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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英方在这次救援中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我决定自挑重担让潜艇继续执行救援任务时，我把接收落水者的范围理所当然限制在盟友意大利人方面，因为从现在起把落水者救到艇上对潜艇的危险特别大。
于是我在9月17日1点51分发出命令：
“U…506和U…507注意：潜艇必须随时做好紧急下潜的准备，要保证水下有良好的活动状态。艇上的被救者可适当地分到各救生艇上。艇上只留意大利人。驶往会合点，把艇上的人员交给法国人，对敌人的飞机、潜艇和活动情况要格外小心。”
我担心U…506和U…507号潜艇的艇长也会象U…156号潜艇的艇长哈尔滕斯泰因一样，轻信红十字旗的作用，于是我在9月17日又发出下列命令：
“不要出示红十字旗。1，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2，出示红十字旗决不会使英国人产生任何宽容和同情心。”
事实很快证明，继续进行救援工作在军事上是失策的。9月17日12点22分U…506号潜艇在携载142名落水者（其中有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下遭到一架重型飞机的袭击。潜艇没有被击沉，这要感谢细心的瞭望员。当潜艇下潜到60米时3枚炸弹爆炸了。
在9月17日的救援过程中，英方对接收幸存者没提供任何援助。而法国的“阿纳米特”号和“光荣”号军舰却到达了约定的会合点，接收了潜艇上的幸存者。
据意大利人讲，当鱼雷击中“拉科尼亚”号后，船上的英国人把通向俘虏住舱的舱门锁了起来并用武力阻止意大利人到潜艇上去。U…156号和U…507号潜艇战争日志。结果被救的意大利人数量很少。
在把幸存者交给前来救援的法国军舰之后，在这次持续了数天、充满危险的整个救援行动结束之后，我深深地懂得了，下次决不可再让潜艇和艇员们去冒这种救援的风险了。
在海战中必须每时每刻估计到会有敌人的飞机出现，我们的行动必须适可而止。
1942年9月2…12日，也就是在击沉“拉科尼亚”号之前，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里记载了大量有关发现飞机、飞机袭击潜艇以及各海区潜艇因遭飞机袭击而损失的情况。我曾反复向艇长们指出，对来自空中的危险可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艇长们经常低估敌机袭击的危险性，特别是瞬间所出现的袭击。当一艘潜艇没有发现飞机时，艇长就认为潜艇十分安全；而一旦发现飞机，他们就会感到潜艇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因为潜艇上的瞭望兵从舰桥上到下面的舱室需要1分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飞机至少可飞行6000米的航程。因此，如果潜艇要想来得及下潜逃走的话，就必须最迟在飞机离潜艇还有6000米的距离时发现敌机。
但是，潜艇仅仅消失在水面以下是不够的，还必须达到能足够防止炸弹攻击的深度。
实际上这意味着潜艇必须在最大的观察距离上发现飞机。因此，潜艇在水面航行时必须时刻保持最高级的紧急下潜准备状态。其中也包括尽量采用高速航行，因潜艇的航速越快，下潜的时间就越短。另外，只有舰桥上的瞭望兵可以在指挥塔上，以便下潜时能尽快地从上面下来。
这些先决条件只有在良好的气象情况下，即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很好的时候，才能具备。但潜艇在进行救援时，所有这些条件都是无法达到的。因为在救援时潜艇处于停泊状态，为了捞救落水者，艇员们都在上甲板上。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紧急下潜的准备根本无从谈起。潜艇只好无可奈何地暴露在每一次空袭之下。
在敌人飞机越来越神出鬼没的情况下，潜艇进行救援行动就等于自杀。我多次下达的只要潜艇没有危险尽管去救援的指示已不再适用，“拉科尼亚”号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9月17日19点3分我又收到U…507号潜艇在中午受到一架飞机轰炸后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9月17日19点30分把意大利人交给‘阿纳米特’号。‘拉科尼亚’号的航海长和其它的英国军官留在艇上。7艘救生艇安置了约330名英国人和波兰人，其中妇女15人，儿童16人。所有幸存者都有热饭、热菜和饮料，人人都有衣服穿，而且可以自愿结合进行交谈。另4艘救生艇在方格FE9619的位置。在这两个地方把幸存者送上‘光荣’号军舰，‘光荣’号立即起航继续寻找……”
这份电报证明了受过海员传统教育的德国海军军官具有处处助人为乐的精神。但是我们没有责任再履行这样的义务。如上所述，对我们的潜艇和艇员来说，这种义务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拉科尼亚”号被击沉后，为了救援落水者，我把我自己的潜艇都派出去了。而相反的是，敌人为了消灭正在进行救援工作的德国潜艇，而置英国幸存者的生命于不顾。现在，驻巴黎北约总部的美国罗伯特·C·理查森将军在沉默了21年之后已经对此作了解释，见1963年8月4日的《星期日快报》：“我曾下令炸死‘拉科尼亚’号的幸存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中还有英国人。但纵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会同样对待的。无论如何我得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是战争，潜艇非消灭不可。”这位美国将军对他在战争中曾下令轰炸正在实施救援工作的潜艇一事至今仍供认不讳，他的上述表白清楚地说明上当时德国方面已没有义务再派潜艇去进行救援工作。因此，现在我必须下一个命令，以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无论空中危险情况是否允许进行救援工作，都由艇长自行决定是否实施救援行动。也就是说，在这项命令中规定，不允许再把估计的或实际的空中情况作为是否可进行救援的前提。我必须向他们说明，这些船上的船员作为参战人员是应被消灭的，而潜艇却要在继续战斗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救援这些船上的人员，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是违背各国所遵循的原则的。
同盟国的商船装备有火炮和深水炸弹，船员经过反潜训练，他们和船上的海军士兵共同进行反潜作战。另外，敌人还把商船编入了军事体制。由此可见，同盟国商船上的船员有目的地采取军事行动是肯定无疑的。
出于上述原因，9月17日潜艇艇长们接到了下述禁令，该禁令中所说的“消灭敌商船和船员”是指消灭敌商船及其船员：
“停止救援被击沉敌船所属人员的一切行动。这些行动包括：营救落水者，把他们安置在救生艇上，扶正倾翻的救生艇；提供食品和淡水，等等。因为救援行动是不符合消灭敌方商船和船员这一战争最起码要求的。”
在纽伦堡的诉讼中，英国的检查机关把我这个禁止救援的命令指控为凶杀令，说这是一项要求艇长杀害遇难者的命令。对于这种观点，甚至连有4个战胜国参加的国际军事法庭也无法表示同意。因此，我本人和潜艇部队都没有因进行海上战争而在纽伦堡受到判决。
在数千次的战斗行动中德国潜艇仅出现了唯一的一次意外情况。在这次事件中，一位艇长对遇难者采取了行动。U…852号潜艇艇长埃克海军上尉在击沉一艘商船以后准备用火炮排除飘浮在水面的商船残骸，否则这些残骸被空中侦察机发现后会导致潜艇的暴露。出于对自己潜艇安全的担心，这位艇长的行动太过火了，他在向这些商船残骸射击时，没有考虑到遇难者的生命。
就在这次战斗行动中，U…852号潜艇因遭敌机轰炸而沉没。在橡皮艇中的艇员（其中有的已经受伤）受到了一架飞机机枪的扫射。
埃克海军上尉及其参加这次行动的军官被英国某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1945年11月30日被枪决。
战争结束后，我在纽伦堡才听说埃克向遇难者射击及其潜艇沉没的情况。我对这位艇长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军人不可以偏离作战的道德原则。然而在纽伦堡法庭对我审问时，我在否定这种做法的同时又作了以下补充：“我还想说明一下，当时的处境使埃克海军上尉很难作出决定。他要对他的潜艇和艇员负责，在战争中这个责任是相当重大的，如果他当时估计到潜艇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消灭这个原因的话，那么这个估计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据我所知，在同一海区同一时间有4艘潜艇遭到轰炸，如果他是由于上述原因作出这种决定的话，那末德国的军事法庭无疑会考虑到这种情况的。但我认为，战后人们对事情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缺乏那位不幸的艇长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
其它3艘参加“拉科尼亚”号救援工作的潜艇连同他们的艇员在尔后的作战中均遭敌机轰炸而沉没。由此可得出结论，空中的威胁确实很大，为了排除我方潜艇在这方面面临的危险，下达禁止救援的命令是完全有必要的。
英国的起诉和敌人的宣传使这样一个观点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这个观点是：我发布了一项有关“拉科尼亚”号的凶杀令。但是由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中都没有同意这一观点。在纽伦堡提出的审判中，德国潜艇部队及其领导人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因潜艇战而判刑。直至今日，仍然在尽量地对国际社会隐瞒这些事情。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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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十五章 改进潜艇装备
1942年下半年，尽管潜艇取得了巨大战果，但是敌人在战术上采取的反潜艇措施仍占上风，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敌驱逐舰、护卫舰艇和飞机的水面搜索活动使我潜艇在攻击中的主要战术优势（如荫蔽性和突然性）难以充分发挥。只有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才能改变这种情况，重新恢复有利于潜艇的态势。这种措施就是把潜艇的机动性转移到水下，也就是说应有一种在水下高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