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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当我受提示用俄语说“你好”，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呐喊式地齐声回答。检
阅礼过后，是个近距离的分列式，整个分列式以威慑的方式耀武扬威。这个安排是
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的确印象深刻。
到克里姆林宫，我同身材矮胖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会谈并共进
午餐。他谈到增进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他性格一般，没什么特征，因此在我的
脑海里没留下什么印象。第二天，他们安排我们飞到索契。为了会见柯西金总理，
车子从宾馆出发，沿着黑海海滨行驶了超过两英里的滨海小山路，把我载到坐落于
皮聪大角的一栋度假大别墅。看起来严肃却不至于不友善的总理，就在那里接待我
们。柯西金骄傲地带领我们参观他度假别墅的设施，尤其是那个一按电钮巨型滑门
就会自动开关的室内热水泳池。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在晚餐前同他谈话。
柯西金对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脱离马来西亚很感兴趣。他问我“新加坡究竟是
否曾认真地尽过最大的努力，同联邦同生共息”。我向他保证，我们的确曾经尽了
最大的努力，但是在种族课题和政策上，彼此的政治信仰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柯西
金问我，他假定我们仍未放弃同马来西亚组成联邦的想法，这么说对不对？我指出，
两国无论在地缘上、在家庭渊源上，关系都如此密切，但是1969年5 月吉隆坡种族
暴乱发生以后，我不再认为重提加入联邦还有什么意义。吉隆坡的领导人一直对新
加坡心存猜忌。接着，柯西金问我，新加坡的共产主义分子所得到的支持有多大。
我说，1961年和和1962年的高峰期大约有33％，现在则大约有15％。
很明显，从他的身势语言，从他频频问起北京对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的影响力
看来，他并不认为新加坡独立对苏联会有什么好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允许
美国飞机和船只使用新加坡的军事维修设施，也让驻越南的美国服役人员到新加坡
来度假。我反驳说，维修设施是商业性的，谁都可以使用。他有意使用我们的船坞，
对过去英国的海军设施虎视眈眈，表示希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新苏双边关系。
他准备派遣各种船只，包括苏联战舰，到新加坡进行维修。他的外贸部副部长也将
访问新加坡，评估两国贸易联系的发展潜能。
我总觉得柯西金是个颇有城府的人。他没提起波德戈尔内主席在莫斯科向我提
出的，有关苏联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由于我表现得并不热中，柯西金
只说，鉴于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它自然对东南亚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尽管某些国家并不承认苏联作为亚洲人的权利。
苏联外交部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贾丕才全程陪着我，大多数时候，讲话和进行
试探的都是他。苏联对我殷勤招待，在从莫斯科到索契的飞机上，他们供应早餐后，
又端上了鱼子酱、熏鱼、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我说，我受英国人的影响，早上习
惯只喝茶，他们就把食物和烈酒拿走。陪同我们的部长说自己也爱品茶，不断列举
喝茶的好处。
苏联人在伏尔加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树立了一座巨大的
战争纪念碑，纪念的是为保卫这座城市而英勇献身的人民。我曾经在日军占领新加
坡期间当过电讯编辑，所以读过随军记者在1943年和1944年那次漫长战役中所做的
报道。纪念碑上壮观的浮雕，反映了当年苏联军队和平民的许多英勇事迹。几乎同
样具有纪念意义的是立于列宁格勒（今称圣彼得堡）的纪念碑和陵墓。这是个勇敢、
刻苦和坚忍的民族，默默承受着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一切摧残和折磨，伺机扭转劣势，
最终反败为胜，把敌军一路赶回柏林的老家。
虽然他们友善殷勤，我和芝却老觉得房里像是装了窃听器似的。在莫斯科的第
一个晚上，晚餐过后，芝在贵宾别墅的卧室里说：“奇怪，他们这么注意我，一定
以为我很能影响你。对拉贾拉南（我的外长）他们倒不怎么留意。”第二天，东道
主立刻把注意力由芝那里转移到拉贾拉南身上。他们的行动如此明显，让我不得不
怀疑，他们根本就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窃听我们的谈话。往后几天，我就连在
厕所里也老觉得思想受人监视。
1970年以后，除了苏联副外长费柳林在1974年至1980年间曾经4 次到新加坡访
问之外，我们再也没有高层的接触。我责怪费柳林在连中国都倡议支持东盟的时候，
苏联仍然拒绝肯定东盟。苏联怀疑东盟是个反苏亲美的组织。费柳林是个绝顶聪明
而且好说话的人，但是他没有决策的权力。我们在1980年4 月间后一次见面，当时
苏联团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并举兵入侵阿富汗而臭名昭著，费柳林正在极力修复苏
联的对外形象。他说，苏联希望同世界其他国家缓和关系，并指出越南领袖最近到
东南亚国家的首都访问，标志着苏越都有意寻求和平。越南愿意对如何建立一个和
平自由的繁荣圈进行谈判，苏联也支持这个概念，并会竭尽所能维持和平、安全以
及互相信任的关系。我很不客气地反驳了他的说法。我认为越南的侵略行动惊动了
所有东南亚国家，苏联真要和平的话，早该让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我强
调，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致使东南亚所有旧家都对苏联的意图感到万分
不安。
大约同一时候，我们发现新加坡驻苏联使馆的密码翻译员被一名苏联女子引诱，
向她泄漏了大使馆的电报内容。不论是友是敌，这大概是他们在所有大使馆内例行
的勾当。他们到底要从我们同新加坡大使馆之间的通讯记录中得到什么消息，我非
常困惑，因为对我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根本不想去招惹他们。
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苏联对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开始充满敌意。他们谈到有2500
万名华人居住海外，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在各个侨居国内组成危险的第五纵队。我
提醒费柳林，苏联在新加坡设有大使馆，中国反而没有。
在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我们加入了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动，冻结了
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把所有苏联经济代表团的访问日期延后。我们也不允许他们
的军舰和后勤舰艇利用我们民事船坞的维修设施，或者为船只添加燃料。我们也不
准飞往印尼的苏联飞机飞越新加坡领空，或者技术性过境停留。
双方关系冻结了将近十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解冻。苏
联总理雷日科夫在1990年2 月访问新加坡时，他所代表的已是个迥然不同的政府和
国家。他不再显露那种超级强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妄自尊大。他向副总理王鼎昌商借
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我不同意，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
总理槁到这等地步，得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
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我把雷日科夫带到全国职工总会经营的平价合作社超级市场参观。当晚在总统
府设宴招待他时，对新加坡工友有能力购买他所见的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肉类、水果
和蔬菜，他表示诧异。苏联当时正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才使这个现象益发引他深
思。
雷日科夫是个说话温和，友善和蔼的人。他承认苏联在原体制下强行实施的计
划经济和采取的孤立政策，造成了破坏。他的政府已经改弦易辙。如今他们看清楚
了世界各国相互牵连的密切关系，决定不管国家实行的是什么制度，苏联都要在国
际经济关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邀请我访问苏联。那年9 月我去了。这一回在莫斯科机场的欢迎仪式同1970
年的大不相同。仪仗队不再是清一色身高1。92米的军人，队员个子高高矮矮参差不
齐，乐队队员也身材不一。步伐一致、分毫不差的军事规律和精确性不见了。他们
不再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人而煞费心思。
雷日科夫在同我会谈的时候迟到了，频频道歉。他在最高苏维埃耽搁了，苏联
经济要过渡到开放市场制度，出现了两套截然林同的建议，他们正忙着寻求折中的
办法。雷日科夫对他们的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也对要如何转而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感
到访惶。雷日科夫说，他的政府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新加坡，因为他们现在正准备
过渡到市场经济，深为新加坡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所吸引。他们也研究许多国家的经
验，汲取别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积极因素。我心里想，像苏联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
在濒临瓦解的危急时刻，还在谈论怎么向其他国家学习推行市场经济，真是叫人悲
哀。
正因为如何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的激烈讨论一个接一个展开，搞得戈尔巴乔夫
分身乏术，同我的会晤一挪再挪。苏联礼宾官员对此深感抱歉，我却请我的大使别
太担心。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帝国的终结。在这方面我占了优势，因为早在1942年二
月日本攻陷新加坡时，我已先看到了大英帝国的衰亡。我终于被带到了戈尔巴乔夫
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总算摆脱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同我会晤半小时。我们以
小组形式会面，所有礼节全免了。他只跟他的内阁秘书长和一个通译员一起，而我
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副总理吴作栋以及外长黄根成。
严重的错误要解决这些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举棋不定。
我暗想，他在重整经济以前先实行政治开放是个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的做法则正好
相反，明智得多。戈尔巴乔夫说，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任何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