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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了其他办法。我们的蓄水池能供应40％的家庭用水，再加上好好利用现代科技，
如海水淡化、反渗透法、污水再循环，我们应付得了。把新马问题形容为“历史包
袱”，其实是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如果只是“历史包袱”，那两国独立了30多年，
彼此的关系早该稳定下来了。然而新马关系的老问题却一再反复出现，追根究底是
双方对解决多元种族社会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作风。
新加坡一开始就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和平等的社会，人人机会均等，论功行赏，
不分种族、语言、文化或宗教。尽管天然资；源有限，我们却取得成功。我们的政
策也让全体公民受惠，包括马来同胞。我们的中产阶级阵容越来越强大，其中有专
业人士。执行人员和商人等，他们当中包括马来同胞，都培养了顽强的竞争精神，
对自己靠本事取得的成就引以为荣。每当我们被评为亚洲最佳航空公司、世界第一
机场、全球第一集装箱海港，这种成就便会一再提醒国人，和谐和唯才是用的多元
种族社会，要比由华族支配却缺乏凝聚力的社会更成功。马来西亚领袖在1965年要
我们脱离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结果。
当巫统的党内人士使用“特殊关系”、“历史联系”或“不敏感”等惯用的暗
语时，其实是在暗示新加坡，好歹得对他们毕恭毕敬、千依百顺，不要坚持自己的
合法权利。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部长对新加坡的部长们说，我们不懂得如何应
付巫统领袖，应该像他们一样圆滑，信任他们的马来族领袖。马来族领袖在心情大
好时，会特别慷慨大方。这种看法忽略了双方对各自的选民所承担的责任有所不同。
新加坡人要求他们的政府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同他国建立伙
伴关系。新马关系仍有起落。
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仍会有起有落。新加坡人必须对这些波动处之
泰然，关系好时无须格外欢喜，关系变僵也无须沮丧。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镇定，有
毅力、有耐心，沉着坚持自己的立场。
马来西亚尝试通过替代进口实行工业化，却并不成功。他们已经看到我们如何
从跨国公司的投资中取得成功。达国鼓励马哈蒂尔把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并吸引外国投资，他改变了政策，取得成果。马哈蒂尔要使马来西亚拥有更优越的
机场和集装箱港口，更大的金融中心，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在巴生港兴建最
先进的集装箱码头，也在离吉隆坡以南75公里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全新的特大机场。
马来西亚的努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我们的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以更精
明的方式运作来提高生产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却突然袭
击本区域所有的国家，货币、股市和房地产的价值一时间灰飞烟灭。但是，危机最
终会消退，经济也将恢复增长。
尽管跟马哈蒂尔有过纠纷，从1981到1990年，在他担任首相期间直至我卸任的
那9 年里，我跟他在解决双边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敦拉扎克和胡先翁在位
的12年还多。马哈蒂尔坚定果断，政治上又得到充分支持，这让他足以超越基层的
偏见，以国家利益为先。马来人在他的推动下，告别蒙昧，走上了科技之路。他公
开表明，女医生用笔检查男病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说应该这么做），不是检验病
人的正确方法，这就显示了他过人的勇气。即使安瓦尔事件引发的暴乱把他的不受
欢迎程度推向最高点，然而人民，尤其是华族和印度族在马哈蒂尔所领导的巫统和
国阵之外，始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教育了年轻一代的马来人，以开放的心态
面向以科技为基础的将来，特别是电脑和互联网，他的多媒体超级走廊正是科技时
代的一大象征。这也旧马来西亚大多数马来人和全体华族与印度族所向往的未来，
他们不要有极端的伊斯兰教做法。
我的这种看法却似乎同马来西亚在1999年11月的大选结果背道而驰。马哈蒂尔
领导的国阵在大选中赢得三分之二议席，却让伊斯兰教党夺得吉兰丹和丁加奴州，
20多名巫统议员也失去议席。我不能肯定这是否因为马来西亚已变为一个更奉行伊
斯兰教主义的社会造成的。马哈蒂尔之所以在这些地方败下阵来，跟1998年9 月他
开除其副首相和跟随了他17年的门徒安瓦尔有关。当局在三个星期后在内部安全法
令下逮捕安瓦尔，过了两个星期，一只眼睛瘀肿的安瓦尔被控上法庭，他被判贪污
罪名成立，坐牢六年。他还因鸡奸罪名成立，另外被判坐牢九年。两个备受尊敬的
人物反目成仇，令人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随着丑陋的呐情—一被揭露，许多马来人
疏离了，年轻一代尤其如此。安瓦尔的妻子参选，角逐安瓦尔原来的国会议席，果
然胜出。
马哈蒂尔在公布新内阁名单时透露，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如今他有时间
培养合适的接班人，实现他要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现代化高科技国家的宏愿。
分家30年后，亲友之间的亲密交往仍然把两地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双方哪
怕有再大的分歧，彼此都很清楚如果毫无节制地相互抨击，两地的多元种族社会赖
以维持的种族和谐，将难逃崩溃瓦解的危险。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样，都需要各族
相互包容和体谅。再过不久，新马两国都将交由一批更年轻的领导人接班。没有了
过去的领袖之间的私怨夙仇的纠缠，他们当能建立起更务实的工作关系。
16、同印尼化敌为友
瓦希德当选后不久，召集了东盟各国大使。瓦希德告诉他们，他将到所有的东
盟国家访问，第一站是新加坡。他直截了当地向新加坡驻印尼大使李广富表示：
“印尼要和新加坡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新加坡能在印尼复苏之际给予支持。”他
进一步解释对未来的构想：中国、印度和印尼三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携手合
作；日本和新加坡则提供经济和科技支援。到了那个时候，亚洲将能减少对西方的
依赖。
1957年印尼分离主义分子搞叛乱，西方军火商随即前来新加坡，向苏门答腊和
苏拉威西的叛乱分子兜售武器。印尼总领事亚蒂库索莫中将在1958年同我会面，当
时我是在野党领袖。对方是一位聪明有礼又活跃的爪哇贵族，总是衣冠楚楚的。我
向他保证，要是我们当政，一定把这些军火商驱逐出境。人民行动党赢得1959年的
大选后，我遵守诺言。亚蒂库索莫于是建议我正式访问雅加达，以巩固新、印关系。
我同意了。
1960年8 月，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被带到印尼总统府独立宫，会见苏加诺总
统。这里一度是荷兰总督府。苏加诺一身笔挺的米色军服，胸襟上缀满勋章，手持
一根陆军元帅节杖或者说是轻便的手杖。那是雅加达的一个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的早晨，但是总统府里既不放风扇，也不装冷气机，因为苏加诺不喜欢这些东西。
我看到汗水渗过苏加诺的衬衫湿透了他的上装。我和一起到访的同僚们都穿着西装，
同样汗流浃背。
苏加诺极具领袖魅力，是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号召民众的本事叫人五体投地。
1959年2 月的某一天，我从新加坡驾车到福隆港，全程7 个小时。我在上午8 点30
分扭开收音机，听他向爪哇中部数十万名印尼人发表演讲，其间因为车子在行驶，
收音效果时好时坏，因而有大段时间听不到他的讲话。3 个小时后抵达马六甲，他
竟然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说着——声音悦耳，充满感情，能令群众和他一起高呼狂叫。
由于这个缘故，我一直渴望亲身和这位伟大的人物见面。西方民主不适合印尼约有
20分钟的时间，主要是苏加诺在讲话，他用的是类似马来语的印尼语。他问：“你
们有多少人口？”我回答：“150 万。”他有一亿人口。“你们有多少车子？”我
说：“大约1 万。”单单雅加达就有5 万辆车子。我感到费解，但不假思索地表示
赞同：论面积，他所领导的国家在东南亚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接着，他把他的那
一套“受指导的民主”政治体制搬出来，详细加以阐述。他说印尼人什么都要革新，
包括经济和文化。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对他们“不是很适合”。他早在无数次演讲中
提过这一点，我对这次谈话空洞无物感到失望。荷兰人没有留下多少训练有素的印
尼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能带动国家向前迈进的机构也寥寥无几。日本占领印尼三
年半，也把印尼仅剩的治国机制都摧毁了。接着是印尼民族主义人士和荷兰人之间
的战斗，从1945年至1949年断断续续地发生，旧到荷兰最终同意让印尼独立为止。
这个过程进一步破坏和削弱了印尼的经济与基础设施。苏加诺执政时期，推行民族
主义经济政策，外国公司都成了国有企业，以致外贸与投资萎缩，这个土地广袤的
共和国因此陷入困境。我们下榻雅加达的德因德斯酒店，按照当地标准，它相当于
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可是天啊，一碰上下雨，酒店屋顶就漏水，酒店员工则立即
搬出洗脸盆、水桶，若无其事地去盛滴答的雨水。我一时疏忽，没发现房门是闩在
墙壁上的，结果一拉，没把门给关上，倒把插锁连带灰泥一起拉了下来。当天下午
回到酒店，旧经修好了——把一张纸贴在破损的墙上，刷上灰水了事。我托当时任
文化部政务次长的李炯才，帮我买几本印尼语——英语和英语——印尼语词典，每
本售价不到2 元。跟我同行的新加坡访问团成员把多家书店的词典几乎扫购一空，
买来送给学习马来语的朋友。通货膨胀导致印尼盾发发可危。一支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