敌人入侵也会因补给中断而无法生存下去。
“因此，对德国实施战争来说，关键是要继续发挥吨位战的作用。
“……即使潜艇战无法完全克服目前的困难因而不能再取得以往那样的战果，潜艇部队也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潜艇战将使敌人消耗几倍于我们的军事实力或牵制住敌人数倍于我们的力量……”
除上述进攻性任务外，海军还担负着防御性任务。这些防御性任务包括对我抗登陆地区的海岸地带进行警戒和用火炮进行防卫，掩护“濒陆海区”的出海航道和海上交通线。
在挪威我们要保卫一条长达2200公里的海岸线，它从北角以东的芬兰边界一直延伸到瑞典的斯卡格拉克海峡。海岸线继续向丹麦、荷兰、比利时、北非及西非延伸。波罗的海沿岸、法国南部的地中海、达尔马提亚和希腊及德国占领的黑海沿岸地带都面临同样的防御任务。海军主要负责保卫沿岸的所有港口。各港口之间的沿岸地带的防御则由陆军实施。海军通过设置在各防御要点的远程火炮予以支援，但整个沿岸地带的防御准备和指挥则由陆军统一实施。
由我掩护兵力来控制濒陆海区，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沿岸没有这种保护，我们的潜艇和快艇则无法进出各港口。
我方能否实施攻势作战，依然取决于能否防止敌人在我濒陆海区航道上布雷和利用飞机和潜艇发动袭击。
出航时，德国潜艇从基地到自由海区的深水区，一路上都有扫雷舰、巡逻艇和破雷舰护航。返航时，潜艇从预定的会合点起，经濒陆海区浅水区尤其是危险区，一直到它们的港口，同样由这些舰艇护航。如1942年在大西洋沿岸为潜艇担任护航的舰艇就有1024艘这些数据及下面的一些数据均引自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3月1日第642号绝密文件。。其它的海上兵力以及突破封锁为我们运送重要原料的造价昂贵的舰只在通过濒陆海区时也同样由掩护兵力护航。
我轻型海上兵力在掩护从德国到被占领国家的濒陆海区内的海上交通线方面任务更为繁重。这些交通线用于为德国国防军输送补给品和发展德国与这些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往来。例如，占领挪威的作战行动，完全靠海上航线来为德国国防军作战部队运送补给品。从基尔克内斯和纳尔维克向德国运送矿砂及从佩特萨莫输送镍、铜、铝等稀有金属，都是经过挪威的濒陆海区。从挪威进口鱼类的情况也是如此，1943年德国从挪威进口鱼类预计为50万吨。
1942年单为挪威的驻军部队就从海上运送了231197名士兵、7192匹马、8974辆运输车辆和907822吨物资。这些数字表明了我掩护部队的掩护任务多么艰巨。
同样，向芬兰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运送补给品，从瑞典运回重要的军用物资——铁矿石以及在德国和丹麦濒陆海区的频繁的经济往来，这些活动都需要掩护兵力。
在北海，近岸海区的航运主要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把铁矿运到德国西北各港口和荷兰诸港口，再从水路继续把它们运到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工业区的煤和焦炭再经同一交通线运回北欧。
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德国的煤。
我在地中海的海军部队也担负同样的掩护任务。只要战斗持续进行，就必须向突尼斯和克里特运送补给品，必须保护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南非原文如此，应为“南欧”和希腊的沿岸交通线的安全。在黑海的德国海上部队还担负着掩护陆军的补给线的任务。
能否顺利完成这些任务，取决于海军现有作战兵器的数量和质量，而数量和质量又取决于制造这些作战兵器的工业能力。
1943年初，对德国国防军来说，没有统一的装备计划。海军和空军可以自行决定它们的装备，只有陆军的装备由军械部长施佩尔决定。
当时属海军使用的造船厂和工厂是完全固定的。工业生产能力（包括分配给三个军种的专业工人）受到严格的限制。用于生产各种装备的最重要的原料——钢，由军械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按“中央计划”进行分配。该委员会由施佩尔部长领导，隶属于负责空军装备的米尔希元帅。
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时，海军与中央计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尽管它与空军一样都是单独生产自己的装备。海军所要求的钢铁数量在中央计划中从来只落实在书面上，而且只能少量地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海军装备只得忍受极大的不幸。另外，一些为海军服务的工厂由于没有转移和扩建能力，在因飞机袭击而遭受损失时，也必然会减少潜艇、护航舰只和各种武器的产量，或者至少会减慢生产速度。
不仅军械部长领导的陆军装备部门，而且空军的装备部门，在工业生产能力的分配上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由于军械部长和空军总司令的影响更大，因此海军在装备方面的要求经常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当我于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时，有人向我报告，仅仅为了满足2月份最紧迫的装备需求，海军除应得到的那份钢材外，至少还需要从军械部长那里获得4万吨钢材。然而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决定，施佩尔是无法为了海军的利益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