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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他为人冷静求实，而我们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1996年6 月，科尔带我和芝乘坐直升机飞越莱茵河，到拥有一座雄伟的11世纪
教堂的施派尔一游。施派尔位于科尔家乡所在的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是欧洲的心
脏地带。他曾经带密特朗、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和其他领袖走过这段他寄予深
情的旅程，前往葡萄酒乡莱茵兰。科尔夫人在丈夫最喜欢的餐馆戴德沙伊姆苑同我
们一起用餐。我们在那里尝了几道科尔最喜欢的菜肴。进餐的时候，科尔讲述了他
跟一些东亚领袖见面的情形，有些是他喜欢的领袖，也有令他不敢恭维的，我听得
津津有味。他觉得苏哈托没有一点架子，而后两人还成了密友。他还没当上总理以
前曾经到苏哈托的官邸拜访。他在大厅里一面等候一面观赏水族池里的鱼。这时一
个身穿汗衫和纱笼的男子走出来，同他一起赏鱼，然后彼此聊了起来。陪同科尔拜
访的德国大使没有理会这个男子。过了一些时候，科尔才恍然大悟，他就是总统。
苏哈托邀请他们留下来吃午餐，一留就是四个小时。另一次，苏哈托带他去自己的
农场看牛，科尔事后派人送去一头德国种公牛。下一次见到苏哈托时，对方握住他
的手说，公牛的表现一流。科尔在我们一行6 人一起游览施派尔的过程中，显示了
他是一个重内容不重形式的人。我们乘坐的不是马赛地豪华轿车，而是福士伟根小
型载客车。我在新加坡接待他吃午餐，他竟乘坐旅行巴士来。他告诉我，那样才能
更清楚更舒服地欣赏狮城的景色。
科尔有宏图大志施密特和科尔交情不好，德国媒体对于我同两人都能融洽相处
觉得奇怪。他们向我问起这件事，我说，我的任务是同任何一个领导德国的领袖来
往，并且不偏袒任何一方。科尔经常被人们拿来跟他的前任施密特比较，而且往往
给施密特比下去。施密特是个知识分子，经常提出新鲜的点子并在卸任后以尖锐清
晰的笔调在《时代》周刊阐述自己的论点。另一端，科尔则被媒体形容为索然无味。
这使许多人低估他。他初掌权时，大家都料想不到他会成为梅斯麦之后任期最长的
德国总理。等到我对他有进卜步的认识时，才发现他在庞大的身躯和显得笨拙的外
形下，有着一颗思维清晰的脑袋和敏锐的政治触觉。他性格坚强，追求目标有着果
敢和贯彻到底的意志。他有宏图大志，这使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德国的过去，并决意
不让历史重演。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心一意追求欧洲货币联盟的落实，并称之为关系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相信欧元一旦落实，欧洲合而为一的过程将启动，再也逆转
不得。
科尔在1998年9 月的大选中败下阵来。后人将记得他是个伟大的德国人，是他
促成德国重归统一。他更是个伟大的欧洲人，一心希望德国融人超国家的一体化欧
洲，以避免上一世纪造成生灵涂炭的欧洲战争再次爆发。他巩固了法德关系。尽管
有许多人不看好欧元，甚至加以反对，在他的努力下，欧元却在1999年1 月1 日成
功推出。如果欧元取得成功，科尔对欧洲一体化的贡献将是历史性的。虽然他招认
曾经经手其政党的秘密捐款而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申报，他对德国和欧盟的贡献却不
能因此而丝毫受到否定。
法国领袖令我钦佩的地方是，他们具备非凡的才智和精辟的政治分析能力。他
们比德国人更有本事在世界舞台上突出自己，而且懂得在欧共体内取德国人的资源
而用之。德国统一将对这样的安排形成一种挑战。可是，科尔总理心里再清楚不过
：如果外界认为德国耀武扬威，可能会引起恐慌。
欧洲团结的一大障碍是各国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施密特用英语跟德斯坦交谈，
他告诉我，他们俩能够建立融洽的亲密关系。密特朗和希拉克则通过通译员跟科尔
沟通。我总觉得，有个通译员夹在中间，要摸清楚交谈对象的想法就不容易。施密
特。德斯坦和希拉克全用英语跟我交谈，比起通过通译员传达意思的密特朗和科尔，
我更能够掌握前面三人的基本观点。要等通译员告诉我密特朗和科尔在说些什么，
想观察他们的身势语言就更难。一个人用英语说话，即使文法不通或讲得不地道，
我也大概能够摸清对方是怎么想的。在句子中间的一个停顿、一个犹豫，有时候会
使语义起最微妙的变化；通译员必会剔除这些停顿，把大概的意思告诉我而去掉这
些揭示对方有所保留的小痕迹。在欧洲人找到一种共同语言之前，论统一、论规模
效益，欧洲都无法同美国匹敌。每个欧盟国家以第二语文的程度教授英文，没有一
个愿意舍弃自己的语言，以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来取代。因此碰到大工程，欧盟的
工程师和经理，不比美国人容易互调人员。
法国人渴望使法语成为国际一大外交语，却不得不向实用性的问题低头。到了
80年代末期，说法语的人在国际会议上开始用英语演讲，以便在国际听众群中发挥
更大的影响力。有了互联网，除非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英文的优势由不得人
们忽视。在90年代，听法国和德国公司的总裁用英语进行讨论已是平常的事。
26、看苏联怎么垮台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
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本应提
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瓦
解，正中敌人下怀……
1957年10月，当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被送人太空的消息传开时，我正在靠近英
属北婆罗洲森林的亚庇（现在的哥打基纳巴卢）处理一场官司。苏联在科技上的优
越性叫人惊叹。1964年4 月，当苏联第一次把人也送上太空时，他们在我脑海中的
形象益发膨胀。他们总说历史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一创举益发证实了这一点。
我对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民族深感好奇。1962年9 月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
后，我趁机到莫斯科走一趟。他们循例安排我在莫斯科四处游一圈，其中一晚还到
大剧院观看斯特拉文斯基第一次返回苏联，为彼得鲁什卡芭蕾舞剧指挥交响乐团的
演怕。苏联官方把我同街道上、店铺里、酒店内的人们隔离开来，除了官方人员之
外，我谁也没遇上。
但是莫斯科和官方人员留给我的印象难以磨灭：阴郁、灰沉。他们的老太太的
确跟我在书上读过的一模一样一一个肥胖妇女，坐在国营酒店（苏联最好的酒店，
斯特拉文斯基也住在这里）我那层楼的电梯门口，无所事事。他们在铺了深色丝绒
桌怖的桌子上，为我提供丰盛的早餐——鱼子酱、熏鱼、几片厚厚的火腿和肉、各
色面包、牛油、咖啡、茶、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那晚看完芭蕾舞表演后回到酒店
客房，吃剩的食物全还没清理。而就如有人事先警告过我一样，浴缸和洗脸盆果然
都没有塞子。我特地为此自备了一个坚硬的橡皮球，洗脸盆却用不了，还好浴缸用
得上。那辆柴卡汽车（一种中型轿车）也糟透了。接待我的是文化部负责东南亚事
务的官员，而我所见到的最高级官员是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莫斯科给我的印象是，
氛围令人心悸，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然而这是个强国，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所以我鼓励长子显龙学习俄文，理由是，既然他对数学感兴趣，学习俄文可以
让他直接阅读许多苏联优秀数学家的著作。我当时深信苏联今后将对孩子们的生活
产生深远的影响。显龙用了5 年时间学习俄文，先是跟一位在南洋大学教书的原籍
捷克的教授学，接着先后跟塔斯社通讯员和在南大学中文的苏联青年学。最后在一
位英国外交官的教导下，他参加了剑桥普通水准俄文考试，考获特优成绩。
新加坡在1968年同苏联全面建交，但是双方甚少接触。除了苏联渔船在印度洋
和太平洋所捕的鱼，他们并没有其他什么是值得新加坡购买的。苏联同新加坡的一
家公司联营，把捕到的鱼交由我们包装成罐头，他们还在我们的船坞修船，趁停留
时添置日用品和食物。反之，苏联对新加坡深感兴趣，原因是新加坡具有战略地位。
1969年1 月当我所搭乘的飞机被迫在莫斯科中途停留时，他们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当时，我和芝搭乘北欧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伦敦，途经曼谷、塔什干、哥本哈
根。机师在飞行途中宣布因为气候恶劣，飞机不能在塔什干降陆，降陆地点必须改
在莫斯科。只是飞过塔什干时，天气看来还挺晴朗的。在莫斯科机场的停机坪上，
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同即将赴任的苏联驻新加坡大使萨夫罗诺夫，正在等候。那是个
天寒地冻的夜晚。因为之前未为此做准备，芝在结了冰的停机坪上差点滑倒。我的
秘书冷得直打哆嗦，在贵宾室里喝上等白兰地取暖。他们这么大费周折，无非是要
我见见他们即将派驻新加坡的首任大使。这却也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方法，好让我知
道他们的国土广袤，威力无比。
萨夫罗诺夫会说华语，曾经在中国工作，他的任务显然是要密切观察中国在新
加坡可能发挥的影响力。他履任后不久，就带来了柯西金总理的邀请信，邀请我到
苏联访问。
1970年9 月，我由开罗搭乘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莫斯科时已经过了午夜，
在泛光灯照耀下受到一列身型高大的苏联仪仗队的迎接。仪仗队的动作像机器人一
样，当我受提示用俄语说“你好”，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呐喊式地齐声回答。检
阅礼过后，是个近距离的分列式，整个分列式以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