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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论跟雇主的矛盾有多大，日本工会绝对不会破坏公司的
竞争力。韩国人令人生畏。一暴动起来，他们跟镇暴警察一样有组织、有纪律。跟
他们对峙的警察，像古罗马的斗士般戴着有塑料面罩的头盔，拿着塑料护盾。当工
人和学生跟警察当街冲突时，他们俨然就是在战场上的士兵。罢工者蹲在地上聆听
演说的同时，也有节奏地挥动着拳头。他们是相当火暴的一群，不愿妥协。反对当
权者时，他们既凶且狠。
80年代，我两度访问韩国，先后同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见过面。1996年，我在
新加坡同金泳三总统见面。从朴正熙到金泳三，4 位领袖都深切关注由于夹在中、
俄、日三大强邻之间，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
1986年，我在汉城会见全斗焕。他对朝鲜的专注和忧虑，令我惊讶。我觉得很
纳闷。他们的人口比朝鲜多一倍，也富有得多，还获得美国供应更好的军事配备。
虽然朝鲜的经济捉襟见肘，跟我见过面的韩国外交部长，却都流露出对朝鲜军事威
力的畏怯。
跟韩国领袖会谈，我们讨论的另一个重点课题是新兴工业经济体（包括韩国和
新加坡）跟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1686年，我向全斗焕总统提
及在美国和欧洲不断滋长的保护主义情绪。我说，要是我们这些新兴工业国不开放
市场，回应美国和欧洲给予我们自由进出市场的权利，久而久之，他们会觉得难以
容忍保护主义思想必会蔓延。他同意新兴工业经济体应该开放市场，并强调韩国准
备花两年时间，按部就班地实现这个目标。我指出尽管开放了市场，韩国关税仍然
高达16％至20％。对此，全斗焕回应说韩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人均收人仅对2000
美元，比新加坡的人均收人还少。除了国防方面的负担，它还负债465 亿美元。
1986年，我在汉城的一个午餐会上向韩国的四大商会发表演说，发觉他们非常
不愿意开放他们的市场。两年后，我再次跟同样的四大商会的代表共进午餐。我谈
到他们需要增加进口，促请他们连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工业经济体，商讨如何缩小相互贸易上的不平衡。他们也认识到不可能长期守住当
时的地位，所以那一次比较能接受我的意见。
在全斗焕担任总统期间，工人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暴动，使汉城不时
停顿下来。到他即将卸任时，局面已经演变得不可收拾。他的得力助手卢泰愚很巧
妙地缓和了紧张的局势，在获得支持之后，卢泰愚参加竞选并当选为下一任总统。
卢泰愚是个温文又严肃的人。我们在1986年7 月初次见面时，他是全斗焕内阁
中的部长。他当时就对廉洁的新加坡政府给证明，即使在大选前，他仍然能冷静地
应付大规模的暴动和骚乱，同时展现了他谦恭的一面。这些资产就是他发展政治事
业的基础。
卢泰愚把两大反对党领袖之一的金泳三吸收到他的学旗下，从而促使金泳三在
1992年当选为第一位平民总统。他的主要竞选课题是肃清贪污和舞弊行为。由于分
别涉及不同的贪污事件，3 名刚上任数星期的部长被他拉下了马。他也撤换了好几
个高级法官肥一些高级军官开除并监禁起来。军方默许他的规定。韩国几家电视台
和报章的记者先后到新加坡来。制作记录片和撰写报道文章，介绍我们的反贪污法
律和执法制度。
1996年，金泳三总统访问新加坡。衣冠整齐的他自豪地对我说，他每天早晨都
会慢跑好几公里。他还说，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
建立社会网络对家庭给予支援。我补充说，我们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确认美国在亚
洲地区保持影响力，这在战略上是极其重要的。
金泳三总统在上任时曾表明他不会旧事重提。然而随着国内压力日益加强，他
不得不在1995年底改变初衷，国会通讨了一项特别法令，取消对1979年的政变和任
何跟1980年光州大屠杀有关的谋杀、煽动骚乱、贪污和其他罪行讲行调杏的限制。
结果，在他之前的两位总统都被逮捕和定罪n 在电视卜着到他们两人被羞辱，还身
穿囚衣被带上法庭。我吓了一跳，感到十分惊讶。全斗焕和卢泰愚因1979年的政变
和1980年的光州大屠杀事件，分别被判死刑和坐牢22年半。两人也因在任期间收取
贿金而被罚款。上诉后，全斗焕的刑罚改为终身监禁，卢泰愚坐牢17年。
不久后，金泳三总统本身也卷入一桩涉及大笔款项的贪污丑闻。韩国一个大财
团韩宝在数家国有银行欠下数十亿元，宣告破产。金泳三的儿子被控收取700 万美
元，后被判入狱3 年，外加罚款150 万美元。反对党趁机声称金泳三本人也接受过
韩宝的贿赂，在竞选中的花费明显超过法律上的规定。金总统虽然在电视上公开道
歉，却拒绝透露详情。多起贪污丑闻经过媒体大事报道，加上经济管理不当，现任
总统和执政党的声望已被摧毁。不翻旧账，他们的政治制度所受的损害就不会那么
大。在南非，要是人们承认在实行种族隔离体制时干下暴行，调查与和解委员会就
会原谅他们。虽然这样做不一定促进和谐，但是至少没使分裂尖锐化。
错误的信息两位前总统所经历的审讯不只摧毁了他们和好些助手，同时也摧毁
了协助创造现代韩国的人物。人民变得愤世嫉俗，对所有的官方机构都不再抱任何
希望。韩国领袖要重新获得人民的尊重，看来得花上一段时间。他们两人是根据当
时韩国的惯例和标准行事，而根据那些准则，他们算不上是十恶不赦之徒。卢泰愚
之所以会让权力转移到金泳三手上，主要是受到美国舆论的压力，他们不赞成由另
一名军人接班。其他国家军人出身的领袖将从这一连串事件中得到错误的信息，他
们会以为把权力移交给争取群众支持的平民政治家是危险的做法。
1999年，我以韩国工业联合会国际咨询团成员的身分到汉城出席会议。咨询团
在10月22日的一个论坛上与韩国众财团领袖进行讨论。这些财团是韩国版的日本财
阀。日本财问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要工业，韩国财团会以更低廉的人工和成本进场较
量。他们同日本人一样，目的是占有市场，无视现金流动和生意底线。韩国国内经
济尤其是工人的高储蓄率，是集团取得低利率资本随之专攻某些工业的基础。日本
的情况也是如此。
冷战结束后，外界情况起了变化。韩国也须像日本那样，开放国内市场，特别
是金融市场。他们的财团共借贷了约1500亿美元的外币，在国内和国外——中国、
东欧前共产国家、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中亚细亚（中亚）共和国，迅速扩充发展工业。
这些投资并不是在预算有多少回报后进行的，它们大举扩张业务，旨在占据市场。
近1997年底，这些财团无法偿还贷款利息，韩元跟着暴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出
援手，三个星期后，金大中在选举中获胜担任总统。
我告诉财团代表，韩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不应继续采用日本的工业和经济模
式，因为就连日本本身也走投无路，不得不放弃旧有的经济模式。韩国和日本现在
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一分子，必须遵守美国和欧盟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定下的规则。它们必须使投资更具竞争力，如同任何美国或
欧洲公司，着重盈亏。问题在于如果要具有竞争力，它们应如何从当前的状况发展
到所必须达到的地步。这些财团已扩展成庞大的联合企业。如今，它们应专注于做
得最好的业务，以它作为核心业务，放弃那些无生产效益的业务。接下来，要使业
务蒸蒸日上，就需聘请具有企业精神的管理人员。当我表示儒家思想并不是导致它
们崩溃的因素时，财团领袖都感到欣慰。他们的弱点是做生意没有固定的模式，也
不在意回报和生意底线。他们的制度不够透明、开放、公正，会计法也没根据国际
标准，导致雪上加霜。也是儒家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金融风暴，
是因为两地履行英国法制，做生意的方法透明，会计法符合国际标准，公正平等地
公开招标和商讨合约，银行贷款简易方便。韩国人必须采纳这些做法。韩国人做生
意的手法跟日本人很相近，主要是靠非正式的关系，甚少注重规则和法律。财团领
袖们明了重组的重要性，却不愿意放弃家族对过去40年来辛苦建立的大企业的监控。
他们也不舍得把属下的公司交托给管理人员，后者已习惯了让创办人为公司所有企
业的策略做决定。出席了国际咨询团会议后，我到青瓦台拜会金大中总统。此时的
他已70多岁，身材魁梧，比起他那一代的韩国人算是高大的。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
据说1971年，韩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企图谋杀他，他的腿就是在当时弄伤的。他脸部
表情严肃而且深沉，偶尔会笑一笑。会谈中，他井然有序地从南北关系开始，谈了
一连串的课题，要我评价他的政策。从“阳光政策”说起，这个政策的目的一来是
维持强硬的威慑姿态以防战争，二来是要在不破坏或威胁朝鲜的情况下实现统一，
最后是要营造适当的环境，让两地的私人企业界能在经济和生意上密切合作。
我说，通过科技、管理和知识转移，并鼓励发展来帮助朝鲜改变，是合理实际
的做法。这么一来，朝鲜就能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减轻南方的负担。不过，与此
同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应有增无减，智囊团、大学和言论界的相互交流尤
其重要，这样，思想看法才会改变。
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