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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训练，成为后备力量。吴庆瑞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在大规模训练平民之前，必
须先训练他所建议的12营军队里的好些正规军官和士官。
我不想把钱花费在规模庞大的正规军的经常开支上，认为最好把钱用来建立组
织和训练国民服役兵团所需的基础设施。实行国民服役在政治上有好处，对社会也
有好处。吴庆瑞采取专业军人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一支正规战斗部
队，应付眼下来自马来西亚的威胁。我认为只要有英军和共和联邦军队驻扎在新加
坡，马来西亚人不大可能攻击我们。纵使没签订防卫条约，英国和共和联邦驻军也
能起威慑作用。我要我们的整个国防计划对准一个目标，尽可能动员最多的人民，
并趁人民因为最近的经历而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时，激励他们执干戈以卫社稷。
吴庆瑞在1966年11月提出的修正计划，主张动员大部分的人民，正规军则保持
为12营。我有意思让新加坡的妇女也像以色列妇女那样参与国民服役，因为那将能
加强人民保卫自？国土的意识。但是吴庆瑞不希望他的新部门负起这个额外责任。
由于国防理事会中的其他部长也不热心征召妇女，我没有坚持己见。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
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
体人民。除了采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一
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新加坡武装部队永远服从政治领导层，武装部队的一切
重要职能，如人和财务，都归国防部的平民官员掌管。国防理事会赞同这些则。
1967年2 月，我提出修正法案，修正英国人于1952年通过的国民服役法令，被
征召入伍者服完兵役后，成为后备军人。请求释放了两名在新加坡携带定时炸弹而
原判死刑的印尼人。不过，他们还没有机会夺走人命就被逮捕了，不像两名突击队
队员那样，杀害了三个平民。我们是一个弱小国家，如果就这样屈服，不单是新加
坡本国的法治，甚至是我们同邻国相处所遵守的法则，都将被丢到一旁，新加坡往
后将不断面对外来的压力，永无宁日。当时英军仍然驻守在新加坡（虽然他们宣布
将在1971年撤走），我们如果尚且害怕执法，那么，我们的邻国，不论是印尼或马
来西亚，在1971年之后，就会肆无忌惮地骑到我们头上来。于是，我们决定拒绝请
求，依法处置。两名突击队队员最终在1968年10月17日被处决。当时我在日本进行
官方访问，二三十个印尼人聚集在靠近迎宾馆的地方，当我乘坐的轿车经过时，他
们高举标语牌和横幅，向我表示抗议。
与此同时，大批印尼群众闯人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疯狂破坏一番，还砸坏
新加坡总统的肖像，幸好没像当年对待英国人那样烧掉大使馆。我们的大使PS拉曼
曾经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任台长，是个勇敢的人。他虽然是泰米尔婆罗门人，但是
信仰基督教。他和他的同事就如同1963年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面对印尼人硬闯英
国大使馆时一样，镇静沉着地对抗暴徒。不过，新加坡大使馆的职员可没有一位风
笛手在场，以示镇定沉着。
第二天，印尼武装部队宣布在廖内群岛附近靠近新加坡的印尼领海举行演习。
印尼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甚至表示要亲自率领特种部队攻入新加坡。约千名示威学生
向东爪哇部队司令请愿要求对付新加坡。据印尼报章报道，印尼军方相信新加坡是
受共产中国施压，才处死两人的。印尼政府在一星期后宣布减少同新加坡通商，向
出口物品施加限制。我们的情报人员评断，尽管印尼未必会公开挑衅，但却可能会
进行颠覆活动。结果风平浪静。
然而更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1969年5 月13日，马来西亚降行大选数天后，吉
隆坡发生了血腥的种族暴乱。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都紧张起来，人人都担心这场
种族冲突会蔓延到新加坡。结果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
人，追述他们的亲戚在那里遭受的种种暴行。有关马来人的野蛮行旧和马来西亚武
装部队处理当时情况明显偏袒的话一传开，不但使新加坡人提高警惕，也使他们感
到愤怒。
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趁机为他们在吉隆坡的华族同胞报仇。5 月19日，二
三十名华族青少年，在苏丹门靠近苏丹伊斯兰教堂的马来人活动地区，攻击几个马
来人。第二天，我从美国返回新加坡，获知在离莱佛士书院不远的地方，一名马来
人被一群暴徒枪杀。这场冲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几个星期。
6 月1 日，我到马来人聚居地区芽笼士乃访问。那里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
国防部长林金山陪同我前往，我们乘坐的那辆越野军车由一名马来警员驾驶，坐在
司机身旁的是那个地区的警监。车子经过被部署在那里的新加坡陆军的马来士兵面
前时，我和金山立时觉察他们个个一脸怒容，非常不友善。即使是那位我认识了好
几年的马来警监，也露出愠怒的神色。我强烈地感觉不对劲。我感受到马来人的恐
慌，情况跟1964年的种族冲突截然不同。当年，警察部队和军队中马来人占多数，
由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控制，这些领袖特别照顾马来同胞，对华族则格外苛刻。这次
轮到新加坡的马来人担心害怕。因为尽管警察部队中还是马来人居多，可是组成政
府的新加坡华族领袖，可能会指示警察和军人对付马来人。我决心要向全体人民，
尤其是现在占了多数的华族清楚表明政府的立场：不分种族或宗教，政府将公正地
执行法纪。
随着警察采取强硬的行动，684 名华人和349 名马来人被逮捕，但是因为没有
足够的证据而无法起诉所有的人，结果只有36人被控上法庭，华人和马来人各占一
半。其中最严重的是指控一名华人企图谋杀，最终他被判罪名成立，必须坐牢十年。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名华人和三名马来人遇害身亡，11名华人和49名马来人受伤。
新加坡的种族关系两极化到这个程度，真叫我们吃惊。即使是在警队和军队中
服务多年的马来人，也变得对种族课题非常敏感，在马来西亚发生种族暴乱时，他
们轻易受到种族情绪的牵动。
我要确保警队和军队的实力不会被种族情绪牵引力削弱。我也要搞清楚为什么
要在芽笼士乃部署那么多马来军人，其实部署一支种族成分比较多元化的部队，会
让那一带占少数的华族更安心。为此，我决定必须重新检讨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的
新兵的种族比例。
负责这项工作的林金山发现，尽管经历了1966年的珊顿道军训站事件，新加坡
武装部队招募的马来人仍然过多。当时的国防部常任秘书波卡斯是我们最信任的官
员之一，他曾经担任政治部主任，认为不能信任受华文教育者，因为几乎所有的共
产党人都接受华文教育。在招募军士和准尉加入武装部队，以训练我们的国民服役
人员时，由于坚信受华文教育者容易变成华族沙文主义分子，同时比较倾向于支持
共产主义，他宁可选用马来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偏见。这是个非常敏感的任
务，由波卡斯领导的小组负责进行。一名年轻中校杨孟荣在之后的几年里推行了一
项计划，通过招募更多非马来人，减少马来人在军队中的比例。
我邀请了五国联防的共和联邦国防部长（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出席新加坡开埠150 周年的纪念活动。1969年8 月9 日，敦拉扎克代表马来西亚出
席新加坡的国庆检阅典礼，林金山安排一连AMX －13型坦克和V200型装甲车参加检
阅。柔佛州的马来西亚人当晚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其他地方的人则于
第二天在马来西亚报刊上看到照片。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马来西亚当时还没有
坦克。同一天晚上，在我招待各国国防部长的宴会上，敦拉扎克告诉吴庆瑞，马来
西亚有许多人对新加坡的装甲部队感到担忧，他自己却不会。他说，柔佛州有人担
心新加坡准备人侵，他建议林金山以国防部长的身分前往吉隆坡，使人们相信新加
坡对马来西亚并无敌意。吴庆瑞在写给国防理事会的文件结尾说：“在整个可悲的
事件（吉隆坡的种族暴乱）中，惟一令人高兴的是，新加坡的装甲部队对马来人的
政治基地起了有所裨益的作用。”
幸好我们做了购买坦克和装甲车的决定。五一三种族暴乱使马来西亚的种族关
系向两极分化。我担心的是，敦拉扎克已经掌权，马来过激分子势力抬头，东姑可
能不得不靠边站，过激派领袖可能决定出兵南下，用武力把新加坡重新纳人联邦。
杨邦孝（他是我在剑桥认识的朋友，当时住在吉隆坡，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
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我问他马来西亚的公众对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什么看法。他说，
1966年，人们把它当笑料，如今看法改变了。在吉隆坡，人们在鸡尾酒会上传说，
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培训出出色的士兵，这点获得了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官
员的证实。
到了1971年，我们已经建立17个国民服役营（16000 人）和114 个后备营（1000
人），部队单位有步兵队、突击队、装备迫击炮的炮兵队、坦克营、装甲运兵车营、
野战工兵营、通信营、野战保养营、野战医院和野战供应营各一个，以及一个辎重
运输连。我们设立训练学校给新兵提供基本军训，并且培训见习军官、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