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再投票支持我们。这些是真正的实际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深信，
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须支持人民行动党。反对党也不需要金钱。他们若击败
我们的候选人，那是因为选民决定要选一个反对党议员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
做出更多让步。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报刊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
于使政府廉洁诚实。然而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和报刊是
亚洲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的，它们却杜绝不了猖极和根深蒂固的贪污。关于
媒体自由和媒体业主贪污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总
理拥有一个媒体大网络，然而他本人后来却受到调查，被控在担任总理之前犯下贪
污罪行。
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
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和经济放缓的局面，同时也是要以身作
则。1970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
薪从2500元提高到4500元，自己却照旧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
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越大的
差距。
1978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
人可达95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他还失去了
各种额外利益，价值最高的是一辆汽车还有司机。交通部长王鼎昌在建筑业蓬勃的
时期，不再当建筑师，也做出了牺牲。
出任内阁资政后，我于1994年在国会建议政府制订一个公式，使部长、法官和
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私人企业界的报税额挂钩，自动进行调整。由于新加坡经济20
多年来每年增长7 到10％，公共部门的薪水始终落后于私人企业界两三年。1995年，
吴总理决定订下我提出的一个公式，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高
级人员的薪酬挂钩，以便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收入提高时，他们自动获得加薪。部
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将改为等于私人企业高级人员在所得税报表上呈报的收人的
三分之二。这个改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在专业人士当中。他们认为，跟先
进国家部长的薪水相比，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长期以来，人们惯于让公务员支取低
薪。让部长不但行使权力，也根据工作的重要性获得薪酬的主张，他们认为不适当。
我协助总理为这个改变辩护。对那些指部长由于地位高，享有荣誉又掌握大权，因
而获得的补偿已经足够有余的论点，我提出了反驳，也反驳了公职人员应该牺牲收
人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超凡脱俗的看法不切实际，肯定会使部长不愿意长期做下去，
而一位部长持续不断地在任以及由此所获的经验，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重要长处和
优势。政府做出决定所显示的经验和判断，都是来自部长的贡献。那是他们看得远，
能从长计议和策划的结果。
在18个月后举行的选举中，反对党把部长薪水当做选举课题提出来，结果由吴
总理领导的政府还是胜利了。人民要的是能拿出成绩的诚实廉洁的好政府，而人民
行动党推出的就是这样的政府。从私人企业界招募人才，现在已经不那么困难。薪
酬不调整，我们永远无法委任新加坡一些能力最强的执业律师担任法官。薪酬调整
之前，最优秀的办案律师一年收人一两百万元，法官薪水则少于30万元。我们也让
那些在政府部门服务的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人员的收人挂钩。
这个薪水公式不等于年年加薪，因为私人企业界的收人时高时低。1995年私人
企业界收入下降，1997年，所有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也随之削减。
为防在选举中出现反常情况，以致一群不够诚实和不正直的人当政，我在1984
年8 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提议，新加坡应该有个民选总统来看管国家的储备金。如
果总理刻意拖延有关对他本人、他的部长或高级官员涉嫌贪污的调查，这时候民选
总统的权力就能够凌驾总理。此外，要是民选总统认为一些高职，如大法官、三军
总司令或警察总监的人选不恰当，也可以否决委任。如此身负重任的总统，当然需
要通过独立的选举，寻求选民的委托。很多人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卸下总理职务之后
的安排铺路。但是事实上，我对这个高位根本没兴趣，它过于被动，并不适合我的
个性。1988年，政府提呈一份白皮书，让国会辩论这项建议和有关的问题。1992年，
吴作栋总理修改了宪法，为民选总统选举做好准备。在总统的权力和总理及其内阁
所拥有的合法决定权之间，我们必须取得平衡。
1997年，韩国、印尼等东亚国家都惨遭金融风暴蹂躏，贪污和朋党主义使它们
的困难变本加厉。新加坡没有贪污和朋党主义，所以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金融
危机。其他国家却为此蒙受数以万亿元计的损失。
正因为我们严于律己，促使吴作栋总理在1995年下令调查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
一处是由我的妻子代表我买下的，另一处则是我儿子李显龙副总理购买的。两处房
产在购买时价格都打了折扣。发展商同样主动地给予它在试探市场的“预售活动”
中大约5 到10％的买客5 到7 ％的折扣。成交后由于房地产景气，有关房产价格立
即飞涨。没有机会在预售活动中买下房子的人，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委员会提出申
诉（发展商是公共挂牌公司）。交易所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发展商的行动并未越权。
由于我的弟弟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人们谣传我和我的儿子购买这两处房产不公平
地占了便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行了调查，向总理报告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
对于有人指我们不当地获得折扣，芝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一名具有40年承办产
权转让业务经验的律师，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指责，因为发展商在售卖房地
产时给予折扣早已是惯例。我也同样气恼。为了消除市场上的流言蜚语，我决定公
开宣布我们买下房产的价格和对方主动给予的折扣。我们把价值100 万元的折扣交
给财政部长（也就是政府）。总理认定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政府无权接受这
笔钱，因此下令把100 万元还给我们。显龙和我不想让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我的弟弟
担任公司董事而受惠，于是把这100 万元捐为慈善用途。
我也要求总理把这件事情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辩
论过程中，反对党议员表示根据他们的经验，给这样的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购
买房产过程没什么不妥。这些反对党议员包括两名执业律师，其一还是反对党领袖。
我们把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地占了便宜的经过，完全公开披露，结果第二年大选，
它并未成为竞选课题。诚如我对国会所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并针对我的行为提出
报告，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和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枉
法。
12、城在花园中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
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
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
197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主人同我们见面的会议室里摆着痰盂，
有些中国领袖还用它。于是，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我们在会议室内
他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他却没用，也许是他发觉新加坡华人跟
中国人不一样，不随地吐痰。1980年我再次访问北京，发觉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痰
盂已经拿走了。几年后，我在新加坡设宴招待主管经济的国务委员谷牧，提到人们
改变了习惯，不再在人民大会堂里使用痰盂。他笑着说，会议室里的是拿走了，办
公室里却还用，老习惯改不了。
从60年代开始，我们便展开反随地吐痰运动。尽管如此，到80年代，还有许多
的士司机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刹和熟食中心里照吐不误。我们通过学校
和媒体传播信息，肺病等疾病会因随地吐痰而传染。现在很少看到人们在公共场所
随地吐痰。我们都是移民，离乡背井而来，但却准备摈弃陋习，在一个新的国家脱
颖而出。这个运动成功了，促使我再接再厉把人民的其他陋习也改掉。
独立后，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
世界国家不一样。最后，我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清洁又葱翠的城市的计划。我
的策略之一是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绿洲，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使来自发达国家
的商人和旅客，把这里当成是到本地区进行商业和旅游活动的基地。改善有形的基
础设施要比改变人民的习性容易。他们原本住棚屋，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个洞，就
是到放在屋外厕所的木桶去解决。如今搬进装置了现代卫生设备的高楼，他们的习
惯却没有改变。我们设法使人民改变乱丢垃圾、喧哗吵闹、粗野无礼等坏习惯，并
使他们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讲究礼貌。
我们从很弱的基础做起。60年代，部长和国会议员接见选民，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的时段总是大排长龙。妻儿陪伴在旁的失业人士前来找工作，或要求的士或小贩
营业执照，或要求在学校食堂售卖食物。这正是失业数据背后的现实情况。数以千
计的人在人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