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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英国人乘坐的是VC10型和彗星型飞机，加拿大人则乘坐波音客机。澳大利亚
在1979年马尔科姆。弗雷泽政府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添购一架波音707 客机后，也
加入了这个特选行列。当时经济情况较好的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他们
的总统也有专机。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以贫困的一面打动世人的心，让大家看
到他们迫切需要援助。新加坡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常任代表解释说，国家越穷，它
的代表团给他们的领导人租用的卡迪拉克轿车越大。因此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
机，借此为新加坡保住多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条件。不过，到叨年代中期，我们请
求世界银行不要把新加坡改列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结果被回绝。我旅行省
吃俭用也徒然，新加坡丧失了一切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优惠待遇。
1975年4 月，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在金斯敦神气地担任起会议主席。他是
一个肤色较浅的西印度群岛岛民，讲话语惊四座，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他主张“重新分配世界财富”。他的国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岛国，面积达2000平方
英里，中央地带有几座山种满咖啡和其他亚热带作物。这里有美国人兴建用来避寒
的漂亮度假屋。他们有悠闲生活的文化，人民很爱唱歌跳舞，说起话来头头是道，
跳起舞来浑身是劲，喝起酒来个个海量，但是刻苦耐劳的精神早已随着奴隶制度一
起被淘汰。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和芝走出用来开会的酒店和四周用铁栏杆圈起的范围，
徒步游览这个城市。一辆车子经过，停了下来，驾车的男子喊道：“李先生，李先
生，等等我。”一个口操加勒比海英语的当地华人上前来对我说：“你可不能忘记
我们。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苦。”他递上名片，原来是个房地产经纪人。有许多专
业人士和商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把房子和办公室交给他变卖。他在当地的电视
节目上见过我并急于跟我谈话。当地华族、印度族，甚至是黑人专业人士都觉得在
迈克尔。曼利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府统治下没有前途，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在毁灭
国家。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不是专业人士，不能离开，否则他会离乡背井。不过，
等这些大房子都卖掉，房地产生意所剩无几，到时他或许还是得走的。我祝他好运，
并中断我们的谈话。我发现几个负责盯着我的牙买加黑人保安人员的身势语言开始
变得不友善。从此以后，我阅读牙买加的新闻时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1977年7 月，为了纪念英女王登基25周年，共和联邦在伦敦召开会议。各国同
英国的关系今非昔比。英国经济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强盛，甚至，丹尼斯。希利在1976
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解救英国。我和芝在唐宁街10号排队等候在访客名册
上签名，准备接着从后花园前往观赏女王的生日游行庆典。我记得我排在塞浦路斯
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后头。一名英国准尉递上笔来，法座大人他不用，反掏出自
己的笔来签名，然后离去。我一面签名一面对那名准尉说：“大主教是用红色笔签
名的。”对方回答：“跟他血腥的双手一样红。”那名准尉曾在英军被迫镇压塞浦
路斯民族主义分子的那段流血日子里，在当地执行任务。塞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决
心把英国人赶出去，同希腊进行统一。
我在1979年第三次踏上卢萨卡的土地。第一次是在1964年巡回访问非洲17个首
都的时候；第二次在1970年，当时是为了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赞比亚的经济自1970
年起便一步步衰退。当局在政府大厦招待我们。1964年我在这里住过，当时是英国
最后一任总督的宾客。大厦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周围的鹿和奇异飞禽都少了，主楼
本身少了英国殖民地政府建筑的整洁外表。我们住在散布于会议厅四周的度假屋，
是1970年出席不结盟峰会时下榻的同一批建筑。会议厅是南斯拉夫替同为不结盟运
动成员的赞比亚建造的。会议厅和度假屋自1970年以来便不常用，这一点显露无遗。
不过当地政府刚刚大手笔把它们重新粉刷过，用西班牙空运来的家具加以布置。
度假屋的饮食糟透了。他们训练年纪轻轻的学生掌厨。我们厨子的全部菜单如
下：早餐是腌肉和鸡蛋，或只有半生熟鸡蛋；午餐煮牛扒；晚餐也是牛扒。烈酒和
葡萄酒倒是很多，供过于求。
当地什么东西都缺乏，商店里空空荡荡。他们没有进口的厕所用品，本国货也
不多。芝看到一些妇女排队买必需品。她惟一买到的纪念品是一颗孔雀石蛋，这提
醒了我们：赞比亚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体，只生产铜，而铜价跟不上石油和其他进口
产品的价格。他们没有外汇，本国货币正迅速贬值。卡翁达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
—黑人对白人的政治，不是赞比亚取得增长的经济因素。卡翁达的总统宝座一直维
持到90年代，然后他举行了一场公平的选举——这一点倒值得赞扬，最后以失败告
终。卡翁达下台后，赞比亚人民的命运不见得有所改善。
1981年10月的墨尔本会议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回忆，是在咖啡室里同一个印度人
相遇的经过。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在找饮料喝。我问他是不是印度代表团的一分子，
他说不是，他是乌干达代表团的团长，代表无法出席的奥波特总统赴会。我感到惊
讶（印度人遭受伊迪。阿明迫害长达十年，他们都已经逃离乌干达），问他有没有
回过乌干达。没有，他的家人在伦敦安顿下来，他曾经是乌干达驻伦敦最高专员。
他在伊迪。阿明当权时离开。我问起乌干达国会议长的近况，他曾于1964年1 月在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国会大厦，为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过招待会。他是个裹
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对他那栋石砌的国会大厦引以为荣。恰巧这位前议长准备第二
天到墨尔本，同我面前的这位驻伦敦最高专员会面。前者被迫离开乌干达，后来在
达尔文落户，成为一名推事。整个事件让我觉得心酸。乌干达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
不仅担任议长，也给乌干达的经济恢复或增添生气，就像锡克教徒在其他多个经济
体，包括新加坡所做出的贡献一样。他是1971年那场政变的牺牲品。伊迪。阿明当
时趁奥波特逗留新加坡期间，把他推翻。
两年后在德里，我在女王的晚宴上坐在奥波特夫人旁边。奥波特夫人追述她在
1971年如何带着三个孩子，在政变中从坎帕拉逃到内罗毕，为我描绘了乌干达悲剧
的另一个层面。他们被送回国，后来又再逃跑，在达累斯萨拉姆流亡数年。她在1980
年，即伊迪。阿明遭废黜后一年，才返回乌干达。重掌总统大权的奥波特比以前更
忧郁，锐气也大减。同奥波特夫人一席话让我窥见玛干达所经历的浩劫到底有多大
的破坏力。她发现国人都变了，他们再也不愿意付出劳力去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伊迪。阿明的统治下过了9 年惨无人道、无法无天、道德沦丧的日子，人们变得
要什么就抢什么，完全丧失创造文明生活的一切习性。后来新加坡派往协助联合国
部队的警察分遣部队，在汇报他们于1991年至1993年间在柬埔寨执行任务的经验时，
我想起了乌于达。经过20年的动乱，柬埔寨的残局比乌干达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83年11月，撒切尔夫人同我讨论香港问题。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的态度坚定
不移。她曾经尝试说服邓小平把租期延长。邓小平清楚地表明，那是完全无法接受
的要求；中国非得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可。我的看法如何？她提出这个
问题是因为港督告诉她，英国在新界的租期就快届满了。我问她愿意为自己的立场
争取到什么地步，因为英国治理下的香港的存亡取决于中国对它的态度。她没有马
上给我答复。我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同意延长租期，因为其中涉及太多的国家尊严。
至于澳门，葡萄牙人连向北京提都不提就干脆继续治理下去。她说，港督告诉她，
他没有合法的权力把租期延长到1997年之后，所以她才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离开德里之前告诉撒切尔夫人，她手上的牌很少。最理想的做法是等候中
方做出反应，并告诉邓小平，只有在中国允许怕情况下，香港才能生存并繁荣发展。
由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组成的英属殖民地，没了租借的新界是无法生存的。因此采
取法律立场，让英国除了新界以外，抓紧殖民地不放是不实际的。与其这样，不如
和中方谈判有利于香港的条件，让它在回归之后能像当时一样继续繁荣发展下去，
只不过换上了中国的国旗。
我一直盼望出席1985年10月的巴哈马拿骚会议。那是有钱的美国人寻欢作乐的
园地。后来，我从英国报章的报道中得知巴哈马上上下下毒品充斥，暴力罪案猖獗。
据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巴哈马总理林登。平德林爵士涉及贩毒勾当。当
事人没有提出诽谤诉讼。女王的晚宴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上举行。平德林建议用小
船把全体领袖从我们下榻的酒店接送到不列颠号。我决定由陆路赴宴。我们在皇家
游艇停泊的码头不远处经过，看到一群高举谴责平德林标语的示威者。有些标语这
么写着：“老大是盗贼”。这位老大和其他客人乘船到不列颠号，比我们坐车要久
得多。或许风浪大，或许小船开得慢，总之他们让女王等了一个多小时。女王通常
待人宽厚，说话也有保留，但是她不习惯等人。她对我说，晚餐可要煮得过熟了；
主菜的确是，但是甜品的味道美极了。
有一天，我和斯里兰卡总统朱尼厄斯。杰耶华德纳和巴哈马大法官共进午餐。
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