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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的行动，而返回比斯开湾基地。这样损失和受伤的潜艇约占全部被派遣潜艇的33％。
面对敌人的这种抗击，要把集中在地中海的潜艇重新撤回大西洋是相当困难的。从大西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而流向地中海的一股经久不息的海流（紧靠海岸的逆流不算）也是很强的。当然这有利于潜艇进入地中海，因为这时潜艇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可从水下顺着这股海流进入地中海。但是，这股海流对潜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向西进入大西洋却非常不利。为了在夜间凭借黑暗的掩护让潜艇从水面迎着这股逆流驶向大西洋，这在当时的战争情况下耗费的时间太长。由于敌侦察发现潜艇的可能性很大，潜艇不得不采取水下航行。但是这种航行在海峡中部几乎难以进行，因为海流猛烈地把潜艇推向地中海，在这种条件下海峡两侧的导航也是相当困难的。正如我在战争日志中所形容的那样，这些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一进入地中海就如关进了“捕鼠笼”。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18日战争日志。因此，对于调到地中海的兵力数量，应慎重考虑，因为根据上述原因，以后要再将这些兵力投入其他作战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这样一来，潜艇在地中海作战的实质问题已弄清楚。德国海军——主要是潜艇部队——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大西洋交通线上打一场对英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经济战。大西洋彼岸是英国的力量源泉，主要有美国这一世界强国作其坚强的后盾。出于同样原因，英国也把这条生命线的安全看作重要的海上战略目标。因此，我们只有在迫不得已，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从大西洋抽调德国的兵力，数量也不宜过多，只要能满足克服危机的需要即可。
在迫不得已把大西洋兵力抽调到地中海的这种情况下进行海上战争是违背德国海军意愿的。海战指挥部曾要求德国国家领导打一场针对埃及和近东的战略上正确的战争。他们认为有可能不要使用德国海军兵力到地中海去作战。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战争中无法单独完成在北非向东挺进的任务。最后德国潜艇不得不放弃主要任务而被派遣到地中海去作战。在它们的协助下地中海的险情得到了缓解。但德国潜艇却没有能力去解决地中海的补给问题。
制空权问题是控制通向北非航道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我们唯一有利的做法就是封锁马耳他岛。因此，必须尽可能限制潜艇到地中海去。在我看来，从大西洋全部调走作战潜艇，使该海区的潜艇战停顿达7星期之久，这种做法是很不合理的。
海战指挥部迟迟才接受我反对向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区派遣潜艇的意见。1941年12月7日日本参战，这样英国的海军很可能被牵制在远东，因此英法军队已不可能在地中海以西登陆，然而德国海军所规定的作战重点在这个时候仍没有改变。这种坚持把潜艇集中在直布罗陀海区的做法（直到1942年初潜艇在与美国海军进行作战时）仍产生了不良后果。
对于无视大西洋的主要任务而把潜艇兵力重点用于地中海的做法我是反对的，我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后来在英国官方人士阐述德国在地中海的潜艇战情况时得到了证实。罗斯基尔上校在《海上战争》一书中写道：
“……但德国针对我们袭击利比亚补给线所采取的对抗措施，包括从大西洋派遣潜艇和德国空军重返西西里岛等也起了作用由于英国未能利用袭击利比亚的战果。。
“尽管如此，德国潜艇不仅在新的战场遭受了重大损失（11月和12月被击沉的潜艇不下7艘），而且由于它们撤离了大西洋而大大减轻了我们在这个生命攸关的战场上的负担，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下令把潜艇调往地中海时并不知道日本在12月7日发动进攻的企图。因此它没有预料到一个新的盟国会给意大利很大支持，以解轴心国在非洲的军队之围。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德国潜艇的转移是否对德国有利，这是值得怀疑的，特别应考虑到，潜艇转移到地中海，大西洋的攻势必定会减弱这一情况。”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540页。
在阐述北大西洋主战区潜艇减少的原因时，我还得提一下德国水面舰艇在大西洋作战的情况以及它们对潜艇战产生的后果。
为了执行对英国实施经济战的战略任务，战争开始时雷德尔元帅还十分果断地动用了战列舰、装甲舰和巡洋舰等大型水面舰只，虽然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为了执行上述战略任务，它们在作战中奉命避免与势均力敌或占优势的敌人交战。关键是要击沉敌商船。此外，海战指挥部希望这些舰只的出现会引起敌海军强烈的反应：敌人会被迫在预期有德国舰艇出现的海区使用尽可能占优势的兵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动用战列舰，来掩护其护航运输队。所以，把大型舰只派到大西洋是一种完全正确的战略思想。
为此，在战争爆发之前德国海军就派出了“德国”号和“施佩伯爵”号装甲舰，以便它们在战争开始时能及时到达它们的作战海区。1940年秋海军又派“舍尔海军上将”号装甲舰去参加经济战。此后，“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型巡洋舰和1941年1月在舰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指挥下的“沙恩霍斯特”号（舰长霍夫曼海军上校）和“格奈泽瑙”号（舰长法因海军上校）战列舰又相继被派去参战。
“施佩伯爵”号的命运已众所周知。但尽管敌兵力十分强大，其它大型舰只的作战却取得了成功。克兰克海军上校率领的“舍尔海军上将”号击沉敌舰的数量相当可观。他一共击沉19艘舰船，总登记吨位达137000吨，并捕获了2艘油船作为战利品带回本土。“舍尔海军上将”号的作战持续了161天。这2艘战列舰在2个月内共击沉敌舰116000总登记吨位。由迈泽尔海军上校率领的“希佩尔”号共击沉14艘舰船，并重创英巡洋舰“伯威克”号。
海战指挥部对敌海上兵力进行牵制的目的也已达到。英国的每一支护航运输队都有一艘战列舰担任护航。“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曾在1941年2月8日和3月7日与敌护航运输队遭遇。但我方战列舰奉命没有对它们进行袭击，因为它们如果受到战斗损伤的话，那么它们在大西洋其它海区的行动就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当我们于3月7日在大西洋中部佛得角群岛东北方向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后，却成功地派遣了U…105号和U…124号潜艇前往。按照舰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率2艘战列舰）的意图，这2艘潜艇的任务是歼灭为护航运输队护航的英国战列舰“马来亚”号，以便德国重型舰只随后能发起攻击。但这个企图没有成功。这2艘潜艇面对护航的英国战列舰却一举击沉了护航运输队中的5艘商船。直到14天后当“马来亚”号又在大西洋南部为一支驶往英国的运输队护航时，才被U…106号或U…105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
正是在潜艇数量不足的几个月中，派遣大型舰只对在大西洋孤军作战的潜艇进行支援，这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当“舍尔海军上将”号在1940年11月5日首次袭击了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后，英国感到有必要派战列舰护航，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占用并分散了英国海军很大一部分兵力。作为潜艇部队司令我感到有一件事当然是不会发生的，那就是英国人取消护航运输队中用以对付潜艇的警戒兵力和减少反潜空中警戒力量。
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由于战列舰“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及后来的“欧根亲王”号在布雷斯特港抛锚，给潜艇战带来了不利后果。
经过2个月的战斗后，1941年3月23日我们的2艘战列舰驶进了比斯开湾沿岸的布雷斯特地图上译为布勒斯特港，“沙恩霍斯特”号因主机故障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出航。4月6日“格奈泽瑙”号在布雷斯特港中了1枚鱼雷和4枚炸弹，好几个月不能使用。为了修理这2艘战列舰，海军从德国在比斯开湾的所有基地抽调了800名造船工人到布雷斯特集中。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人一直是为从战场返回的潜艇进行维修工作的，以便使这些潜艇能继续参战。由于抽调了劳动力，结果使潜艇一直停在船厂里，短时间内无法修复。船厂维修时间的延长对经济地使用为数不多的作战潜艇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不利于发挥潜艇击沉敌舰船的效能，当然这只能对敌人有利。
为了修复这2艘战列舰，海军放弃了潜艇这一对英国作战的主要兵器的大量维修工作，也不让本国工人接受这项维修任务，对这种做法我表示反对。因为我们在全面肯定大胆使用大型军舰取得的战果及其在整个战争中对敌所起的迟滞作用的同时，不能忽略我们的主要目标，那就是通过大量击沉敌舰船给敌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争取尽快地结束战争。对于实现这个目的来讲，潜艇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经济的对英作战的武器。按照我的观点，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大型军舰的作战而通过抽调船厂劳动力的办法来剥夺最有效的作战武器——潜艇进行战争的权利。于是，1940年夏季海上作战潜艇的数量与它们的总数之比每况愈下。
特别是当事实证明重型军舰已不再可能实施大西洋海战时，我于1941年11月26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向海军总司令再次重申了反对抽调劳动力和有必要把船厂生产能力集中用于潜艇方面的意见。我写道：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缩短潜艇在船厂的修理时间将能大大增加作好战斗准备的潜艇的数量。因此必须把招集潜艇修理工人的工作看作是增加海上作战潜艇数量的最有效和最必要的措施。
“象我们这样的经济状况，海军不能指望从外面调进工人。以我之见，为了增加维修工人，海军必须自力更生。这就要求我们集中海军所有的修船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