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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兴隆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事态重大的时候，给病人吊上水，对病人和病人周围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吊和不吊，完全不一样了。吊瓶悬挂在那儿，给人以科学、安全、正规、有所寄托、有所展望的印象，是救死扶伤的印象。
端方和兴隆在拚了命地摇橹。红旗则歪在船舱，仰着头，望着吊瓶。吊瓶里有意思了，有气泡，一串一串的，仿佛鱼的呼吸。如果这样的气泡出现在池塘，下面必定有鱼，是鲤鱼，这一点红旗是可以肯定的，二三斤的样子。依照红旗的经验，肯定不会是鲢鱼，鲢鱼的嘴巴大，性子急，远不如鲤鱼那样安定，所以，它的气泡就不是这样。红旗几乎已经看到那条鲤鱼了，顺着气泡往下找。他的目光经过瓶颈，滴管，最后落实到了三丫的手臂。原来不是鱼。红旗望着三丫的手，突然想起来了，长这么大他还没有吃过药呢，还没有打过针呢，更不要说打吊瓶了。打吊瓶，这实在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知道是怎样的福。红旗没享过。是甜的，还是酸的？是辣的，还是咸的？红旗一点把握也没有。红旗歪在中舱，想着他的狗头心思，慢慢地，在大太阳的底下睡着
老实说，兴隆不是看在三丫的脸面上，而是却不过端方的情面才上路的。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好把话说死了，其实，有数得很，三丫不碍事的。她呕吐出来的气味在那儿呢。如果不是三丫这样折腾，这会儿他一定上床了，睡觉了。他只能指望中午的这一觉了。夜里头一分钟也别想睡。这些日子父亲的动静越闹越大、越闹越吓人了。刚刚上完了吊，头上的伤是好了，可别的动静又来了。大白天他是蔫着的，没什么事。一到了夜里，吓人了，他的精神头来了。拿着一把手电，到处照。到处找。嘴里头还念叨。天井里照一照，床底下照一照，门后面照一照，笆斗里照一照，打开站柜的门，再冲着站柜的里头照一照。而到了下半夜就更吓人了，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沿着屋顶上的屋梁，一根一根地照过去。就像电影里头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似的。夜深人静的，那些陈旧的木梁和椽子是不能照的，一照就有了特别的气氛，有了恐怖的迹象，不害怕也害怕了。他照什么呢？他找什么呢？也不说。
后来的情形就更坏了，不仅照，另一只手上还要拿着一把刀。这一来就杀气腾腾的了。不是老渔叉杀气腾腾，不是的。是家里头有一样东西对老渔叉杀气腾腾，他要防范，护住自己。这一来家里头就有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杀气腾腾的，躲在某一个地方，要对老渔叉下手。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就说昨天夜里，好好的，老渔叉把他的手电照到兴隆的脸上来了。多亏了兴隆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了老渔叉的手电，反过来照亮了老渔叉。老渔叉受到了意外的惊吓，直哆嗦，手一软，菜刀掉在了地砖上。深更半夜的，突如其来的，菜刀在地上颠了四五下，你说吓人不吓人？老渔叉的脸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地狰狞，僵在那儿，悬浮在半空。两边的腮帮子也凹陷下去了，眼角的皱纹纤毫毕现，几乎就是一个刚刚从地窖里钻出来的魔鬼，而瞳孔里的光早已经开了叉，蓝幽幽的，发出又畏惧、又凶恶的光。因为畏惧和凶恶，炯炯有神。真是又可怕，又可怜。老渔叉嗫嚅着嘴唇，问兴隆：“你是谁？”兴隆跨上去一步，踩着菜刀，把手电筒反过来了，照亮了自己的脸庞，说：“爸，我是兴隆，兴隆啊。”老渔叉定定地望着他的亲儿子，下巴一会儿转到左边去，一会儿又转到右边去，认出来了，是兴隆，是他亲生的儿子。老渔叉一把抓住了兴隆的胳膊，说：“兴隆，家里藏着人！家里头有人哪！——赶快抓住他，把他劈了！！老渔叉的话把兴隆弄得寒毛直竖，却不敢乱，只能加倍地镇定，说：“家里哪儿有人？啊？连一只老鼠也没有哇。”老渔叉急了，非常急，咬紧了牙关，脑袋咬得直晃，口齿含糊地、却又十分坚决地告诉兴隆：“有。家里头有人！”
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真是羞于启齿。说他疯了吧，他没有。天一亮，他就安好了，太太平平地坐在角落里，说话、办事都有他的步骤，说明他的脑子没坏。说他没疯吧，也不对，深更半夜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家里“有人”，躲在床底下，躲在箱子里，躲在墙缝里，躲在屋梁上，躲在箩筐里，躲在锅里、碗里，躲在鞋里，甚至，躲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屁眼里。总之，躲在一切幽暗的，难以被阳光照耀的地方。兴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不能叫太阳不下山吧。东方一定要红，太阳一定要升，这不是三年五年才来一次的事情，更不是十年八年才来一次的事情，它二天一次，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谁也挡不住。真是要了人的命了。老渔叉没有病，要说有，那只能是“夜病”。他的病就这样和“黑夜”捆绑在一起了，成了黑夜的一个部分，和黑夜一样无头无绪，和黑夜一样无边无际，和黑夜一样深不见底。这个病对老渔叉来说是致命的，对兴隆来说也一样地致命。只要天一黑，家里的那个“人”就变得非常巨大，空阔，浩瀚，同时又非常细微，幽密，一句话，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如影相随。——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谁？老渔叉不说。兴隆问过无数遍，老渔叉就是不说。兴隆坚信，只要把“那个人”问出来，天就亮了。父亲的病就好了。好几次兴隆想严刑逼供，他做好了老虎凳。但是，兴隆忍住了。不敢。对父亲，他还是怕。老东西的手有多毒，兴隆和他的哥哥是一路领教过来的；兴隆就没见过比自己的父亲还要六亲不认的人。除非把他打死。打不死，他一旦缓过气来，一准能要你的命。还有一点兴隆也没有把握，用老虎凳来对付自己的，父亲究竟有没有用？兴隆没把握。知父莫如子。老渔叉这个人兴隆是知道的，他有亡命的气质，磅礴的血性，越挫越勇。你问不出来的。越打，他越犟。越疼，他越是守口如瓶。弄不好就收不了场。——这可怎么办呢？一天一天的，一家子的人谁也耗不起呀！
兴隆真的是困得厉害。他只想像红旗那样，平躺在船舱里，好好地睡上一个囫囵觉。五分钟也是好的。兴隆不能。主要是不好意思。好歹是在救人，他一个医生，睡在病人的旁边，要天打五雷轰的。那就闭上眼睛吧，手脚可是一点都不敢松。
红旗已经醒过来了，他端详着桅杆上的吊瓶，已经是好大的一会儿了。他在等。他在等这一瓶的盐水干净了，好亲手换一次吊瓶，过一把赤脚医生的瘾。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也许就只有这一回了。
三丫的不安就是在红旗换上吊瓶之后出现的。兴隆并没有在意。三丫突然动了。动了几下，似乎是不好意思打搅端方和兴隆，又安稳了。后来三丫轻声说：“端方。”端方也没有听见。等端方听见的时候，三丫的表情已经相当地痛苦了，眉眼和嘴角都变了形。情势急转直下，三丫的状态说变就变。端方一下子发现三丫的嘴唇乌紫了，嘴直张，张得极其大。端方失声喊道：“兴隆！兴隆！！”而三、丫的小肚子却开始打挺了。她的嘴巴就那么张在那里，一口气就是上不来。只能拚了命地瞪眼睛，瞪得很大，很圆。嘴里似乎也衔了一样东西，是一句话，是一句什么要紧的话，想说，说不出来。端方跳上去，一下子就把三丫搂住了，感觉到三丫正在努力，是最后的一丝力量。这股力量全部集中在三丫的腹部。她反弓起背脊，在往上顶，全力以赴。她渴望顶住什么。可她的眼神似乎顶不住了，有了妥协和放弃的迹象，在望着端方。那是最后的凝望。显然，三丫已经竭尽了全力，身子松了一下。就一下，全松了。最终落在了端方的胳膊上。
骄阳似火。三丫的身子却冷了，火焰一样的阳光也没有能够改变这样的基本局面。端方一直把三丫搂在自己的怀里。两只眼睛痴痴的，不知道朝哪里看才好。他的目光最终停落在滴管上，顺着滴管，端方的目光爬了上去，直爬到吊瓶。端方望着吊瓶，突然却把三丫放下了，直起了身子。他把吊瓶从桅，杆上取下来，看仔细了。是汽水。端方拿着吊瓶，开始喘，喘了半天，这才想起来拿眼睛去寻找兴隆。没想到兴隆早已经盯着端方了，方的眼睛红了。兴隆后退了一步，胳膊和下巴全挂下了，也在喘。小船停下来了，漂浮在河的中央，后面挂着一条大橹，水面上安静得一点涟漪都没有。红旗望着他们。端方盯着兴隆，兴隆也盯着端方。只是喘。红旗不知道兵究竟发生了什么，红旗永远不会知道了。最后还是端方先有了动静，他伸出胳膊，把吊瓶敲碎了，丢在了河里。一个，又一个，咣叮咣噹，全部丢在了河里。兴隆的两条腿一软，“咕咚”一声，瘫了船板上。（未完待续）
第十三章
对于具体的当事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在任何时候，面对它都是困难的。可是，如果你把空间放大一下，你马上就会释然了，正如王家庄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哪一天不死人呢？还是毛泽东主席说得好，他教导我们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斯大林同志说得更好，他在谈论起阵亡的将土的时候说：“死亡就是一个统计数据。”一个数据，的确是这样。三丫死了，王家庄的乱葬冈多了一个坟包，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三丫的命不好，真的不好。活着的时候都那样了，不说它了。死了，照理说不该再有什么了。可她的丧事就是办得没有一点样子，连一点丧事的样子都没有，喜气洋洋的了。出殡的时辰是在下午，大伙儿挺悲痛的，一起围着三丫的尸体，念叨她的好。准能想得到王家庄热闹起来了呢？三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