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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讨论法国的农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我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有关法国
农民处境的节目，知道法国乡下遭受打击。可这是科技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
不可能为了保留法国农民的生活原貌而世世代代保护他们。希拉克反驳说，法国有
必要保护本国的农业，但是他要让我知道，他赞成我对自由贸易的看法，而为了法
国本身的长远利益着想，自由贸易是惟一可行的途径。因此他说，法国是最没有保
护主义色彩的国家。
我引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前总干事阿蒂尔。丹凯尔这位专家的话，说明法国存
在着保护主义。当时的总干事彼得。萨瑟兰也这么说。希拉克打断我的话说，他对
萨瑟兰没有信心。我说欧共体主席雅克。德洛尔对萨瑟兰有信心，希拉克马上回答
说他对德洛尔也没有信心。
谁也说服不了谁希拉克说，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存异为好。到了最后
关头，他确实使巴拉迪尔政府在立场上做了一些让步，乌拉圭回合谈判也终于有个
了结。自从1974年初次见面后，我和希拉克就成为朋友，能够开诚布公地无所不谈，
不必担心会冒犯对方。
我发现希拉克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中国和东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
和吴作栋总理讨论了这件事，并建议他提出倡议，让欧盟和东亚双方的领袖定期举
行会谈。美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同东亚国家进行定期会谈，也通过许多组织同
欧盟定期开会，欧盟和冻亚之间却没有正式的会谈渠道可以促进贸易、投资和文化
交流。吴作栋向法国总理巴拉迪尔提起这件事，接着首次亚欧会议就于We年3 月在
曼谷召开了。许多欧洲领袖在赴会途中或会后到其他亚洲国家访问，结果发现东亚
国家的工业变化超乎他们的想像，于是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欧盟和东亚领袖之间的
会议。
我第一次遇上德国人是在1956年4 月，地点在法兰克福机场。之前，英国海外
航空公司阿尔戈型飞机在罗马过境，我在那里听到扬声器传来播音小姐甜美但懒洋
洋的声音，看到意大利搬运工人慢条斯理地推着行李。几个小时之后，一抵达法兰
克福，我马上感觉到空气清新凉爽许多，似乎为了配合周围的一切，扬声器传出
“注意！注意广的急促呼吁，然后播音员急切地发出指示，叫人不得不听。与此同
时，德国搬运工人快手快脚地干着自己的活儿。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期，前线传来的急报如何形容德国军和意大利军的差别。我在日军占领新加坡
时期整理电报时，看过盟军通讯社所做的有关报道。
1970年9 月，我到波恩会见当时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8 特。我们早于1964年，
社会主义国际成立100 周年纪念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时见过面。我在会上发表演讲
过后，他上来找我。就新加坡发生种族暴乱表示同情。暴乱是由中央政府的支持者
策划的，他们存心要恫吓华人。他邀请我去找他。我把新加坡比喻成一个没有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扶持的西柏林。身为西柏林前市长，他能够体会我的处境。在所有欧
洲领袖当中，他最同情新加1 坡的窘境。我设法说服他不要把东南亚撇在一边，因
为我有信心我们将能解决叛乱威胁着本区域多个国家的问题。勃兰特具有个人魁力
——体型高大，一张俊俏友善的脸，还有一把好嗓音。他对事物的反应往往感性多
于理性，也许是因为他让自己的情绪支配自己的理智。他是个老派社会主义者，总
是支持人人机会平等，同工同酬。
在1974年从勃兰特手中接过总理棒子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头脑清醒，讲求实
际，对一切重要课题有明确的见解。他鄙视那些对东西方课题态度模棱两可的发展
中国家领袖，他们不敢批评苏联。由于曾经担任国防部长，而后财政部长，坐在总
理位子上的他对经济、国防和战略课题有透彻的了解。
他和夫人洛基在1978年10月到新加坡来访问。他们逗留了3 天。这期间我们互
相估量，结果发现大家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为一家德国电视台录制访谈节目时，访
问我们的人很惊奇我们0 对那么多课题的想法和看法如出一辙。
我向施密特建议成立一所德国——新加坡学院，专门开办先进的制造业和资讯
科技课程来协助德国公司在本区域起步。他赞成这个建议，结果这所学院让德国投
资家受益不浅，他们能够征聘到训练有素，水平足以比美德国标准的技师。后来，
新加坡也在这所学院为来自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开办训练课程。
我在第二年的秋季访问了波恩和柏林。经过苏联战争纪念碑，看到他们的警卫
员如雕像般地站在那里，这一幕提醒了我，是他们提供的武器给中南半岛带来那么
多的苦难，也威胁着泰国。没有这些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越南军队不会出现在柬
埔寨临内，也就不会有柬埔寨难民逃亡到泰国……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的制度
效率差到极点，根本没有办法为百姓提供货品和服务。森严的管制导致人们精神更
加颓丧，一切变得更贫乏一作战的能力除外。时间一久，这种劣势就会越来越明显，
连他们自己的人民都会发现这一点。如果西方国家不给苏联利用军事优势滋事的任
何机会，到了90年代，他们的制度将承受极其沉重的压力。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我和施密特下一次见面在波恩，时间是1980年1 月，苏联入侵富汗之后。我和
一群领袖，包括亨利。基辛格、特德。希思和乔治。舒尔茨等人，在不设限的情况
下讨论这件事，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联的侵略行动，并支援阿富
汗人民。
施密特在1982年卸任，因为他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不支持他所要推行的金融政策，
而他认为这些政策是恢复金融秩序的必要措施。之后，他依然保持活跃，在《时代
》周刊撰稿，为国际行动理事会主持会议。这个理事会由一群前世界领袖组成，一
年开会一次，大家无党派之分，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讨论长远的世界问题。我在1990
年卸任后也加入了他的这个组织。
施密特的接班人科尔体型魁梧，那个时候大概是全世界最高大的领袖。1990年
5 月，我到波恩访问时，听他畅谈当时已快落实的德国统一大业。他说，德国重归
统一势在必行，要使欧洲团结更须如此。他对应付统一所需的费用和问题有信心，
根本不认为会出现“欧洲堡垒”的现象。德国不会容忍保护主义，而且他有信心使
德国工业有能力同日本竞争。
我告诉他我所关注的问题：德国统一将耗费大量资源、精力和人力，到头来，
剩余可供在亚太地区投资的，恐怕少得可怜。他向我保证不会对东亚失去兴趣。他
很清楚重归统一的德国——大约2000万个东德人和6000万个西德人的大合并——将
引起周围国家的担忧。他说，大家都希望统一的德国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虽然每一个人的动机不一定都是“友善”的，但是这样的结局有正面意义：“欧
洲统一和德国统一是同一枚奖章的两面。”他对中国也有同样强烈的见解。他说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些0 “笨蛋”因为天安门事件而主张孤立中国，这种处理方法
是错误的。他0 赞同新加坡同中国保持往来的政策。中国想在欧洲分一杯羹，尤其
是德国，那里有全欧洲最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未
来引0 导人。
德国不同于法国的是，他们的工业和银行在70年代初期就活跃于新加坡和本区
域，远比科尔总理个人对这一带产生兴趣来得早。继荷兰之后，德国是新加坡最大
的欧洲单一投资国，也是我们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科尔在1993年2 月德国统一两
年半之后，到新加坡访问。他承认统一东西德的费用比他想像中来得高。尽管如此，
还是有40多个顶尖德国工业家陪同他前来。我敦促他千万不要把东亚市场拱手让给
美国和日本。科尔说，德国基本上是向外看的，他希望同本地区建立更多经济和文
化联系。他邀请我访问德国，以便保持联系，并希望德新两国的企业家一起到中国、
越南和其他东亚市场投资。我在1994年5 月报聘，让他了解最新的事态发展。他也
提到俄罗斯，说欧盟对待莫斯科各个领袖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尊敬。俄罗斯人是自
尊心很强的民族，这样的待遇使他们觉得受到轻视和冷落。他深信如果不采取正确
的处理方式，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迟早要重掌大权，然后“整个循
环又会重新开始”。
1995年1 月，科尔再次访问新加坡，并重提对俄罗斯的关注。他的欧洲伙伴不
了解俄罗斯对欧洲和平举足轻重。他们必须协助俄罗斯变得更加民主和强盛，而不
是开倒车，再次奉行独裁和扩张政策的路线。欧洲需要俄罗斯来跟中国抗衡。因为
这个缘故，德国成了俄罗斯最大的捐助国，在1989年给予的援助高达520 亿美元，
超过国际援助总额的一半。科尔对美国不抱任何希望，因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扫
门前雪。共和党“若非更不像样，也一样糟糕”，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像过去冷
战时期那样，在总统选举年到欧洲访问过。
他要听听我个人对中国、日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和菲律宾等国局势的看法，以核对他所接到的正式报告。我毫不掩饰地给予坦
率的答复。当我说某某国无可救药时，他会说他不会到那里去投资，以示赞同我的
看法。他为人冷静求实，而我们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1996年6 月，科尔带我和芝乘坐直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