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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做我的接班人，他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坐上那个位子。他还年轻，由另一个人来
继承我的职位当总理会更理想。如果将来显龙表现称职当上总理，到时大家都会很
清楚他靠的是自己的政绩。
接下来几年，吴作栋一直忍受着外国批评者的嘲笑，他们说他是为显龙暖席。
然而随着1997年吴作栋赢得第二次大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些椰榆都停止
了。
在协助吴作栋的时候，显龙也以自己的能力奠定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在处理政
府各方面的问题时证明自己是个果断、高效的多面手。不论是什么部门，几乎每一
个艰难或棘手的问题他都会注意并加以解决。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公务员们都知
道这一点。其实，我大可再留任几年，等他取得成为国家领袖的足够支持时才卸任。
但是我没这么做。
1992年10月，我和芝到约翰内斯堡去。当我在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显龙从
新加坡给我们打来长途电话。我赶紧回电，担心有坏消息。结果，消息令人震惊。
他的结肠长了息肉，医生化验后证实是癌性淋巴肿瘤。接着传来的消息让我们
稍微放心。显龙患的是中期淋巴肿瘤，化疗通常会有很好的效果。于是，显龙接受
三个月的密集化疗，癌细胞完全清除了，病情得到缓解。专家说，只要淋巴肿瘤五
年内不再复发，那就算完全痊愈。我们焦虑地等着五个年头的流逝。1997年10月来
了，又走了，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显龙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
1985年12月，显龙跟在国防部担任工程师的何晶结婚。她在1972年获颁总统奖
学金，随后在新加坡大学考获工程一等荣誉学位。目前她在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担
任总裁。这是美满的婚姻，他们生下两个儿子，何品也把显龙的另外两个孩子视如
己出。显扬的妻子林学芬是新加坡人，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念法律，也考获一等荣
誉学位。他们育有三个儿子。在武装部队服务15年后，显扬被外调到新加坡电信公
司。他的常任秘书曾要求他加入公共服务部门担任行政官，因为他极有可能在不久
后升任常任秘书，也有成为公务员首长的潜能。他比较喜欢企业界的挑战，所以选
择加入新电信。后来他升任总裁，又有评论指我任人唯亲。如果他升职是因为我的
关系，那么对他本人和对我所建立起来的任人唯贤制度而言，真是彻底的失败。他
的表现如何，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官员和他的同事会更清楚，基金经理也一样清楚。
新电信的股价并没下跌。几年下来，跟主要国际电信公司的主席和总裁接触过
后，一切有关他依靠裙带关系的言论全消失了。
1983年，在我提出大学毕业女生没结婚的课题的许多年前，孩子们还在求学时，
我和芝就告诉他们，在他们结婚之后，如能看到孩子的智力同父母“样，那么，他
们一定会感到很幸福。后来，他们选择的配偶都跟自己旗鼓相当。
玮玲选择当神经病学科医生，在陈笃生医院全国脑神经学院担任副主管（临床
服务），她跟许多同辈的大学毕业女生一样依然未婚。亚洲家庭的未婚子女都跟父
母同住，玮玲也不例外。她经常到国外出席神经病学科会议，忙于进行关于癫病症
和孩童学习障碍的研究工作。我们始终保持密切的家庭关系。他们星期日回来吃午
餐。小男孩们片刻都停不下来，在客厅里喧闹捣乱。多数人都很疼爱他们的孙子，
结果也宠坏他们。我们也很喜爱孙儿们，但却觉得他们的父母过于放纵他们。也许
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严厉了一些。不过这却对他们有好处。我的三个弟弟金耀、添
耀、祥耀，妹妹金满和我本人，有个坚强、足智多谋和意志坚定的母亲而深受其惠。
她尽其所能，确保哦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发挥各自的才能。金耀跟我一样在剑
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学院修读法律。后来，我们跟芝一起合伙开设李及李律师楼。一
年后，莱佛士学院和剑桥的老朋友埃迪。巴克加入哦们的公司。添耀成了股票经纪。
祥耀到菲茨威廉学院去念医科，回国后自设诊所，相当成功。金满早婚。当家中碰
到麻烦，比如显龙在1982年失去他的妻子名扬，以及在1992年患上癌症时，弟妹们
都会在我们身旁给予多方面的扶持和帮助。我的弟妹们跟我特别亲密。我不但是大
哥，也协助母亲做出重要的决定。父亲生性吊儿郎当，早在我还是少年时，母亲就
认定我是代替父亲的一家之主。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主。
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历新
年。
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凡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子，
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如今，我们都六七十岁了。每当有人生病，医生都
会通过检查，确定其他人没被类似的病痛折磨，因为我们体内都有父母的基因。我
们五人当中，三人已年过七旬，超出了《圣经》所说的人寿之期，我们都感到很欣
慰。，也协助母亲做出重要的决定。父亲生性吊儿郎当，早在我还是少年时，母亲
就认定我是代替父亲的一家之主。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
主。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
历新年。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凡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
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如今，我们都六七十岁了。每当有人生病，医
生都会通过检查，确定其他人没被类似的病痛折磨，因为我们体内都有父母的基因。
我们五人当中，三人已年过七旬，超出了《圣经》所说的人寿之期，我们都感到很
欣慰。
37、后记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
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
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有话直说，不怕冒犯我，尤其
是当我犯错时，他们更是直言不讳。他们帮我保持客观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长时
间担任领导角色而变得妄自尊大。
还记得六岁时，有一次坐着牛车到祖父的橡胶园去。牛车的木轮裹着一层金属
皮，没有弹簧或避震器，经过一段黄泥路，一路上颠簸得厉害。50年后，J997年，
我从伦敦乘坐超音速客机到纽约只需三个小时。科技改变了我的世界。
过去50年政治动荡剧变，期间我就唱过四首国歌：英国的《天佑吾王》、日本
的《君之代》、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是《前进吧，新加坡》。外国军队
来来去去，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还有带着台湾人和朝鲜族辅助部队
的日本人。战后，英国人回到新加坡，同叛乱的共产党人斗争。之后新加坡独立了。
接着印尼跟马来西亚展开对抗，我也被卷人政治变革的大洪流中。
如果我和我的同僚在1954年11月成立人民行动党的时候，早料到将面对许多风
险，我们还会不会继续上路？要是我们知道前方的路途是如此崎岖不平，困难重重，
我们就不会在50年代怀着满腔热忱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政坛。当时我们可以
感觉到，新马两地的华人对中国的成功都深以为荣。我们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
民地资产阶级分子，没有跟占多数的讲方言的华人沟通的能力，却在50年代不顾后
果地投入洪流。我们怎么可能跟马来亚共产党较量，争一日之长短？但是在那个时
候，我们并没想到这些。我们一心只想着要赶走英国人。
我们勇往直前，无视眼前的危险。心底的欲望强于理智的压抑，一旦陷入其中，
我们就被吸进更深的斗争旋涡里。跟共产党人的斗争比我们所预料的还来得早。我
们得应付共产党公开战线的工人、学生和文化团体，地下武装力量是他们的后盾。
1963年，我们跟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解决了共产党人引起的问题，之后却发现，
巫统（注：原文如此）马来领导层中的马来极端分子要建立的，是个由马来人支配
的社会。种族暴乱和无休止的冲突接踵而来，最终我们只好在1965年分家独立。我
们随即面对印尼的对抗。1966年对抗结束后，英国人在1968年宣布要把他们的军队
撤走。我们克服了一个困难，紧接着就碰到更叫人心寒的难题。好多时候，前途看
来是无望的了。
作为刚掌政的新手，我们就吸取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我们从没停止从实践中学
习，因为，时局不断在改变，我们需要根据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对我有利的条件
是，我的几位部长吴庆瑞。拉贾拉南、韩瑞生都博览群书，会被新思想所吸引却不
被迷惑。我们互相交换自己看过的有趣的书籍和文章。起步时，我们都很无知单纯，
幸好我们处事谨慎，经常质疑，并对新概念进行实验后才加以推行，以免惹来麻烦。
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的同志情谊就是在这种紧张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面对接踵
而来的危机，我们的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必须互相信任，了解彼此的强处和弱
点，并把它们列为考虑的因素。我们办事不采取先试探民意的做法。为了让新加坡
成为一个非共、非种族主义而且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我们的做法是实行必要的政
策，并争取人民支持这些政策。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
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
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