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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终无法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基层，惟一对付他
们的办法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选与大选之间，坚持不懈地在同一基层下苦功。
为了同亲共产党工会和协会开办的夜间进修班竞争，我们成立了人民协会，把
多个宗乡会馆、商会、消闲俱乐部，以及从事艺术、业余与社交活动的团体收编为
团体会员，让它们在我们设立的100 多个民众联络所提供咨询与服务。这些联络所
主办中英文识字班、缝纫班、烹饪班，还开班教人修理汽车、电器、收音机、电视
机等等。我们同共产党一争长短，进而超越他们，借此逐渐夺回部分共产党人培养
的基层。
1962至1963年间，走访各个选区时，我召集了全岛各个小村镇的活跃分子。他
们是各种社团和俱乐部的地方领袖，各自组成本地区的欢迎委员会来跟我和我的一
组官员讨论改善道路。安装街灯和水龙头、疏浚沟渠以消除水患等事务。访问结束
后，我们拨出款项让工作小组负起后续的工作，落实这些项目。
1964年，当我们还是马来西亚的成员时，发生了种族暴乱，过后，我们成立了
“亲善委员会”，以防再度出现种族关系失控的局面。委员会委员是由同一地方上
不同社群的基层领袖组成的。
我以这些“欢迎”和“亲善”委员会为基础，吸收比较活跃和有潜能的委员，
为联络所管委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服务。联络所管委会主办消闲、教育和其他活动。
公民咨询委员会则利用我们提供的款项，展开改善地方设施的小规模公共工程。他
们也自行筹款，为穷人提供福利金和助学金。
当时的社区领袖不愿意，甚至害怕公开跟某个政党认同，宁可跟政府站在一起。
这是殖民地时期，尤其是宣布“紧急状态”期间留下来的后遗症。当时共产党人非
常活跃，谁跟那些同马共敌对竞争的政党认同，都会受到惩罚。通过成立联络所管
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之类的半官方组织，我们动员了多个领域的长者，他们在各
自的社区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每次大选过后，他们总会跟我们的议员合作。尽管
其中一些长者在大选期间保持中立，不积极助选，他们的支持和影响力却对选民产
生作用。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搬进组屋，我成立了居民委员会，让每个委员会为六到
十座组屋服务，基层领袖和居民之间因此有更密切的交流。这样，每个建屋局新镇
都有一个网络，把居委会同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系起来，进而同网络
的神经中枢——总理公署相联结。因此，反对党领袖走访居民，往往是在获得细心
管理和照顾的行动党地盘活动。社区里自然会有游离选民存在，但同时也有一股由
地方领袖组成的中坚力量——他们知道行动党议员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论大选期间
或大选过后，都会照顾居民的需要。
英国宣布从新加坡撤军后不久举行的1968年大选，是一个转换点。我们以压倒
性票数赢得了所有议席。到了1972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我们几乎创造了奇迹，令
人民放下心头大石，转忧为喜。尽管英军撤退，国内生产总值随之下跌20％，工作
岗位也减少了五万个，我们却能取得高增长。并降低失业率。美国跨国公司制造了
数以千计的电器与电子厂的工作职位。我在同年9 月举行大选时，65个议席当中，
反对党候选人同我们竞选57个，结果我们以70％的得票率赢得了这57个席位。
1976年我们再度囊括所有席位，37个无对手，38个竞争席位全胜。行动党领袖
的崇高地位，加上我们取得的成就，令反对党难以招架。人民对行动党的领导能力
充满信心，不想要反对党。他们一心要经济继续增长，离开陋屋，找份待遇优厚的
工作，佣逐渐提高的薪金购买新组屋，把孩子送人我们当时正在兴建的设备较好的
学校。大家犹如跟着潮水般不断升涨。我们在1980年第四度席卷大选的所有席位，
37个没有竞争对手，38个以77。5％的得票率赢得。我的政敌总是等到大选期间才造
谣诬蔑，希望能令我蒙受最大的打击。如果不诉诸法律行动，人们就会相信这些无
稽的指控。西方的自由派评论员说，我的名誉无懈可击，没有人会相信冲我而来的
一派胡言，因此我应该宽宏大量，不加理睬，不该怀恨在心，提出诉讼。但是人们
之所以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惟一的原因就在于我总是严加驳斥。如果不提出诉讼，
有人就会拿这些做证据，说我心虚。在邓亮洪案件中，我购买两间公寓一事有好一
阵子在政坛L 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在邓亮洪于《亚洲周刊》发表那番谈话之后不控
告他，他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肆无忌惮地进行更多荒谬的指责，到那个时候要反
驳他为时已晚，连行动党的支持者也会猜疑我有没有犯错。不过，因为新加坡人民
知道我对任何不符事实的诽谤言论必会提出挑战，因此邓亮洪在诋毁我的时候，立
刻把资金调离新加坡，为接踵而来的后果做好准备。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必
定起诉诽谤我的人：自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的政治环境要求政界人士一旦面对有
关行为不检或做错事的指控，务必站出来自我辩护。
反对党议员如果遭人中伤，同样会采取诉讼行动。詹时中曾经起诉两名行动党
部长，侯永昌和丹那巴南，结果对方给予赔偿，庭外和解。拉贾拉南在1981年起诉
当时担任贸工部长的吴作栋，但是败诉。他上诉到枢密院，结果还是一样。在选民
心目中，任何有关行为不当或不诚实的指控，都必须对簿公堂，这已成为不争的原
则。行动党的部长向来深得人民敬重，就是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出庭为任何行为不当
的指控接受检查和盘问。有人批评我采取诉讼行动是要堵住反对党的嘴巴，使他们
吭声不得，但是这些人不明白，在一个贪污、朋党与裙带风仍然猖撅为患的区域，
人们会多么轻易相信任何关于不诚实或贪污的指控。
一些评论员声称新加坡的法官对我惟命是从。主审我的案子的都是资深法官，
他们有自己的地位和名誉要维护。他们的判决发表在法律报告中，日后将成为其他
案件的判例，任由律师界2000多名律师以及国立大学法律系师生如何钻研，都经得
起考验。
这类关于我们利用诽谤诉讼使政敌破产的指控，在1994年10月7 日达到了沸点。
《国际先驱论坛报》当天发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美籍讲师克里斯托弗。林格尔执笔
的一篇文章，对我进行这样的抨击：“本区域一些容不下异己的政权在压制歧见方
面，展示了相当精妙的手段……其他比较含蓄：依靠惟命是从的法官替他们把反对
党政治人物整到破产。”该报的主编、出版人、作者全被我起诉。尽管有外国媒体
全体出动为他们的案件大事宣传，但是该报的主编和出版人却宁可通过律师承认文
章所言不实并道歉。法庭判《国际先驱论坛报》支付损失赔偿和诉讼费。至于林格
尔，为了避免在法庭上遭盘问，传票一发出，他便逃离新加坡。
反对党或报刊对我的名声做出不公道的抨击，我不但没有压制他们，反而是每
一回上法庭当原告都把自己的私人和公家生活一概赤裸裸地摊开，任由审查。要不
是记录清白，这可是不必要的冒险。正因为我选择了这么做，而且把赔偿金捐给需
要帮助的慈善团体，所以一直有办法维持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要砥柱中流和赢得
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做到这点，同评论员辩论就绝不能被驳倒。
他们埋怨我过于压制0 他们的言论，可是观点有错就必须受到挑战，否则会影响民
意，制造麻烦。那些为了一逞聪明而为难政府的人，一旦被我以同样尖锐的言论还
击，可怨不得人。0 与此同时，行动党也尝试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同教育程度较
高，见闻较广，希望参与国家辩论的新一代新加坡人沟通。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
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素质低，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一类观点在国
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l 抒发。我们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人
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称为官委议员。这个计划很成功，它
让非行动党出身的杰出人士进人国会。官委议员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他们对
政府的政策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认真的批评。政府也同样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
其中一位官委议员温长明还以无公职议员的身分提出一项议案，并获国会通过，成
为后来的赡养父母法令。
1984年的大选过后，我们成立了民意处理组，提供管道让公众通过论坛和反馈
会议，对一些政策发表意见。议员以同情聆听的态度主持这类会议，目的是收取民
意，不是笼络人心。这使得人民大胆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所有相左的意见都
会令我们改变或撤销条例，但是这些反馈有助于政府改进政策。继1965年新马分家、
1968年英军开始撤退之后，大选便成伪行动党探测支持度的全民表决，不再是输赢
的问题。行动党的l 得票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人数逐渐增加的年
轻选民未曾经历过早期的挣扎，对行动党的忠诚不比上一代人。他们要有一个反对
党的声音同行动党抗衡，向政府施压，以获得更多优惠，同时使强硬政策软化。这
么做迟早会造成无能之辈当选。这种情形确实发生了。
吴总理在1991年宣布举行大选时，反对党改变策略，不再派出更多能力差的候
选人上场，而是在提名当天，故意让行动党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大多数议席。
他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