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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
滥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
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
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
我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是为工会斗争，出任工会的法律顾问和谈判代表。到了50
年代中期，工会一般都变得好斗起来。为了争取投资，并且教育工会领袖和工会会
员，使他们了解，为了提供新的职位，我们非争取投资不可。不过，要这么做谈何
容易。
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工会引起数不尽的罢工、怠工和暴乱。从1961年7 月到
1962年9 月，新加坡发生了153 次罢工行动，创下本地记录。1969年，这也是战前
以来的第一次，全年没有发生过一起罢工或停工事件。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不能
杀死下金蛋的鹅英国式的工会作风毒害了新加坡的劳工运动。殖民地政府请来英国
职工大会的杰克。布雷热等顾问。这些顾问把压榨雇主的种种不良做法传授给他们，
不顾公司状况一味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1966年7 月，我在军部平民雇员联合
会的会议上，呼吁英军雇员摈弃这些摧毁了英国经济的英国工会陋习。我承认，当
我代表工会进行谈判时采取过好些类似的做法，因为当时工人受到太多的剥削。但
是，那么做的后果很糟，失业问题更因此雪上加霜，我悔不当初。例如，公共假日
三薪导致清洁工人故意在公共假日前夕积压垃圾，这样他们在假日就一定有工作。
规定公共假日的用意是让工人有时间休息，可我们的工人要的是更多的薪水，不是
更多的闲暇。我促请工会领袖改变工会的一贯作风，破旧立新。
为了强调这方面的看法，我于1966年11月在国际劳工组织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
上，当着该组织的职员和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会领袖的面，重提这个问题。我告
诉新加坡的工会领袖，他们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我们需要这些金蛋。我说，工会
曾经是新加坡反英政治运动的一分子。政治领袖，包括我在内，答应过为工人争取
独立。我们说过：“跟我们一起争取自由吧，英国雇主给英国工人什么样的待遇，
我们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待遇。”许下的诺言如今无论如何必须兑现，但是要做到这
点，我们必须重新建立“监管制度、纪律和工作准则”，以提高工作效率。
每年有三万人离校找工作。我解释说，新加坡工会的行事作风迫使雇主走资本
密集路线，投资添置昂贵的机器来进行生产，尽量少请工人，情况和英国大同小异。
这就造成一小批享有特权的工会会员领取高薪，而待遇太低和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则
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维持凝聚力和稳定，不重犯过去的愚蠢错误而动摇人们对新加
坡的信心，我们应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
报酬必须以工作表现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根据。新马分家给工会和工人带来的震撼太
大了，加上英军撤退后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因此他们接受了我这种讲究实际的做
法。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危急，国家独立面临威胁。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职工
总会秘书长何思明是我在工会服务时期的老同事，他对我的政策，例如取消公共假
日三薪的决定，提出抗议。他和工会同仁必须应付基层的压力，争取工人群众站在
他们那一边，以免被共产党的工会领袖盖过。我不得不对0 他的抗议置之不理，但
是私下里特地同工会领袖会面，向他们解释我的顾虑。这些非正式会谈使他们明白
我为什么必须建立新的架构，精简我们的劳动队伍。
1967年1 月，卫生部开始推行新的清洁工人工作制度。同年2 月1 日，公共日
薪雇员联合总会属下的公共日薪清洁工友联合会大约2400名工人发动“野猫”式
（指未经工会批准或自行发动的）罢工。
这次罢工是新加坡劳资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换点。政府针锋相对地应付罢工行动，
赢得公众的支持，也导致工会文化产生了变化从目无法纪转为讲理并互谅互让。我
把公众舆论进一步扭转过来，通过向工会发表一系列演说，使工人对我们计划修订
劳工法令有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完全禁止某些重要的服务部门进行罢工，并规定每
个法定机构成立本身的工会。
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
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
滥用附加福利。我指望他们以领袖的身分开创以讲究实际的策略见称的新劳工运动。
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
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
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过后把他们控上法庭。我会立刻让港
口恢复运作。新元决不会贬值，我想人民是希望政府做出这一保证的。”我特别指
出“地位稳固的劳工自私自利的行为”。新加坡港务局1967年处理的货物增加了超
过10％，雇用的工人却没有增加，因为额外工作都成了超时工作。在僧多粥少的非
常时期，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对工会代表说，一定要使新加坡摆脱英国工会的一
切有害陋习。
为了求取平衡，我在一个雇主会议上指出，他们要工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就必
须公平对待工人；工会和雇主的基本目标相左，结果只会摧毁国家的经济。我敦促
本地雇主尽自己的本份，这样工人才会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高的报酬：直接报
酬来自工资和工作福利，间接报酬通过政府的收人获取，包括属于自己的住房，还
有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
1968年1 月，英军宣布撤退，加深了人们的不安。我抓紧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
改革，革除那些导致雇主的特权被剥夺、资方统筹业务的能力受侵蚀的工会陋习。
1968年4 月大选高奏凯歌之后，国会在同一年立法通过雇佣法令和劳资关系（修正）
法令，后来又修订了职工会法令。这些法令制定了最基本的雇佣条件，以及裁员赔
偿、超时补贴和附加福利的项限，划一周假、公共假日、工作日、年假、产假和病
假的条规，让资方重新掌握聘用、开除、播升和调动雇员等在工潮迭起的年代被工
会侵占的功能和权力。它们奠定了劳资关系和谐的基础。
我们规定工会必须先通过秘密投票才能采取罢工或劳工行动，否则将当违法论，
工会和工会职员可被提控。这项规定废止了公开举手表决的投票方式，使持有不同
意见的人不再受到胁迫而默默屈从。
我在工会服务时期的另一个老友，也是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职工总会领导人余美
国，反对雇主在雇用和开除员工方面享有那么大的自由。不过，他接受工会在态度
上应避免动辄对峙的做法，以便创造较有利于外来投资的环境。我也采纳防范措施，
避免发生滥用权力的事件。雇佣和劳资关系条例与惯例经过修订和改变，产生了具
体的效益。不出一年，新加坡有52家新工厂落成，在1969年制造了17000 份职业。
第二年，新投资提供了两万0 个新的就业机会。工人的收入也增加了。
1972年，我们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理事会每年利
用政府收集到的精确资料，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就新一年的加薪和其他服务条件，
提出大家能负担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联合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为一切劳资
谈判0 的指导原则，不同的领域再根据个别情况进行调整。从成立之初起，各方便
同意遵守一个原则：加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提高。
由于全国弥漫着深重的危机感，我才有办法在几年内扭转工会的态度。英军即
将撤退可能造成经济崩溃的危险，改变了国人的情绪和态度。他们意识到除非新加
坡来个180 度的转变，摆脱罢工和暴力，转而向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努力，否则
无异于束手待毙。
我让资方扮演新的角色，由他们自己争取工人的合作，否则生产力不可能提高。
定严规，说硬话，单单这些起不了作用。是政府的总体政策使工人和工会领袖支持
我们的大目标，使国际社会对新加坡有信心，从而吸引外国前来投资，提供就业机
会。不过最终还是我和工会的多年交往赢得他们的信赖，好斗、对抗的劳资关系才
转变为合作的伙伴似的关系。工会不再那么好斗1969年，德万。奈尔在我敦促下回
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德万。奈尔在w 年获选出任马来西亚国会议
员，之后便一直留在吉隆坡。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
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有德万。奈尔出任职总秘书长使我受益不浅，他为我协
调和调整政策，向大小工会灌输积极的工作态度。从TO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
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在这期间，他以职总领袖的身分劝服工会领
袖面对世界市场的竞争挑战。温斯敏每次来新加坡，总会跟负责联络工作的官员严
崇涛一起会见德万。奈尔，向他汇报当前的经济和就业情况。是德万。奈尔教会工
会领袖基本的经济原理，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有所建树。
他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工会斗争减少导致会员人数也减少了。为了应付这个趋
势，德万。奈尔在1969年11月举办现代化研讨会，在会上说服与会代表相信有必要
使工会的功能现代化，以适应今非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