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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必去打听在什么时候要与谁打仗的问题。这是政治领导的事情，政治领导在这方面比军人享有优先权。同样，结束战争也是政治家的事情。
但对某一军种的领导来说，他有义务在战时向政治领导详细汇报他任务范围内的军事形势。此外还要对这场战争在军事上是否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发表意见。
我经常向希特勒阐述，我对我们的这场海战是如何充满希望的。
但我从没有对他讲过（特别是1943年夏潜艇战失败之后）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而必须谋求和平之类的话。
我认为敌人是不会同意和平谈判的，因此我觉得讲这样的话纯属多余。
1939年英国参战，原因是，大德国合并了奥地利之后变得强大起来，使英国的强权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威胁。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文学家富勒在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英国政府参战的真正原因是，“要使大不列颠存在下去就应坚定不移地执行传统的政策，而德国的强权政策、生活方式、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与英国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英国忍气吞声的话，就会使德国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I·F·C·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文版，洪博尔特出版社，第21…22页。
消灭德国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力量是英国的战争目的，美国支持英国的这种目的，而且在行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开宣称，“讨伐”民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只不过是出于道义上的目的。这种讨伐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战争目的，其斗争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德国人民及其工业力量。在1945年希特勒自杀和民族社会主义被消除后的头几年，也就是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人民中间失去共鸣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失去德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原因倒不是由于盟国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而是德国人民在1945年以后了解了这个政权所犯下的罪行。
富勒继续用下面一段话道出了英国的战争目的：“从都铎王朝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一直是，维持强国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使大陆强国处于对抗和分裂状态，使它们之间形成平衡。这种平衡作用的结果使人们自然要考虑谁是敌人的问题。这个敌人当然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国家，而是另一个其政策对大不列颠或英帝国威胁更大的国家。”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是说，我们被征服后连一点合法的要求也谈不上，只有听凭战胜国的老爷们任意摆布。
这意味着什么，从斯大林在1943年11月底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所提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在会上他要求德国至少向俄国遣送400万名德国人作为永久性的劳动力使用。
1944年一些身居要职的将军，如隆美尔，曾积极主张我们可与西方缔结和约，以集中德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对付东方，但当时外部的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盎格鲁撒克逊一直反对这项提议。
尤其是罗斯福对斯大林和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一直很主动，例如，罗斯福总统错误地认为，今后还得靠斯大林来征服日本，因而要使英美与苏维埃俄国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德国政府在1944年夏除了无条件全部投降外，包括向斯大林投降，似乎没有其它停战的可能性。但是对投降国来说，投降意味着：停止战斗，束手就擒，去当俘虏。这样一来，德国政府就得把当时尚在俄国纵深作战的几百万德国东线士兵作为牺牲品交给斯大林。这是决不可能的！
此外，“摩根索”计划表明，我们预料中的事可能会发生。该计划是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的，内容是准备摧毁德国的工业和所有的工厂。从此德国将变成一个牧场。
因此，面对敌人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在1943年或1944年就认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无法打赢的德国指挥官来说，在这个时候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这个军人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但是，从原则上来讲，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军人，当他认为军事局势已无望取胜的时候，即便同意无条件投降，也应提出缔结和约的要求，这样做有可能提前中止战争。历史告诫我们，在战争中出乎意料的政治变化和某些事件有可能改变无可挽回的形势。
虽然我已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但在这种外部政治形势下，我除了尽力组织好战斗外，也别无它法。
雷德尔海军元帅移交给我的那部分部队在思想感情上和我的部队很融洽，因此战友之间的友谊和部队的纪律都有所加强。海军从1917和1918年的舰队暴动和卡普叛乱的后果中得到了教训，在20年代初就纯洁了其“内部组织”。经过海军指挥部首脑们多年的教育工作，主要是1928年以来在雷德尔海军元帅的努力下，德国创建了一支在战争中能坚持不懈，顽强战斗、经受住各种考验的军种，尽管这个军种与两大海上强国的优势兵力相比悬殊较大。我所接受的是一支基础良好、思想健康、体格强壮的军种部队，即使在未来的更加艰苦的战争年代，这支军队必定会实现我的愿望。
虽然我知道我所面临的任务很重要，也很艰苦，但仍为我的任命而感到高兴。我希望能随着我职务的提高，我的影响能力也有所扩大。在已往的战争年代中，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不得不经常忍受我们的政治领导和国防军统帅部所坚持的大陆主义的态度，尽管雷德尔海军元帅多次进行规劝，但他们仍没有认识到英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海军没有及时和充分地得到为完成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作战任务所必需的兵力兵器。我打算改变这种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亲自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光靠书面报告是不够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通过在领袖大本营里担任要职的将军来反映海军的要求也是不够的，必须由总司令亲自出面来说明。根据以往的经验，仅仅满足于在希特勒那里作一次简短的汇报是不行的；应该长时间留在那里，直到一次汇报所产生的影响得到充分的巩固为止，这也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得准备应付以后的反对意见，如有必要的话有时还要反复恳切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其生效。事实证明，自由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可以激发希特勒生动的想象力，而不是“仅触及他的表皮”。
为了使那些为实施海上战争而必需提出的要求得以实现，我必须在工作上取得希特勒的信任，没有信任就根本谈不上给他施加足够的影响。要使他了解我，只有经常或间隔几天就到大本营去。我相信，我上任之后采用这种办法就能巩固我在希特勒那里的地位。
一开始我就遇到了麻烦。当我在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的那天向他汇报时，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为什么要大型军舰退役的问题。他讲完后，我对他说，我对我现在这一新的职务的使命还没有充分的领会。
1943年2月8日，我看了一下大型军舰的退役计划，这个计划是我的前任拟订的。起初我对该计划没有提反对意见。
但很快我发现有关大型军舰的报废问题必须重新研究。经过调查我认为，大型军舰退役，尤其是军舰报废需要花费劳动力和工业力量，这两者都不会给人力和物力带来值得一提的好处。这些措施必然会在军事和政治上产生不良后果。
根据与我前任提出的同样的理由，我得出结论，上述计划是错误的。1943年2月26日我向希特勒作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汇报。我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了我不能同意他的命令的理由，并请求他撤消这个命令。当时他感到意外的难堪，因为他万万没有料到我这个一向要求大力支持潜艇战的前潜艇部队司令会有这种态度。他十分恼怒，但最后还是愤愤地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对我下了逐客令。
打这次汇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曾怀疑，我担任海军总司令的日子是否能长久。但很快我发现，我反对希特勒的结果完全不象我所想的那样，后来他对我异乎寻常的客气，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1945年4月底。他喜欢用我的军衔称呼我，而不用别的。当着我的面他从没有打破这个惯例，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在向希特勒作了首次汇报后，我仍然遵循我的原则：在他的面前开诚布公，不隐瞒海军的弊端或失误。例如，我曾毫不犹豫直接了当地向他谈了我对潜艇战的忧虑。1943年5月当潜艇战崩溃之际，我丝毫没有受到希特勒的责备。此后不久，在一次大规模的形势讨论会上，有人向他报告，说一艘重要的油船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被英国潜艇的鱼雷击中，这艘油船是从黑海驶往被我占领的希腊途中遇到潜艇的。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说：“当然，英国的潜艇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可是我们的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却一无所获！”当时我站在他的对面靠近地图处，周围约有20人，都是国防军的首脑人物。这时我立即用强硬的语气答道：“我的领袖，我们的潜艇必须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作战。假如我们的潜艇也能象英国潜艇在达达尼尔海峡前方海域那样如入无人之境的条件下作战，那么它们起码也会取得同样的战果。我派往直布罗陀海峡的都是一些地中海优秀的艇长，他们比英国人要能干得多！”
由于我的回答措词激烈，当时整个会议厅鸦雀无声，希特勒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但即刻就恢复了平静，并对那位向他报告情况的约德尔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