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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叶利钦总统领导下宣称要实行民主改革的俄罗斯联邦。他们把俄罗斯当做盟友，
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美国怎么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哪怕对俄罗斯的民主前
景存有再多的疑虑。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
我们担心在言论和行动上仇视中国，只怕真会迫使中国变成仇敌。我们不希望出现
这种局面。说到底，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会冒这种风险，同中国反目成仇。这个时
候，正是美国希望在东南亚缩减军力的时候，新加坡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就大不如
前了。
很多美国人自以为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也再难以支撑
下去。让它尽早了结，是美国当仁不让的道德义务。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两种处理
方式：一是布什总统主张的，通过建设性的接触，逐步改变中国；另一是国会所支
持的，实行制裁措施，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国进行人权和政治改
革。布什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制裁行动，但是不久之后就面对压
力，该不该让中国向美国出口货品，享有最惠国地位，引起了国会的争论。国会通
过决议冲国不改善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美国就不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布什当时
也在场的美国大使霍尔德里奇，20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李光耀，我曾经在多个
场合听他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他肯定是一名儒家思想的忠实信
徒，多年来连同支持者致力于向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灌输儒家价值观。相反，德里安
是美国南方民权运动的宿将，她的理想是为体现美国宪法固有的‘人类权利’而进
行斗争，民权运动示威者就经常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她全盘否定李的观点，不同
意社会福扯必须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认为新加坡的政治犯，只要誓言放弃暴力斗争
就应获释。这两个人在两小时的会面中，大半时间都各执己见，双方的想法简直南
辕北辙。”
但是这种意见相左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公开，我们两国的战略利益关系比什么都
重要。
再举一个例子。1988年6 月，我们要求美国调走派驻新加坡大使馆的一名外交
官，理由是他干预新加坡的内政。这名官员唆使前副总检察长招揽那些心有不满的
律师，一起在来届大选中挑战人民行动党。这名外交官还安排这位律师到华盛顿的
国务院同他的上司见面，并向律师保证在必要的时候将给予政治庇护。国务院否认
所有指责，并且要求调走刚赴美就任的一名新加坡外交官，以示报复。国会就这件
事情进行辩论时，我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中立而称职的国际委员会去解决。委
员会可以由3 位专家组成，如果它发现美国外交官所进行的是合法的外交活动，那
么新加坡政府将收回抗议并道歉。国务院发言人欢迎我重申新加坡希望结束这场纠
纷的讲话，但是对我所提的建议保持缄默。这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到了90年代，美国人把人权和民主，以及西方同东方的价值观，列为议事日程
中的首要课题。美国硬是要日本把它所提供的援助计划，同受益国的民主与人权记
录挂钩。《朝日新闻》这份自由、反战、主张民主的日本报章，邀请我于1991年5
月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个论坛，同主导舆论的美日重要人物讨论人权和民主课题。
我说，英法两国分别让40多个前英国殖民地和25个前法国殖民地相继独立，并为这
些国家制定西方式宪法，迄今已有50年了。不幸的是，它的结果在亚洲乃至非洲都
很糟糕。就连美国，也无法成功地让菲律宾这个殖民地，在1945年回复自由50年后
的今天，成功推行民主制度。我认为，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
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
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第二年，《朝日新闻》再度邀请我去讨论民主、人权，
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说明千百年来，不同社会以迥异的方式各自发展，
理念和准则自也迥然不同。因此，坚持要把美国或者欧洲在20世纪末的人权标准强
加于全世界，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了向全世界广播的卫星电视，任何政府想要隐
瞒残酷对待人民的事实，将越来越困难。渐渐地，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国际社会必
定会在不干预他国内政和坚持所有政府必须更加文明、人道地对待本国人民的道德
原则之间，取得平衡。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不同社会终究会汇集形成一套人人接
受的共同的世界准则，惨无人道、残酷野蛮的手段也将受到谴责。（正如在科索沃
战争中，国际社会不可能在未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认可之下，对干预行动达成一致
的共识。其中，代表全球人口40％的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就对北约1999年的轰炸
行动提出强烈的谴责。）我接受美国《外交》季刊这份备受尊重的期刊的访问，访
谈呐容在1994年2 月间发表，对“亚洲”同“西方”的价值观的辩论深感兴趣的美
国人，为此起了一阵骚动。在答问中，我避免使用“亚洲”价值观这个词儿，毕竟
对“亚洲”价值观的解释不一而足。我谈的是“儒家伦理”，中国、韩国、日本、
越南，凡是使用汉字系统，儒学经典流传的国家，都深受儒学价值观的影响。而散
居怖南亚的近2000万名华裔，所推崇的也是同南亚、东南亚所奉行的伊斯兰教、佛
教和印度教不同的儒家思想。
我说，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但是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
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
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社会则大多相信政府无所不能，在
家庭结构崩溃时足以履行家庭固有的义务，未婚妈妈的现象就是一例。东亚人不行
这一套。新加坡仰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
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我强调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斗争不断、处于无政府状态
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
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为亚
洲人所接受的，枪械、毒品泛滥，暴力犯罪活动，人们居无定所，粗野的社会行为，
处处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崩溃。美国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
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
东方人不相信这一套人要有辨别是非的道德观。有种东西叫做邪恶，而人之所
以邪恶，并不纯粹因为他是社会的受害者。我在接受《外交》季刊的访谈时说，美
国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道德基础被削弱，个人责任越来越不受重视的结
果。美国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论是，他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先进的
阶段，只要让每一个人随心所欲，对大家就会更好。这一套说法只能鼓励美国人更
理所当然地背弃社会的道德准绳和伦理基础。
换成冷战时期，这次访谈只会被当成一篇知识性的讨论一笔带过。如今，我的
见解反而凸显了美国人和亚洲人对犯罪与刑罚，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观点上的
巨大分歧。
一些美国人认为我是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才形成这些看
法的。其实，早在50年代初期，当我发现新加坡的受华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之
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时，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尊崇华族价值观的民族，比较
守纪讲礼，也更能敬老尊贤，社会自然就更有秩序。这些价值观一旦为学校实行的
英文教育所淡化，结果是学生的活力、纪律都散漫得多，行为也比较随便。更糟的
是，受英文教育者因为所讲的不是自己地道的语言，一般都缺乏自信。共产党领导
的华校中学生同我领导的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确确实实反映了在两个极不相同的
价值体系里，文化和理念上的实质分歧。
美国的自由派学者开始批评我们控制在新加坡发行的西方报章。我们并没有遵
照他们那套发展和进步的模式。他们总以为一个国家在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而繁荣兴
盛之际，理所当然地应该更像美国，民主而自由，对新闻不加限制。就因为我们不
愿遵照他们定下的准则行事，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个新加坡人民年复一年投票选出的
政府也会是个好政府。
但是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
岔子。1990年以来，像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等多个商业风险机构，好几年
都把新加坡列为全亚洲贪污情况最微的国家。根据柏林国际透明度机构的报告，新
加坡的清廉程度排名世界第七，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之前。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新
加坡同他们口中冠以“专制政权”的“香蕉共和国”根本是两回事。美国媒体为了
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
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1995年8 月，哈佛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台北发表演讲，把新加坡的模式同台
湾的民主模式做了对比。他引述《纽约时报》的标题，总结出两种模式的差别：新
加坡“干净而小气”，台湾“污秽而自由”。他的结论是：“李登辉向台湾引介的
自由和创意，在他百年之后还会继续留存；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则很
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