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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直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大会阐明各国有这个自由
航行的权利时，日本才放下它的心头大石。
设法吸引日本投资担任总理期间，我一直都设法吸引日本公司到新加坡来投资。
日本首相佐藤在1967年9 月访问新加坡时，我公开地对他说：新加坡人对日本的资
金、科技、经理和专家的流入，并无顾忌，而日本肯定将领导亚洲朝进一步工业化
的目标前进。我告诉经团联（日本大工业家的协会）的工业家，新加坡欢迎任何觉
得搬到新加坡来能在工资或货运成本上占优势的工业。第二年，经济发展局在东京
设立办事处。然而对年代初的日本人，还没有做好把工厂迁移到国外的准备，他们
还在加强国内的工业生产力。直到80年代，由于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越来越大，受到
美国的压力，他们才开始在美国生产。后来当欧洲也决定不进口他们的产品时，日
本才开始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设厂生产，把产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共同体。
精工表决定在新加坡设厂的过程，反映了日本公司在海外投资时典型的小心谨
慎。我们在70年代初花了3 年多的时间，才说服精工表在新加坡设表厂。当时在东
京代表经济发展局的黄名光，毕业自一所日本大学，充分掌握和了解他们的语文和
文化。精工表不认为东南亚有任何地方能符合他们的精细工业的要求：有支援工业
和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工作队伍。黄名光竭力使他们相信，应该未雨绸缨，
准备有一天石英表价格下跌，在日本制造变得不经济，因此应该考虑到新加坡来。
同时，他也跟该公司的科技与生产主管打交道。我们提交了多份可行性报告，再无
数次地给予承诺，保证会尽力协助他们之后，他们才终于决定投资。1976年，我为
他们的工厂主持开幕仪式。在决定投资之前，他们小心翼翼，一旦决定投资，他们
就全力以赴，确保计划成功。不久后，他们对新加坡员工素质的疑虑一扫而空，进
而发展生产精密器具、工业机械和自动化系统。
1969年，我们对一个石油化学计划深感兴趣。首先，我向三木提出我需要他的
政府支持。日本跟美国或欧洲不一样，凡事不能少了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投资计划
方面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1975年5 月我会见了住友化学公司总裁驰川纪成。他很
愿意对新加坡这个计划做出投资承诺，但是说日本政府并不支持。他希望我跟日本
首相会面时，能促使政府公开对这个合作计划做出承诺。三木首相起初犹豫不决，
原因是我们那拥有丰富石油资顺的邻国印尼，也希望日本能把石油化学厂设在那里。
我吁请三休表明立场，日本不应向资源大国的压力低头，而不做妥当的投资决定。
我提醒他，上回在两起日本油槽船意外事故中新加坡政府给予全力协助，希望他能
对住友公司的计划表示支持。他过后波表一个简短声明说：“虽然这是个私人投资
计划，日本政府仍深感兴趣，并准备竭尽所能协助推动。”直到两年后，即1977年
5 月，接任首相的福田赳夫才确定新日石油化学计划并由住友带头。要不是福田，
这个工程未必能落实。那时候，10亿美元是非常庞大的投资，石油化学对当时的新
加坡来说，也是过于资本密集和高科技的工业。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计划却
得在中曾根康弘于1983年访问新加坡时，才真正付诸实施。不久，石油化学厂计划
终于在五五合作的基础上正式开展。这个计划起步慢，投产时碰上供过于求的问题。
但后来还是有利可图，而且还衍生出数个大规模的下游产品投资项目。我所接触过
的日本首相，从他年的池田到1990年的宫泽，都可说是有才之士。然而其中一位可
谓真人不露相，外粗内秀。1973年5 月，我在东京同田中角荣会面。他被誉为推土
机，并且具有强有力的电脑般的头脑。他是从建筑承包商起家的。以日本人的体型
来说，他身材中等，肩宽腰粗，浑身是劲。他的作风粗扩直率，跟其他日本首相大
不相同。他们多是东京帝国大学或其他著名学府的毕业生，先从公务员做起，升任
高级职位，然后进入自民党领导层。尽管田中不是大学毕业生，担任首相却绰绰有
余。
同这位对敏感课题，包括东南亚的反日情绪课题也坦率直言的日本领袖交谈，
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日本在曼谷遇到麻烦，学生示威反对日本的经济剥削。我指出，
派国际贸工部长中曾根前去安抚泰国人是不够的。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再出现，他必
须向泰国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表明，日本不只是对撷取它们的原料有兴趣，比方
说可以献议协助它们工业化。我后来也曾对其他日本首相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他们
不为所动。
8 个月后，我在新加坡机场迎接田中，那是1974年1 月的事。他步下舷梯的时
候，我发现他脸部歪向一边，嘴唇和面颊也这样。他一点也不感到难堪，解释说是
脸部神经出了问题，需要过些时候才会复原。他显露出极大的自信心。
1974年末，他由于涉及购买洛克希德飞机的贿赂案而辞职，但在自民党里他依
然举足轻重，操纵着首相人选，直到1993年逝世。
福田身材瘦削修长但是结实，瘦小细致的脸上总带点顽皮的神态。他担任首相
后，我于1977年5 月同他见面。之前跟身为部长的他见过几次面时，已觉察到他思
想敏锐，兴趣非常广泛。某次午餐时，他还随手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本很厚的记事
簿，当场念出日本和美国各自的延伸经济区，以说明日本是如何地处于劣势。他记
录下所有有用的事实和数据，包括海洋法所规定的，各国所拥有的延伸经济区的平
方英里面积的大小。同年8 月，福田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后，续程到新加
坡访问。他同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心腹会谈”旧本人所谓的坦诚交谈）。双方
部长同意成立日新训练中心，让那些赞助训练中心的日本公司享有免税优待。日本
也要求新加坡在对航经马六甲海峡的日本油槽船实施“龙骨下水深”制度之前，支
持给予5 年的过渡期。新、马、印曾达成协议，规定龙骨下的水深必须达到3。5 米，
并在3 年半内实施。我答应设法延长到5 年，结果事成。我也向福田提出抗议。他
的官员曾指新加坡为工业化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因此日本不能为新加坡提供低息
贷款。我们还没有工业化，如果他们把我们当工业国看待，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
一定会步其后尘，迫使新加坡在还没来得及做好充分准备以平等条件竞争之前，就
丧失普遍优惠制度和其他特权。福田表示会注意，后来他们就停止再提这件事。直
至数年后的80年代中期，倒是设在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执行委员会，对新加坡的发展
中国家地位质疑。卸下国会职务后，福田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并没有因此消怯。他
的儿子赢得了他留下的席位，日本人对他们的领袖可谓忠贞不渝。1995年福田与世
长辞，日本失去一位精明练达的领袖。他对20世纪末的世界所面对的问题了如指掌，
也深知日本不能孤立生存。
1979年10月，我再次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那时，大平正芳已接替福田出任首
相。日本的外交礼仪已随着时代改变，他们不再坚持要我戴上黑色的霍姆堡毡帽和
灰色手套了。我们住进接待宾客的赤报宫。午餐由裕仁天皇和皇后宴请，晚餐则是
首相所设的燕尾服饰正式国宴。
大平有张宽大、笑盈盈的脸庞，双颊丰满，笑容可掬。这名一桥大学毕业生曾
任职于财政部，是位谨慎和能干的领袖。我特别向他指出，新日合作模式对我们的
邻国能起示范作用，例如日新训练中心、电脑软件训练中心、新加坡大学日文系、
新大工学院和日本工学院结成姐妹学院等计划，都是如此。我们的邻国都在认真研
究这些合作模式。由于新加坡成功，他们认识到训练和知识的价值。这么一来，他
们就更可能同新加坡和日本合作。我向他提出协助开发人力资源的要求时，他一口
答应，并表示这也是他个人关心的课题。一年后大平猝然逝世，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接任首相的铃木善幸于1981年1 月到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访问。我促请日本
像欧洲在洛美协定中对非洲大陆的态度一样，给予东盟更大的关注。对此他毅然表
示同意。传统上日本首相上任后的首次海外访问，一定先到华盛顿，他却一反传统，
决定以东盟为第一站，然后才续程到美国，再到握太华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他声
称日本是亚洲的真正成员，而作为亚洲惟一的高度工业化国家，日本任重道远，决
意同亚洲一起努力。
铃木重视东盟这次姿态上的改变意义深远。一名日本首相要在没有强大官僚的
支持和建议下，独自进行如此重大的变革，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为了强调对东盟的
重视，他追述了苏联曾经要求日本对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一事。尽管苏联
希望日本把经济和政治区分开来，但是日本坚持除非苏联改变对阿富汗和越南的政
策，否则不会给予西伯利亚任何经济援助。我鼓励他坚持这个立场，指出如果日本、
美国和欧洲继续为苏联掩盖其制度的失败，苏联就会继续给世界制造麻烦。得不到
外界支援，苏联在15——20年内一定要面对比波兰更严重的问题。铃木同意。
铃木毕业于水产训练学院（现为东京水产大学），可说是这方面的专才。一次
在用晚餐时，他为我揭开水产的奥秘，介绍日体的渔业，非常尽兴。他所用的比喻
几乎都和鱼有关。我建议日体集中发展人力资源，把东南亚人民训练成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