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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培养一名潜艇指挥官，不能只进行潜艇勤务训练，而应该让他经受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训练。同样，凡是担负护航任务和反潜任务的海军将领也应该有当过潜艇艇员的经历。只有这样，他才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去认识两种战斗类型的本质，才能避免盲目的探索而采取正确的措施。丘吉尔，一位罕见的英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对海战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也认识到上述问题的必要性，因此他在1942年委派马克斯·霍顿海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经验的潜艇艇长，后来又任战列舰舰长和巡洋舰编队指挥官）负责掩护和组织对英国生命攸关的大西洋护航运输队，于是他就成了我的劲敌。
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结束了在非洲和印度洋的旅行后，于1935年7月到达亚德河口威廉港前沿的席林锚泊地。当时的海军大将、名誉博士雷德尔海军总司令来到了我的舰上。同一天，“卡尔斯鲁厄”号巡洋舰舰长吕特晏斯海军上校（后晋升海军上将和任舰队司令，1941年5月在“俾斯麦”号战列舰上阵亡）也从南北美洲旅行回来。我们在我的舱室里向海军总司令汇报了航行情况，并对我们下次的出国航行提出了建议。按照海军总司令部当时的计划，吕特晏斯应率领“卡尔斯鲁厄”号再次到北美洲去，我则率领“埃姆登”号访问日本、中国、当时的荷属印度、南洋和澳大利亚。吕特晏斯提议，是否将我们对换一下，以便让“卡尔斯鲁厄”也能领略一下文化悠久的东方国家的风光。我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冯·米勒中校率领的“埃姆登”号的前身所进行的一些著名的战斗航行，“埃姆登”号在传统上就属于东亚地区。
使我和吕特晏斯感到惊讶的是，海军总司令严肃地说：“我的先生们，你们都别争了，你们两位都得离开巡洋舰。吕特晏斯将在海军总司令部担任军官人事处处长，负责为新组建的海军部队配备军官。你，邓尼茨，将去接管一支新组建的潜艇部队。”
这个决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与英国签订海军协定决定了这次指挥官的变动。我对这次调动并不感到高兴，因为原定的远东之行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组织均衡舰队的整个计划中潜艇只是很小和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我被安排到一个次要的岗位上了。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看法错了。海军总司令在1935年7月下的命令对我漫长的生涯直至今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给我带来了能充实人生的一切：责任感、成功、失败、人的忠诚和尊敬以及必要的考验和痛苦等。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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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二章 新的任务
1935年6月18日德英双方签定海军协定。德国在该协定中承担的义务是，把海军装备限制在英国的35％以内。
这种自愿的自我限制是出于当时德意志帝国所处的地位。当时德国不得不屈从于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该条约使德国不断裁减军备，而战胜国却不履行条约中所承诺的裁减军备的条款。希特勒想逐步挣脱这个约束，于1935年3月16日宣布德国拥有国防主权。他为了使英国不会受到其他战胜国的反对，因此与英国就签订一项海军装备协定问题进行了谈判。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消除英国将来在政治上的对立情绪，因为通过自愿限制海军装备这一协定可以证明，德国不打算进攻英国。事实证明，当时国家领导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英国对一个欧洲国家的敌对态度主要是由其强权政策和世界经济观点决定的，即使它还没有受到这个敌对国家的海上威胁也是如此。当欧洲的另一个国家将要变得强大时，就会与英国人强烈的自信心、它的权力欲和它谋求经济优势的努力发生冲突。众所周知，英国的欧洲平衡政策的根源就在于此。尽管签订了海军协定和限制了德国的海军装备，上述这种情况在1935年以后仍会显示出来。
英国在1935年接受希特勒的提议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德英海军协定，德国舰艇的总吨位只许占英国的35％，每一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也要受此约束。只有潜艇的吨位可以达到英国的45％，必要时经过友好协商还可提高到100％。
根据英国海军在1935年所拥有的舰艇吨位，按照协定允许我们建造的各种舰艇的吨位如下：
战列舰
184；000吨
重型巡洋舰
51；000吨
轻型巡洋舰
67；000吨
航空母舰
47；000吨
驱逐舰
52；000吨
潜艇（45％）
24；000吨
对于重新组建一支德国潜艇部队而言，上述的潜艇吨位数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已占45％，但数量仍然是最少的。这是不难解释的。由于英国是一个岛国，其生存主要靠从海上运进生活资料和原料。此外，通向殖民地的海上交通线对维持英帝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因此，英国几百年来一直明确指出，保护海上交通线是英国海军的海上战略任务。这项任务只能由水面舰艇，而不是由潜艇担任。可想而知，由于潜艇在水面极易受到伤害（如火炮的攻击），航速慢，观察高度低，视界小，它不适合担任上述任务。然而潜艇却是一种特殊的战术进攻武器凡本书中提及的“进攻武器”，均须从军事战术角度来理解，它与“侵略”和“进攻战”毫无联系。后者是一种政治性事件。。英国当时还没有想象的对手，不需要在一场军事冲突中用大量的潜艇去破坏敌国的海上交通线，因而英国海军也就不需要有较大规模的潜艇部队。因此，英国潜艇在30年代发展缓慢，数量很少，例如仅相当于法国潜艇数量的三分之二左右。（1939年英国拥有潜艇57艘，相反，法国却有78艘。）所以在英国海军中潜艇只起次要的作用。尽管英国允许德国的潜艇建造吨位可达45％，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可达到100％，而不是象其它的水面舰艇那样只达到35％，但从上面的吨位分配来看，实质上数量还是相当少的。因此，这些数量的潜艇在德国新组建的均衡海军中也不能成为重要的因素。
对此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些海军强国于1936年在伦敦签订了一项完全符合英国愿望的关于军事上使用潜艇的议定书。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并非对所有签字国都有效，因为法国和意大利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因此，所有缔约者于1936年再次在伦敦集中，将1930年协定中有关潜艇战的第二十二条款以伦敦潜艇议定书的形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条约。关于潜水艇战争法规的议定书（1936年11月6日订于伦敦）“第二十二条：以下规定应被接受作为国际法的确定法则：（一）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须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法规。（二）特别是，除经适当召唤仍坚持拒绝停驶或积极抗拒临检搜索外军舰无论为水面船舰或潜水艇，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就这一目的而言，船舶的小艇不得视为安全地方，除非在当时海上和气候情况下，由于接近陆地或者有另一船舶在场可以将他们带上该船，因此旅客和船员的安全已获保障。”根据这项议定书，潜艇要拦截和击沉商船时必须象水面舰艇那样在水面行驶。即使商船装备有“只用于自卫”的火炮，也不能改变这一规定。商船仍可按国际法的规定享受应有的保护。这就意味着潜艇必须按照捕获法“捕获法”对作战舰艇根据国际协定拦截、搜索和击沉商船的权利也有规定。浮出水面拦截和搜索商船。
如果根据捕获法的规定可以击沉这艘商船，那末潜艇就有责任考虑船上人员的安全。在远洋，由于商船上的救生艇数量不够，潜艇就须把船员安置到本艇上，但一般不可能这样做，那末就必须使商船上的人员尽量远离击沉地点。
1935年德英海军协定签署之后，1936年11月23日德国也同意了上面所提到的1936年签订的潜艇议定书。于是潜艇的军事价值就更加降低了。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多次公开发表了有关对付水下潜艇的新型探测器（Asdic“潜艇探测设备研究委员会”的缩写。）即声纳的报道，这种声纳装置利用超声波的作用能探测到几千米距离上的潜艇。因此，根据英国官方的观点，潜艇就成了一种过时的武器。英国人认为，其它国家已不值得再去建造潜艇了。
由于上述原因，德国海军在1935年对建造新潜艇的全部意义均表示怀疑。然而对那些年青有为的军官、士官、水兵和轮机兵来说，虽然在潜艇上服役无疑会遇到较多的风险，但德国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较强的独立行动的能力和不可磨灭的荣誉仍然吸引他们在新潜艇上工作。
新的潜艇部队的装备情况如下：1932年以来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就着手准备建造潜艇，以致在1935年初与英国谈判之际，德国海军的潜艇已上了平台。这是一批相当小的250吨级的潜艇。1935年9月底，其中6艘潜艇U…1至U…6号分配到“反潜学校”（后改为潜艇学校），归斯勒福格特海军中校指挥，他采用了令人十分敬佩的方法对学员进行了第一次技术训练和下潜训练。
1935年9月28日由另外3艘250吨级的潜艇（U…7、U…8、U…9）组成的第一支前线潜艇支队——“韦迪根”潜艇支队服役。我作为海军中校担任该支队的司令。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同一型号的另外9艘潜艇（U…10至U…18号）也陆续编入本支队。
当时，特德森海军中校是我支队的机电业务长，我们彼此比较熟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一艘潜艇的机电长，1921年至1923年他任“G…8”号鱼雷艇机电长，当时我任艇长。在海军总司令部看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