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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总以积极的态度处理问题,使失业率从1965年的14%下降到1997年的1。8 %。
从1973到1997年,25年间的实得工资每年平均增长近5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
机中,我们受到挫折:失业率在1998年上升到3。2 %。为了恢复竞争力,工会同政
府达成协议,从1999年1 月1 日起,推行一整套措施,把工资和其他成本削减15%。
7、我们不搞施舍
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倩的
政策,不愿意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
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
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
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
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
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60年代,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竞争力强,强调胜者为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新加
坡不适用。殖民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
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
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
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
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
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
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
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1963年9 月
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
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
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
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 %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
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
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
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
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
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
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
员缴交5 %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 %,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
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
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
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
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 %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
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7、我们不搞施舍
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倩的
政策,不愿意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
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
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
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
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
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60年代,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竞争力强,强调胜者为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新加
坡不适用。殖民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
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
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
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
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
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
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
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1963年9 月
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
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
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
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 %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
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
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
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
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
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
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
员缴交5 %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 %,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
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
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
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
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 %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
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8、中流砥柱四十年
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我有所怀疑……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
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
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主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
权的欲望。
1959年至今,40年来人民行动党连续十次赢得大选,始终没有变得臃肿懈怠。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批评新加坡的人相信行动党能够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
情。然而这样的解释未免简单化了。如果我l 们违背了同人民缔结的信约,早就被
踢出局了。我们在60年代领导人民走出绝望的深渊,进人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发展的
时代。我们利用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长作为垫脚石,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便从第三世界
晋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最难应付的政敌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的反对党领袖走访选区是
为了试探他们在哪一区会有所作为——凭的是人们在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超
级市场等场所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接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等等。我从来
不信这一套。我跟政敌之间有过许多次不愉快的交手,从中认识到了选旧的总体情
绪固然重要,关键其实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当年我们到共产党人
的地盘访问,结果遭当地的居民冷落。选区里的主要人物,包括工会领袖,以及零
售商或小贩公会、宗乡会馆、校友会等等的理事,全被共产党干部拉拢到同一个网
络中,使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一支稳操胜券的队伍。碰上他们,不管我们在竞选期间
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终无法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基层,惟一对付他
们的办法是年复一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